http://phoonyewtien.blogspot.sg/2012/06/blog-post_4602.html
2012年6月12日 星期二
中箭，不爽
昨天在联合早报“星期天”版读到早报记者洪奕婷的文章“我们又中箭了”。
一边读，一边不期然想起王昌伟先生的文章 -“刘程强与主流媒体的争议之我见”以及联合早报总编辑吴新迪先生的文章：“别把主流媒体当箭靶子”。
王昌伟先生在文章的开头说：“周六晚上，坐在电视机前看刘程强骂主流媒体，马上就想到我的许多在主流媒体工作的朋友，他们一定很不爽”（可能当时王昌伟先生和洪奕婷女士都正在电视机前“天涯共此时”，心情不同而已）。看来，王昌伟先生果然有先见之明，后来陆续登场之吴新迪先生的文章以及洪奕婷女士的文章，千言万语，读后感总归还是两个字 - “不爽”！
在言语上所谓的“箭”可粗分为“明箭”，“暗箭”或“冷箭”。刘程强先生日前直接而公开的批评主流媒体，和一些媒体在后港补选前后“有关”报道中，字里行间显而易见的“司马昭之心” 以及“悻悻然”，孰为“明箭”？孰为“暗箭”或“冷箭”？相信有眼睛的人都会看得出来。其实，无论明箭暗箭，箭来箭往都是兵家常事，当自己在（有意无意的？）“射箭”时，却不能容忍别人也“射射”，是什么道理？如果这回后港补选工人党的战绩是“半杯水”，凭良心说，媒体又多是以“半盈”或“半亏”的角度态度来形容和报导的？难怪王昌伟先生对媒体有“问心无愧”的期待和感叹。
洪奕婷女士以画家来比喻记者也不很恰当。虽然都属于专业，但画家可以自称或被称为艺术家，记者可以吗？艺术家对事物的描绘不一定都以精确，真实为出发点和终点。反之，记者在报导新闻时事时，则非清楚准确不可。画家在进行创作时可以主观随性的“天马行空”，而记者下笔时则非客观理性不可。因此：一个记者如果动辄以“画家”自居，“兴之所至”便为某些事物添加色彩，一旦“中箭”，那就可能和“因果”有关了？而所谓的“因果”，也和专业精神不无关系。另外：除了宫廷画匠，一个真诚的艺术家，是不会受权势利害所左右的，同时他/她也不会去左右别人的观点，他/她的老板就是他/她自己和艺术本身而已。这点或许不是每个画家都能做得到，但时下又有几个报人记者能做得到？
洪奕婷女士提及：“………. 有些人还深信我们的新闻报道在印刷前必须经过有关当局和部长的审批，我更不能不一再纠正，反驳，为我的同业维护尊严。”我不知道“当局”指的是什么，但我也相信部长应不至于如此。只是不知洪奕婷女士是否有想过，为何“有些人”会如此想？为何新加坡媒体在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2011年度新闻媒体自由度排名榜上，179个国家中仅排名135（注）？何人又是这些“有关”新闻报道的最终审批和拍板者？（若有委屈，洪女士是否应该把“箭”导向他们/她们？）
最终：没有人愿意当箭靶子，也不是人人都喜欢无的放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却是至理名言。作为大众媒体，“无病呻吟”之余之后，若还想要“维护尊严”，这点智慧也应该要有罢？不然，作为读者，也挺可悲的。
注：根据洪奕婷女士的文章，洪女士自己形容这是“不堪排名”。
11.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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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June 2012
10 May 2012
政府是动物管理员？人民是被耍的猴子？
http://www.zaobao.com.sg/sp/sp120506_011.shtml
议员专访系列 杨莉明:“丈夫”已知道“老婆”生气了
（2012-05-06）
@何惜薇
hosb@sph.com.sg
针对部分国人在去年大选中流露的不满和“激情”，财政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杨莉明用“丈夫”和“老婆”来比喻执政党与选民的关系。
动物管理员要求两只受困于铁笼内的猴子耍完把戏后，先是一律以黄瓜奖励它们。下一次，管理员给其中一只猴子黄瓜，但给另一只猴子一颗葡萄。
结果，再次拿到黄瓜的猴子耍性子，咬了黄瓜一口后，把剩余的黄瓜丢到管理员身上。
随后，管理员又重施故伎，给同样一只猴子黄瓜，再给另一只葡萄。这一次，拿到黄瓜的猴子不但把黄瓜丢向管理员，还大力地摇动笼子，以示抗议。
访问财政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杨莉明（44岁），她出其不意地播放上述网上视频。
她也举了孩子与玩具的例子：贫穷的孩子没有玩具，他们会就地取材，自得其乐一番。反观家中有玩具的孩子，他们开始要求更多，甚至与其他人做比较。
两个情景都说明一个道理：要求受公平对待是人的本性。不过杨莉明认为，大家对何谓公平的定义已经有了改变，从“我是否分享到好处”过渡到“我为什么要承受更多痛苦”。
过于成功 所以怒气难消
“吊诡的是，让人们感到不公平和生气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我们过于成功。”
她认为，如果我国经济没能从两三年前的全球金融风暴中迅速回弹，收入中位数没能急速增加，或许拥车证和房地产价格就不会被推得那么高。
“可是，如果我们没那么成功，我们可能又会面对其他问题，例如高失业率。看来，人们的怒气难消，而这导致他们没能体谅新加坡的特殊情况，正视我们的脆弱性以及成就。”
杨莉明之所以谈到人民感到不公平和生气的原因，是回应记者有关“分水岭”大选一年后，人们是否不再像当时那么“怒气冲冲”的问题。当时，大家似乎对很多事情都看不顺眼。
“大家总是埋怨拥车证和房地产价格高，却忽略了我国的人均拥车率在国际间是靠前的，也就是说国人拥车、追梦圆梦的机会比其他国家高。大家也忽略了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的年轻人，不满30岁就能拥有自己的住屋。他们光是对自己所得不到的东西感到愤怒。”
继续为碧山北居民
争取电梯翻新
杨莉明也是碧山—大巴窑集选区国会议员。
她管辖的碧山北选区内的72座组屋原本都因为平均成本过高，不能在电梯翻新计划下受益。政府把翻新电梯的平均成本限制在每户最多3万元，但由于碧山北多座组屋设计独特，有些组屋一层楼只有四个单位，而出现每户须承担过高翻新电梯成本的问题。
随着建筑方式有了改变，在12年里，碧山北的其中63座组屋加入电梯翻新计划。
这一来，剩余九座组屋的居民大嚷“不公平”。
“首先，大家都忽略了由政府出资翻新电梯的做法，在国际间可说是绝无仅有。他们也忽略了我们所取得的进展。
“但无论如何，身为他们的代议士，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站在他们那一边，我也希望他们能享有电梯停在每一层楼的便利，我不会放弃那九座组屋。”
过去沟通太理性
未来得考虑感性
杨莉明坦言，以往只会发信给受影响的居民，列出不能让他们在计划下受益的种种原因。
“过去，政府的沟通方式偏重理性，其实我们也得考虑到感性的一面，作出合理的回应。我们现在的处理方式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面对居民，我们的开场白是：我们能够了解你的感受……”
这种沟通方式明显地出现在最近有关如何提高低收入者工资的事件。针对知名经济学者林崇椰教授上月建议以“第二次经济重组”来大幅度提高工资，多位政治领导人虽然不赞同林崇椰所开的“药方”，却异口同声地表示了解低收入者的困境。
李显龙总理在五一劳动节集会上对该建议不表赞同，却坚定地承诺政府会竭尽所能让低收入者获得提升，让他们从各项援助计划中受惠。
谈到林崇椰事件，杨莉明说，该事件其实引发不同意见，有人大力反对，也有人表示希望看到实际的行动。
“不是每个人都是经济学者，无从判断林崇椰的建议是否行得通，但不少人表明希望政府为低薪工友做些什么。这是我们必须回应的，而总理也作出了承诺。我国人民有不同特质，有些希望听理性的解释，有些则理性的解释根本听不进去，只希望得到感性的回应。
“以林崇椰的建议来说，大家不是辩论对错，正如夫妻吵架时很难理性地作出分析，只是各自抒发感受。或许我将来应成为婚姻辅导员，哈哈。”
刚播完的新传媒电视剧《再见单人床》安插名人发表对婚姻看法的片段，杨莉明就是其中一人。在其办公室，处处可见“全家福”以及孩子们的画作，令人倍觉温馨。
在超过一小时的访谈中，育有三个孩子的她，多次用夫妻相处之道说明看法。就算是谈到她对去年大选的反思，她也直言，部分国人当时所流露的不满和“激情”是她始料不及的。
“这就好像丈夫得罪了老婆，却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老婆发怒才如梦初醒！”
牢骚属于过去
回过头看，杨莉明猜测，不一味迎合人民的政府不断坚持认为正确的政策，要求人民接受一些大家不觉得理所当然的事，例如提高消费税以保持低所得税率，接受有引进外籍员工的需要等等，人民后来透过大选表示“消化不良”。
尽管如此，她不认同大选导致政府检讨多个政策并作出改变的说法。
“社会价值观在改变，人们希望所处的社会不那么苛刻、多一点儿温情。我们不能说大选导致政策改变，只能说大选凸显社会价值观的改变，让我们不得不调整一些政策。”
在杨莉明工作的电脑旁边摆放了个很有意思的装饰品，上面写着“提出投诉的截止日期是昨天”（The deadline for complaints was yesterday）。
这相信是这位新晋政务部长的座右铭，所有的牢骚都属于过去式，必须乐观地面对眼前的挑战。
杨莉明的大儿子今年念中二了，双胞胎女儿则今年参加小六会考。问她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她说，所有重要的事情，包括亲子时间都记录在日记簿里。6月和12月的学校假期，她也务必请假陪家人。
“我挺迟睡的，如果你看到我的脸上长了更多痘痘，那表示我好几晚都很迟睡。不过，化妆还是能掩盖这些痘痘的！”
过去，政府的沟通方式偏重理性，其实我们也得考虑到感性的一面，作出合理的回应。我们现在的处理方式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面对居民，我们的开场白是：我们能够了解你的感受……
——财政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杨莉明
议员专访系列 杨莉明:“丈夫”已知道“老婆”生气了
（2012-05-06）
@何惜薇
hosb@sph.com.sg
针对部分国人在去年大选中流露的不满和“激情”，财政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杨莉明用“丈夫”和“老婆”来比喻执政党与选民的关系。
动物管理员要求两只受困于铁笼内的猴子耍完把戏后，先是一律以黄瓜奖励它们。下一次，管理员给其中一只猴子黄瓜，但给另一只猴子一颗葡萄。
结果，再次拿到黄瓜的猴子耍性子，咬了黄瓜一口后，把剩余的黄瓜丢到管理员身上。
随后，管理员又重施故伎，给同样一只猴子黄瓜，再给另一只葡萄。这一次，拿到黄瓜的猴子不但把黄瓜丢向管理员，还大力地摇动笼子，以示抗议。
访问财政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杨莉明（44岁），她出其不意地播放上述网上视频。
她也举了孩子与玩具的例子：贫穷的孩子没有玩具，他们会就地取材，自得其乐一番。反观家中有玩具的孩子，他们开始要求更多，甚至与其他人做比较。
两个情景都说明一个道理：要求受公平对待是人的本性。不过杨莉明认为，大家对何谓公平的定义已经有了改变，从“我是否分享到好处”过渡到“我为什么要承受更多痛苦”。
过于成功 所以怒气难消
“吊诡的是，让人们感到不公平和生气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我们过于成功。”
她认为，如果我国经济没能从两三年前的全球金融风暴中迅速回弹，收入中位数没能急速增加，或许拥车证和房地产价格就不会被推得那么高。
“可是，如果我们没那么成功，我们可能又会面对其他问题，例如高失业率。看来，人们的怒气难消，而这导致他们没能体谅新加坡的特殊情况，正视我们的脆弱性以及成就。”
杨莉明之所以谈到人民感到不公平和生气的原因，是回应记者有关“分水岭”大选一年后，人们是否不再像当时那么“怒气冲冲”的问题。当时，大家似乎对很多事情都看不顺眼。
“大家总是埋怨拥车证和房地产价格高，却忽略了我国的人均拥车率在国际间是靠前的，也就是说国人拥车、追梦圆梦的机会比其他国家高。大家也忽略了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的年轻人，不满30岁就能拥有自己的住屋。他们光是对自己所得不到的东西感到愤怒。”
继续为碧山北居民
争取电梯翻新
杨莉明也是碧山—大巴窑集选区国会议员。
她管辖的碧山北选区内的72座组屋原本都因为平均成本过高，不能在电梯翻新计划下受益。政府把翻新电梯的平均成本限制在每户最多3万元，但由于碧山北多座组屋设计独特，有些组屋一层楼只有四个单位，而出现每户须承担过高翻新电梯成本的问题。
随着建筑方式有了改变，在12年里，碧山北的其中63座组屋加入电梯翻新计划。
这一来，剩余九座组屋的居民大嚷“不公平”。
“首先，大家都忽略了由政府出资翻新电梯的做法，在国际间可说是绝无仅有。他们也忽略了我们所取得的进展。
“但无论如何，身为他们的代议士，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站在他们那一边，我也希望他们能享有电梯停在每一层楼的便利，我不会放弃那九座组屋。”
过去沟通太理性
未来得考虑感性
杨莉明坦言，以往只会发信给受影响的居民，列出不能让他们在计划下受益的种种原因。
“过去，政府的沟通方式偏重理性，其实我们也得考虑到感性的一面，作出合理的回应。我们现在的处理方式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面对居民，我们的开场白是：我们能够了解你的感受……”
这种沟通方式明显地出现在最近有关如何提高低收入者工资的事件。针对知名经济学者林崇椰教授上月建议以“第二次经济重组”来大幅度提高工资，多位政治领导人虽然不赞同林崇椰所开的“药方”，却异口同声地表示了解低收入者的困境。
李显龙总理在五一劳动节集会上对该建议不表赞同，却坚定地承诺政府会竭尽所能让低收入者获得提升，让他们从各项援助计划中受惠。
谈到林崇椰事件，杨莉明说，该事件其实引发不同意见，有人大力反对，也有人表示希望看到实际的行动。
“不是每个人都是经济学者，无从判断林崇椰的建议是否行得通，但不少人表明希望政府为低薪工友做些什么。这是我们必须回应的，而总理也作出了承诺。我国人民有不同特质，有些希望听理性的解释，有些则理性的解释根本听不进去，只希望得到感性的回应。
“以林崇椰的建议来说，大家不是辩论对错，正如夫妻吵架时很难理性地作出分析，只是各自抒发感受。或许我将来应成为婚姻辅导员，哈哈。”
刚播完的新传媒电视剧《再见单人床》安插名人发表对婚姻看法的片段，杨莉明就是其中一人。在其办公室，处处可见“全家福”以及孩子们的画作，令人倍觉温馨。
在超过一小时的访谈中，育有三个孩子的她，多次用夫妻相处之道说明看法。就算是谈到她对去年大选的反思，她也直言，部分国人当时所流露的不满和“激情”是她始料不及的。
“这就好像丈夫得罪了老婆，却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老婆发怒才如梦初醒！”
牢骚属于过去
回过头看，杨莉明猜测，不一味迎合人民的政府不断坚持认为正确的政策，要求人民接受一些大家不觉得理所当然的事，例如提高消费税以保持低所得税率，接受有引进外籍员工的需要等等，人民后来透过大选表示“消化不良”。
尽管如此，她不认同大选导致政府检讨多个政策并作出改变的说法。
“社会价值观在改变，人们希望所处的社会不那么苛刻、多一点儿温情。我们不能说大选导致政策改变，只能说大选凸显社会价值观的改变，让我们不得不调整一些政策。”
在杨莉明工作的电脑旁边摆放了个很有意思的装饰品，上面写着“提出投诉的截止日期是昨天”（The deadline for complaints was yesterday）。
这相信是这位新晋政务部长的座右铭，所有的牢骚都属于过去式，必须乐观地面对眼前的挑战。
杨莉明的大儿子今年念中二了，双胞胎女儿则今年参加小六会考。问她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她说，所有重要的事情，包括亲子时间都记录在日记簿里。6月和12月的学校假期，她也务必请假陪家人。
“我挺迟睡的，如果你看到我的脸上长了更多痘痘，那表示我好几晚都很迟睡。不过，化妆还是能掩盖这些痘痘的！”
过去，政府的沟通方式偏重理性，其实我们也得考虑到感性的一面，作出合理的回应。我们现在的处理方式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面对居民，我们的开场白是：我们能够了解你的感受……
——财政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杨莉明
26 April 2012
蔡裕林：贫富差距加速不能简单归咎于市场发展的需要
http://www.zaobao.com.sg/yl/yl120425_002.shtml
蔡裕林：调节贫富差距的苦药良方
（2012-04-25）
● 蔡裕林
自上世纪末起，环球化经济趋势的加速，世界经济迈入前所未有的发展规模。得益者成为了时代的宠儿，享受着通过无情竞争，自由搏杀得来的果实。正因为这种残酷的较量，众多国家和人民成为了被现实挤压的牺牲品。它的后遗症终于蔓延到发达国家，致使它们先后陷入贫富差距的深渊，引发社会动乱，激起严峻的反抗声浪。
新加坡随着世界潮流，攀上了成功的阶梯，赢得了许多赞誉。不过，我们也面对着同样的困境和挑战。并且，虽同列发达国家，却因体制与社会政策的不尽相同，而出现不同的特点。
与西方发达国家其中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从国家的层面看，新加坡的外来人口的增长速度与规模，是其他发达国家无法比拟的；新加坡没有失业救济金和养老金制度；以及新加坡的蓝领劳动者的待遇跟不上其他发达国家同行。生活水平的压力却相对快速递增；加上作为城市化的小国，益显两极分化的严重性。
形成新加坡贫富差距的关键因素，是外来劳动力的长期过大比例。记得1985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当时的劳工部长就曾提出，要在1990年把所有外劳送走。可是，到了1990年，新加坡的外劳人数却不降反升到30万人，2000年的又上升到70万人，2010年突破100万人以上。
政府与工会责无旁贷
新加坡因引进外劳而获益良多，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因过度依赖廉价外劳的粗放政策，忽视了底层劳动者的利益，导致贫富差距的加速。这就不能简单归咎于市场发展的需要。
政府一路来抓大放小，强调外资的重要性，远胜于奖励本地中小企业；政联企业从事甚至包办重要行业，促使本国中小企业，在困难中求存而不易发展。高竞争成本和国内市场有限的的经商环境，更使问题积久成疾。政府和工会必须为此负起应有的责任。
为了缩小贫富差距，也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袭击，新加坡政府自那时起，就着手加速推动解决贫富差距和危机引起的困境和挑战，强调培训、提供就业补助奖励等措施。2010年尚达曼财长进一步提出要通过提升生产力，在10年内让国人收入上升30%的目标。
问题是，国人期待改变能够带来更明显的效果。被社会发展抛在后头的群体，为了应付日益高涨的生活费，正苦苦挣扎。一个公平社会的基准是否得到坚守与贯彻，成为了人民关注与热议的焦点。
正是这种客观形势的驱使，争议纷飞，建议不穷。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林崇椰教授的“第二次经济重组”的出台。
至今，政府方面表达不同意见的有吕德耀、李奕贤、张思乐；工会方面的有林瑞生。它们都倾向于不赞同，担心引起广泛的负面影响。不过，也有若干工会表示欢迎。学术界则有多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较多持保留意见；财经界的见解各有见地；商界表达关注，并以持反对意见为主。
面对着如此反应与评论，林教授先后作出解释与澄清，坚持看法，力陈理据，足见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建议，具有强有力的论据。
诚然，我们不能忽视1979年的经济重组计划，它的首要目标在于推进整体经济结构转型。因而，能对生产力的提升起着正面的作用。林教授所倡议的第二次经济重组，其首要目标着重于调节贫富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过渡性的对策。这应是两者的最大差异。
在思考林教授的建议时，基于不同的国情与发展特点，不应单从商界，学界或工会的视角看问题。人们更应关注，首先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衡量建议的利与弊；然后，才在实践层面考虑不同的措施。因此，政府实在有必要跨越经济层面，更加重视从解决社会难题入手。或许，这样才能找到更好的切入点。更确切地说，政府正好通过短期的激进手法，加速提升蓝领阶层的工资，以拉平本国白领与蓝领，国内与国外相关行业薪金的差距。
新捷运将从下月起，把新加坡籍巴士司机基本月薪从1375元提高到1600元，起薪16%，加薪幅度比林教授建议的15%还高。这一实例，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可行性的参照。除了政府机关和政联企业，以及所有享有利润的公司，都应有能力落实外，其他面对各种困境的企业，政府为何不可以制定变通的对策以求解决？责无旁贷的应是政府，正如林教授所言，目前球在政府脚下。
国人乐见各方通过脑力激荡，不断加深对问题的了解，与寻求不同的解决方案的深入探讨，这正是新加坡当前最需要的。
作者是本地政治观察者
蔡裕林：调节贫富差距的苦药良方
（2012-04-25）
● 蔡裕林
自上世纪末起，环球化经济趋势的加速，世界经济迈入前所未有的发展规模。得益者成为了时代的宠儿，享受着通过无情竞争，自由搏杀得来的果实。正因为这种残酷的较量，众多国家和人民成为了被现实挤压的牺牲品。它的后遗症终于蔓延到发达国家，致使它们先后陷入贫富差距的深渊，引发社会动乱，激起严峻的反抗声浪。
新加坡随着世界潮流，攀上了成功的阶梯，赢得了许多赞誉。不过，我们也面对着同样的困境和挑战。并且，虽同列发达国家，却因体制与社会政策的不尽相同，而出现不同的特点。
与西方发达国家其中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从国家的层面看，新加坡的外来人口的增长速度与规模，是其他发达国家无法比拟的；新加坡没有失业救济金和养老金制度；以及新加坡的蓝领劳动者的待遇跟不上其他发达国家同行。生活水平的压力却相对快速递增；加上作为城市化的小国，益显两极分化的严重性。
形成新加坡贫富差距的关键因素，是外来劳动力的长期过大比例。记得1985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当时的劳工部长就曾提出，要在1990年把所有外劳送走。可是，到了1990年，新加坡的外劳人数却不降反升到30万人，2000年的又上升到70万人，2010年突破100万人以上。
政府与工会责无旁贷
新加坡因引进外劳而获益良多，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因过度依赖廉价外劳的粗放政策，忽视了底层劳动者的利益，导致贫富差距的加速。这就不能简单归咎于市场发展的需要。
政府一路来抓大放小，强调外资的重要性，远胜于奖励本地中小企业；政联企业从事甚至包办重要行业，促使本国中小企业，在困难中求存而不易发展。高竞争成本和国内市场有限的的经商环境，更使问题积久成疾。政府和工会必须为此负起应有的责任。
为了缩小贫富差距，也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袭击，新加坡政府自那时起，就着手加速推动解决贫富差距和危机引起的困境和挑战，强调培训、提供就业补助奖励等措施。2010年尚达曼财长进一步提出要通过提升生产力，在10年内让国人收入上升30%的目标。
问题是，国人期待改变能够带来更明显的效果。被社会发展抛在后头的群体，为了应付日益高涨的生活费，正苦苦挣扎。一个公平社会的基准是否得到坚守与贯彻，成为了人民关注与热议的焦点。
正是这种客观形势的驱使，争议纷飞，建议不穷。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林崇椰教授的“第二次经济重组”的出台。
至今，政府方面表达不同意见的有吕德耀、李奕贤、张思乐；工会方面的有林瑞生。它们都倾向于不赞同，担心引起广泛的负面影响。不过，也有若干工会表示欢迎。学术界则有多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较多持保留意见；财经界的见解各有见地；商界表达关注，并以持反对意见为主。
面对着如此反应与评论，林教授先后作出解释与澄清，坚持看法，力陈理据，足见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建议，具有强有力的论据。
诚然，我们不能忽视1979年的经济重组计划，它的首要目标在于推进整体经济结构转型。因而，能对生产力的提升起着正面的作用。林教授所倡议的第二次经济重组，其首要目标着重于调节贫富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过渡性的对策。这应是两者的最大差异。
在思考林教授的建议时，基于不同的国情与发展特点，不应单从商界，学界或工会的视角看问题。人们更应关注，首先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衡量建议的利与弊；然后，才在实践层面考虑不同的措施。因此，政府实在有必要跨越经济层面，更加重视从解决社会难题入手。或许，这样才能找到更好的切入点。更确切地说，政府正好通过短期的激进手法，加速提升蓝领阶层的工资，以拉平本国白领与蓝领，国内与国外相关行业薪金的差距。
新捷运将从下月起，把新加坡籍巴士司机基本月薪从1375元提高到1600元，起薪16%，加薪幅度比林教授建议的15%还高。这一实例，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可行性的参照。除了政府机关和政联企业，以及所有享有利润的公司，都应有能力落实外，其他面对各种困境的企业，政府为何不可以制定变通的对策以求解决？责无旁贷的应是政府，正如林教授所言，目前球在政府脚下。
国人乐见各方通过脑力激荡，不断加深对问题的了解，与寻求不同的解决方案的深入探讨，这正是新加坡当前最需要的。
作者是本地政治观察者
23 February 2012
Why we have to pay for a hasty wrong policy made? -- Bus Services Enhancement Fund comes under spotlight during REACH Budget dialogue
http://www.todayonline.com/Singapore/EDC120223-0000103/Bus-Services-Enhancement-Fund-comes-under-spotlight-during-REACH-Budget-dialogue
"What Singaporeans want are quicker solutions," said Mrs Teo. "They don't want to wait so long. So it's with Singaporean needs in mind that we assessed that the better way to do it, the faster way to do it, the more efficient way of doing it, is to partner the existing public transport operators to deliver the increased capacity."
~ Minister of State for Finance and Transport Josephine Teo
It's the government, in the first place, want to have quick solutions on economics and population policy that it allows many more FTs coming into Singapore that cause the over crowded issue. IMHO, why do we need to pay the final bills for a hasty wrong policy government have made? And if this is so, then a parallel policy re-think or even revamp Transport Ministry need to work on for the public transport policy. We should not always have a short term solutions for issues affect every citizens of this nation everyday.
~ Ang Chong Leong
Bus Services Enhancement Fund comes under spotlight during REACH Budget dialogue
by Sumita Sreedharan Updated 10:01 AM Feb 23, 2012
SINGAPORE - The Government's plan to fund 550 new buses for operators SBS Transit and SMRT dominated Wednesday night's Budget dialogue session organised by Government feedback unit REACH.
Of the 15 questions raised by members of the public during the session, a third zoomed in on the Government's plan to boost bus capacity.
Some questioned why the Government is using public funds to finance private operators, while others felt if the S$1.1 billion set aside under the Bus Services Enhancement Fund could be used for other purposes, such as employment. Questions were also raised as to whether the current market structure of the transport sector should remain or be nationalised.
Minister of State for Finance and Transport Josephine Teo, who chaired the session along with Reach chairman Amy Khor, pointed out that the S$1.1 billion set aside will be used over the next decade and wa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levels of service to meet commuters' expectations.
"What Singaporeans want are quicker solutions," said Mrs Teo. "They don't want to wait so long. So it's with Singaporean needs in mind that we assessed that the better way to do it, the faster way to do it, the more efficient way of doing it, is to partner the existing public transport operators to deliver the increased capacity."
Mrs Teo also stressed that SBS Transit and SMRT are "expected to raise standards across the entire fleet they run". As more buses are added to the fleet, buses - including those plying feeder services - will be less crowded, she added.
In funding the new buses directly, Mrs Teo felt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a "practical approach" towards the matter.
Speaking to reporters after the dialogue, and asked on whether it would have an impact on any future fare increase, Mrs Teo assured that "commuters should not be overly worried" as "the fare formula hasn't changed as a result of the bus injection". Public transport fares are determined by a fare cap formula, which factors in changes in inflation, wages and productivity.
While public transport made up 12 per cent of total responses gathered by Reach on the Government's Budget, building a fair and inclusive society topped the number of responses with 40 per cent of all inputs received.
At the dialogue on Wednesday night, some raised concerns over the Silver Housing Bonus and wondered if those downgrading were suppose to buy resale flats which were still as expensive. In reply, Dr Khor noted that the Silver Housing Bonus was just an option for those already thinking of downgrading and was "just an added incentive."
The Silver Housing Bonus provides up to S$20,000 - S$15,000 in cash and S$5,000 to CPF - for Singaporeans aged 55, who wish to move from larger flats to smaller units.
Dr Khor, who is Minister of State for Health, also reiterated that the Government's priority is for seniors to age within the community. Having elder-care centres within the community also makes it easier for families to visit their family members, she added.
Responding to suggestions to extend the MediShield illness insurance beyond 90 years old, Dr Khor said the result of that would be higher premiums. She said there is a need to strike a balance when it comes to affordability. Dr Khor added the Medifund endowment exists for Singaporeans beyond 90 years old and who need help with medical expenses.
(Photo taken from http://forums.hardwarezone.com.sg/current-affairs-lounge-17/transport-issue-%3B-crowding-trains-spill-over-onto-crowding-platforms-2859322.html)
05 November 2011
To Mr. Khaw Boon Wan, What did you expect? from PaSsu Diary- Journal of an Ordinary Bhutanese:
http://www.passudiary.com/2011/10/to-mr-khaw-boon-wan-what-did-you-expect.html
To Mr. Khaw Boon Wan, What did you expect?
(This is in reply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Minister Khaw Boon Wan of Singapore on his comments made on our country )
Dear Mr. Khaw,
I was not surprised when you said Bhutan is not the last Shangri-la on Earth, because I had a friend from your country who found Bhutan only "full of mountains and valleys". When you visited Bhutan, what did you expect? Those flying mountains you saw in Avatar? or Every Bhutanese merrily dancing in designer clothes? Well, you must have at least expected fancier cars and taller buildings but we only have taller mountains (not flying ones) and thicker forest (truly natural).
I am not surprised even when you said "Most of the time, I saw unhappy people, toiling in the field, worried about the next harvest and whether there would be buyers for their products." because I heard a proverb in school that goes, "Two men looked through the prison window, one saw the mud and other saw the horizon". I am only surprised that you have spend "Most of your time" in Bhutan looking in the fields. I am amazed at your ability to figure out whether the people are happy or unhappy just by looking at them- O' you even knew they were "worried about the next harvest". No wonder you country export human resources.
I visited your wonderful country sometime ago, and it felt like a city from the future.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held me spell bound, Cleanliness of the street is so much that I didn't find a fragment of dust on my shoes after walking for the hours, Every building and car looks new, and there is no question about the civic sense among the people. Four days after I landed in Bhutan I woke up and started sharing the stories of your wonderful country- yes it took me four days of sleeping to shake of the hangover of many sleepless nights in your 24X7 country. I read the amazing history of your country and thought to myself, if Bhutan's to develop, Singapore can be our vision.
But since you questioned the presence of happiness in Bhutan, let me answer by telling you few things that you overlooked when you visited my country. Those people you saw in the fields weren't unhappy, if you have gone closer you would have heard them singing and enjoying the social lives, perhaps you won't understand that. If you have spent a little longer time watching them, you would have seen and a woman with basket on her back and holding arms with several children coming with steaming food- we don't have McDonald or KFC. Then everybody will sit down to eat their lunch, laughing and joking, feeding babies, for over an hour- you wouldn't have had so much time to sit and watch I know, times means money in your country. But we have luxury of time. People don't worry "about the next harvest and whether there would be buyers for their products." In fact, we don't do much commercial farming, we do most of them to keep with the tradition. And when the sun sets, doesn't really matter what time, people leave for their homes where they have a large family waiting. Large family because we don't chase away our children when they become 18 or children cast away their parents when they age.
We don't need Health Insurance to survive, no have to go for Education Loan for educating our children. We don't hang the drug users, we counsel them to hang on to their lives, we don't have to have a job to survive, and when we fall sick even the furthest cousin comes to attend without having to update Facebook status.
If you reread our history you will find that our wise kings have hidden us from the outside world so that we could remain the way we are today. If we start mining our mountains and lumbering our forests, we can become Singapore in a year but no matter what you do you can never become Bhutan. It is far too difficult. We shall be the last breath of oxygen on earth.
Bhutan may not be the Last Shangri-la but we are happy.
By PaSsu at 1:01 AM
01 October 2011
从新闻看香港与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如何处理永久居民问题
http://www.zaobao.com.sg/sp/sp110929_001.shtml
总人口增加10万7000达518万人
我国永久居民人口首度萎缩
（2011-09-29）
● 周殊钦 报道
尽管本地永久居民人口自2005年来首次出现萎缩，但是由于公民人口和非居民人口继续增长，使得新加坡的总人口还是同比增加了10万7000，达518万人。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昨天公布的2011年人口趋势报告，截至今年六月，新加坡公民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万6500人至326万人、永久居民则减少了9000人至53万人，而非居民人口则增加6.9％，达139万。
非居民包括那些持工作准证、就业准证、长期社交访问准证及学生证等在本地逗留的外国人。
政府自2009年起收紧移民政策的效果，明显地反映在永久居民人口过去两年的变化。永久居民人口逐年的增幅从前年的11.5％，猛减至去年的1.5％，今年更是首度出现萎缩，减至53万人，进而促使居民人口的增幅也从去年的1％，放缓至今年的0.5％。
居民人口是由公民人口和永久居民人口这两部分所组成。
然而，非居民人口却出现较去年更快速的增幅，去年非居民人口的增幅只有4.1％。这是因为我国就业市场去年增长强劲，所创造的工作机会远比本地人口所能填补的为多。
针对我国人口增长趋势，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注意到，人口在一年里增加超过10万人，犹如我国在一年之内出现多一个大巴窑新镇。而这对我国的基础设施和社会资源还是会造成不小的压力。
“除非当局有办法扩大社会资源以容纳更多的人口，民众未必容易接受政府之前所提出已收紧移民政策的说法。”
政治观察家、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陈庆文也有同样关注。他指出，调整移民政策需要时间才能见效，而一般国人也未必会去区分永久居民和非居民。
由于基础设施的扩建跟不上外来人口增长的速度，人们过去几年来因必须面对越来越挤迫的社会空间，而日益感到不满。不少观察家更把这个备受批评的移民政策，指为影响今年五月大选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前内阁资政李光耀也曾透露，按照人民行动党对大选结果的分析，行动党之所以得票率下跌了6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房屋供给不足以应付需求，以及公共交通拥挤不堪。
政策研究院最近公布的一项人口课题研究表明，如要维持我国劳动队伍的活力，引进新移民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选项。
昨天由国家人口及人才署、新加坡统计局、内政部和移民与关卡局联合发表的人口简要报告，也再次透露政府对移民政策，乃至更宏观的人口管理政策背后更深层的隐忧。
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在每况愈下的低生育率和日渐加长的预期寿命的双重影响下，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以年满65岁者为例，这个年龄层所占居民人口的比率已从2000年的7.2％提高到9.3％。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意味着全体国人将担负更高的社会经济成本。
这从老年人口赡养比例（old-age support ratio）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以公民人口而言，这个比例在2000年是9.3，去年是7.2，今年进一步下跌至7.0。换言之，在十年前，大约有超过9名年龄介于15岁至64岁的公民一起赡养一名年满65岁者，现在只剩下7名这么做。
此外，除了生育率继续下滑至去年的1.15，远低于2.1这个自然人口替代率，人口趋势报告还显示我国去年注册结婚的数目，自2003年以来首次下降，只有2万4363桩，比前年的2万6081桩减少了6.6％。
chuching@sph.com.sg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sg/sp/sp110929_0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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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裁决：入境条例违反《基本法》
港十多万外佣可申请永久居留
戴庆成 (2011-10-01)
香港高等法院昨天裁定香港的入境条例违反《基本法》，当地超过十万名外籍女佣将有资格申请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但特区政府随即提出上诉，并向原讼法庭申请延迟执行裁决。
虽然这起官司未知最终会“鹿死谁手”，但连日来已引发香港民众热议，甚至演变成一场社会和政治风波。
香港雇主团体对法院的裁决表示失望，担心会影响社会资源分配，认为特区政府有需要寻求人大释法。但也有法律学者认为，法院对《基本法》的诠释属于高度自治范畴，无须提请人大释法。
这次事件，缘于一名1986年以来一直在港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同一个家庭服务的菲佣伊万杰琳（Evangeline Banao Vallejos）。她在2008年4月向香港入境处申请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但处方根据《入境条例》有关条文拒绝其申请。同年12月，她向人事登记处申请再度被拒，遂向人事登记审裁处提出上诉，但也于去年6月被驳回。
不过，港高等法院昨天裁定，《入境条例》中不把外佣在港工作归类为“通常居住”的做法，违反《基本法》第24条。换言之，居港七年的外佣有资格申请居港权。
判词解释，即使外佣规定要在雇主的家留宿，也不可以改变外佣是在港居住的事实，加上外佣是自愿地留港工作，也受到香港劳工法例保障有休息日、工余时间可以进修，以及享有参与娱乐、宗教及社交活动的自由，因此不应该被剔出通常居港的定义。
高院26日再开庭宣布如何实施裁决
香港高院将于10月26日再次开庭，宣布如何落实及实施裁决内容。
据港府早前估计，目前香港有30万名外籍佣工，其中11万7000人已居港逾七年。高院作出裁定后，外佣团体“亚洲外佣协调会”发言人指出，裁决体现法治胜利，反映港尊重人权。
发言人说：“这不只是令外佣得益，也对香港形象有裨益。第一，判决捍卫了平等待遇，公平对待外佣；第二，判决也是反对歧视，对香港形象是好事，对香港社会也是好事。”
菲律宾官方也欢迎香港法院有关裁决。专责佣工事务的副总统比奈认为，在海外的菲律宾佣工对当地经济有重大贡献，香港法庭的裁决肯定了这一点。
印度尼西亚劳工部负责海外劳务的官员则盛赞香港为印尼海外劳工的最佳工作地点之一：“我们希望这个裁决能够成为一种标杆（benchmark），其他国家都效法。”
然而，许多港人就担心，港府输掉官司后，目前在港工作、数以十万计的外佣恐怕都会申请在港定居，结果将对政府资源、就业市场构成前所未有的压力。
资深律师梁家杰则认为，入境条例判违宪不代表外佣就拥有居港权，有关申请会否成功还要看入境部门是否批准。
保安局局长李少光表示决定就判决提出上诉，并会向原讼法庭申请延迟执行裁决。
李少光指出，如果入境处现在仍处理申请，将对很多香港家庭造成严重影响；如判决最后被推翻，也可能无法挽回后果及损失，强调有关做法符合公众利益。
他同时强调，暂时无须改变香港的外佣输入安排，以减低对雇用外佣家庭的影响。
对于港府一旦再次败诉，应否提请人大释法，香港社会各界意见不一。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罗军典指出，希望特区政府提出上诉，甚至在终审庭未作出终极判决前，向人大提请释法。
前保安局局长、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则表示，最理想的方法是由香港法庭自行解决，但若港府最终败诉，无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由人大释法解决。
不过，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张达明认为，法院对《基本法》的诠释属于高度自治范畴，不需要提请人大释法。
张达明指出，很多外佣合约期满后都会回乡，不符合《基本法》订明以港作为永久居住地，相信只有少数人符合资格。
（编辑：梁嘉芪 联合早报）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sg/photoweb/pages3/hk111001.shtml
08 August 2011
“城市的眼睛”看新加坡变迁
http://www.zaobao.com.sg/fk/fk110808_001.shtml
“城市的眼睛”看新加坡变迁
身为本土人，“城市的眼睛”策划人汪忠良却常有“异乡人”的感觉，仿佛自己是新加坡这城市中的旅客。
他说：“过去几年，我到台湾读书，每半年都会回来新加坡一趟，而我每次回来都会发现新的东西，比如说红山地铁站前的政府组屋，一下子忽然拆掉，变成了空地，然后一下子，这空地又忽然建了许多新组屋。”
既然城市的变化太快，个人又无力去阻止这种改变，汪忠良便决定发起“城市的眼睛”活动，通过摄影去反映城市的景观变迁，记录城市人文的发展，集合成大家共同的回忆。
“城市的眼睛”是源于2002年的一项摄影活动。该活动没有设定题目，也不设奖品或排名，主要让参加者在12月31日零时开始，到当天的23时59分，在新加坡任何角落，拍摄他们认为值得记录的摄影作品。
透过照片的人文关爱
每年，“城市的眼睛”策划团队也会刊登及展出其中的100张照片，除反映大家关注的社会事件，也希望让大家共鸣的个人感情得到抒发，从而引起城中人对这城市的人文关爱。
作为“城市的眼睛”策划人，汪忠良这几年也透过活动照片，看到新加坡城市的各种变迁，包括新移民和外来客工的增加，以及城市景观的变化。
“过去几年，我们就有不少以客工为题材的照片，参加者主要拍摄这些客工的生活点滴如打板球、在街边喝酒等。另外，滨海湾也是参加者感兴趣的风景题材，因为这一带变化很大，从F1赛车维修楼、新加坡观景轮，到滨海浮动舞台和滨海湾金沙，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建筑和景观出现。”
这阵子因铁道步入历史，国人掀起了浓厚怀旧风潮，大家都积极参与各类探索火车“集体回忆”的活动。去年“城市的眼睛”活动，很多参与者也呈交了许多相关照片，使到汪忠良决定把这系列照片以专题的方式呈现。
更深层文化思考
但对此怀旧风潮，汪忠良却感到担忧。
他说：“当我们在2002年主办‘城市的眼睛’活动时，‘集体记忆’这字眼几乎是不存在的，但现在不只历史文化组织，连私人机构、联络所、基层组织都开始大谈集体记忆，鼓励各种缅怀历史的活动。到底大家是抱着怎样的心态参加这些活动呢？是缅怀、猎奇，还是一窝蜂的心态呢？”
汪忠良希望，国人对集体记忆的探索，最终不会只流于表面，而能进入更深层的文化思考和心灵层面。
他语重心长地说：“别把集体记忆活动和归属感搞成一个个配套，因为我们不能凭着参加多少个历史之旅，看了多少个保留古迹，就说明我们的国家归属感有多强。这完全是两回事。”
希望国人对集体记忆的探索，最终不会只流于表面，而能进入更深层的文化思考和心灵层面。——汪忠良
（“城市的眼睛”策划团队，左三为汪忠良）
转载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副刊2011年8月8日
27 May 2011
李光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http://roll.sohu.com/20110525/n308436373.shtml
李光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来源：北国网-辽宁日报 2011年05月25日05:41
在全球享有很高声望的李光耀，与他的继任者吴作栋双双宣布退出政府内阁，不再担任资政，只保留国会议员的身份。
这个消息来得非常突然，出乎各方意料之外。但连日来绝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支持和赞成。这也证明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据《新民周刊》报道，新加坡人对大选结果的热议尚未退烧，一个爆炸性新闻就接踵而至。
李、吴隐退的直接导火索是5月7日的国会选举结果，执政人民行动党在反对党的强攻下，虽然得票率有60%，但丢失一个集选区，外长杨荣文和另一名部长陈惠华因而丢官，同区还有一名马来族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再诺也被迫离职。
这样的结果对人民行动党而言不啻是巨大的震撼。执政党从未输过集选区，更没经历过部长打败仗的情况。然而新加坡选举前后出现在网络上的民意，一面倒地炮轰执政党，已经令人预感到山雨欲来。
选民不满的问题，包括执政上的缺失，如头号恐怖分子从看守所脱逃，执掌内政部的副总理黄根成却没有被问责；雨季期间商业中心乌节路连番淹水，也没有部长因此受处分；同时，还伴随着房价节节攀高、物价上涨、外来移民带来的各种问题等。
但是归结到底，选民最不满意的还是政府高官的薪水。
新加坡部长薪金世界最高，初级部长约200万新币，资深部长三四百万，这种标准是西方若干发达国家最高行政首长的总和。
大量选民认为，拿这么高的薪水就不该犯错，既然犯错还不认错，当然要下台。因此这次大选中民情汹涌，总理李显龙两度道歉，选民却仍不依不饶地追着问：既然错了为啥没人问责？在网络上呈现的民意与主流媒体大相径庭，新加坡执政党的形象也是一片尴尬。
“四面楚歌”的背后
本来在选举提名前夕，当地舆论还私下议论今年88岁的李光耀会不会继续参选，而结果显示他还想留任，这才导致最终选举结果令人诧异。因为如果他不想留任资政，根本就不必参选，难道他还想当个议员去干服务社区选民的事儿？
直接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以这么分析：党内与他儿子同一代的成员反应前所未见，令他产生大江东去之慨。而网络民意出现的反弹与揭露，也太令他感到震撼。
李光耀在选举期间，一如既往地对选民提出“威吓”，以强烈字眼表示选反对党的人要“忏悔”5年。选举结果却显示选民对他这一套已经不买账了。
最令他脸上挂不住的，应该是儿子李显龙第二天马上对选民表示道歉，并且与他进行切割。而杨荣文也公开表示老人家的讲话影响了选票，更糟的是，马来部长再诺选后也公开指出，李光耀先前对马来族国民忠诚度的质疑，也影响了选票。
“国父”接二连三被晚辈批评，这在过去的新加坡是不可想象的。甚至连政治保守的主流华文报章《联合早报》也刊登了这样的读者来信：“李资政对现在政党政治的评语是很片面和过于单元的，甚至是一种偏见”、“李资政应该借此次政治良机，鞭策党内的同志，自我提升，而非在反对党取得突破成绩时，还在固执地非议反对党，这样会使党内的更新难持客观的态度自省。 ”
这种在过去“大逆不道”的文字出现在选后，让李光耀大有四面楚歌之感。
新加坡网络和主流媒体连日来对杨荣文丢官表达了不舍和同情，甚至还出现了转向指责李显龙的趋势。
大选之后，网络上开始流传“阴谋论”，指称李显龙和李光耀都不喜欢独立思考的杨荣文，虽然早知阿裕尼选情不利，却仍然要拿他当祭品。李光耀除了在杨荣文选区“恫吓”选民，更表示“输掉阿裕尼并非世界末日”。该“阴谋论”说，挺杨的吴作栋先不满杨被推入险地，后气愤老李“并非世界末日”的话，也随即公开表示选民可以拉其他犯过错的部长下马，但杨并没有犯错。
诸如此类“同党相残”的话在选举期间冒出，真是令一向以为行动党高度团结的选民看傻了眼，也加剧了外界对行动党即将分裂的猜测。
网络流言尽管不可信，也没有证据，却已经置两位老先生（前总理吴作栋也已70岁）于难堪的境地，吴作栋以前总理和资政之尊，在总理任内领军全国选举屡创佳绩，这次相隔20年又在自己的选区被挑战，却因团队中一名女新人的形象不佳，差点被选民抛弃，得票率只有56%，不可谓不惊险！
尽管流言不可靠也不可考，但从网络舆论和当地民众的反应来看，执政党内因本次大选而出现比较激烈的内部争辩应该是有的。
接下来，李显龙将宣布新内阁名单，各界都在关注他如何对应选举结果所展现的民意。
如果要像网民一样浮想联翩，也可以从李光耀和吴作栋双双引退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看出蹊跷之处。令人奇怪的是，又不是两国缔约，竟然要出动联合声明，这让人联想到是不是两大佬彼此妥协，免得各自发表的内容出现“叫阵”或隐含不满的意思，又在党内产生嫌隙呢？
两人的共同说法是要放手让李显龙完全主导内阁人事和未来的工作，其实也说明他们过去的确有影响力，李显龙并没有能够自主执政。
原来设立资政的用意，是在辅佐总理，但选举结果却证明了另一个副作用，即两位老人家并没有在基层支持度上给总理加分，反而因为超级高的薪水，使得人民行动党长期被炮轰。
这里顺便谈点轶事。早期有个印度裔元老退位之后，被赋予类似的顾问职位，当时按照英文叫做高级部长，到李光耀出任这职位时，当地中文界人士觉得“高级部长”庸俗了点，为了表示分外尊崇，特地学了台湾地区国民党那套，把他给“资政”了。
强人的信仰
李光耀干了20年资政，尽管在两任总理继承人期间，多次对外表示只充当顾问，而不过问日常决策，然而党内党外几乎都知道他长期以来一言九鼎的分量。
年长的新加坡人都记得，在过去的选战中，执政党多次以人身攻击手段对付突出的反对党人，很可能都出自李光耀的意志。这些现象在本次大选全然不见，也说明李显龙政府更愿意光明磊落地从事民主竞争。
至截稿为止，笔者尚不清楚李显龙的新政府名单，但从两名资政迅速退位的举动推测，这次人事布局应该更能大刀阔斧地摆脱父权意志的形象，更接近新时代的选民。
其实公平地说，李光耀从一开始不打算退，到迅速做出退位的决定，可以反证一点，即人民行动党内部还是具有相对高的道德共识，在判断民意走向之余，能够快速做出反应。
当然批评者还是可以说他这是为了让儿子坐稳江山，才拖着吴作栋一块儿退。也可以说新加坡太小，他又是最高领导，当然来去自如。
不过话说回来，放开一手打下来的江山裸退，对父权思想深刻的李光耀及其他东方政治人物来说，真那么容易能在七天内做出决定吗？
新加坡传统媒体连日来大炒李光耀的丰功伟绩，虽然人还在，但这把年纪了，离了权，大家仿佛都知道，是回不来了。
李光耀三十几岁就从政，为底层工友百姓打官司、争福利，迅速得到支持。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他把英国殖民时代已经相当繁荣的新加坡，建设成井井有条的花园城市，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正确，使得小小岛国左右逢源，欣欣向荣。他自己也在国际社会累积了深厚的政治能量，在岛内叱咤风云，在海外风云叱咤，一生备享尊荣。
然而他在政治上结合司法的霹雳手段，却使得新加坡在野势力几乎没有生存空间，政治改革停滞不前，所谓政坛甚至弥漫着白色恐怖。
这是他作为强人的信仰，却明显与追求民主和更多发言权的新时代新加坡人脱节，更不能保证政策符合人们预期，最终连自己的儿子也受不了了。这何尝又不是老人家的悲哀！
李光耀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他绝顶聪明的妻子柯玉枝，妻子昏迷直到两年前去世后，大家都关注他会不会被击倒。
他没有被击倒。因为能击倒他的，只有他自己。
(责任编辑：Newshoo)
文字图片转载自搜狐滚动频道
http://roll.sohu.com/20110525/n308436373.shtml
12 May 2011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政治鬥爭重要，還是人命重要──一封共產黨員的遺書（張榮豐） | 頭條要聞 | 蘋果日報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376329/IssueID/20110510
一封共產黨員的遺書（張榮豐）
2011年 05月10日 在1950年代，我成長的山村，村民除部分礦工外，大部分以務農為生。這曾是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委下一個支部活動的地區。村民歷經1945年的熱烈歡迎祖國、二二八等事件後，看清了國民黨政權腐敗的本質，有理想的知識青年、工農群眾，紛紛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尋求另一絲希望與出路。
我的叔公張仕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擔任支部下的小組長。由於上級的背叛與出賣，他在1951年9月18日被槍決於馬場町，結束了他27歲的人生。在被槍決前幾小時他才被告知，匆忙的留下兩封遺書。其中一封是交代遺物，另封則是給父母的訣別書（如附圖）。他雖受過日本的良好教育，但政權更迭使那一代人在一夜間變成「文盲」。所以他的遺書只能用日文中的漢字去拼湊，現試著用中文邏輯翻譯如下：
我跪在父母親大人膝下寫下這封訣別書：
回想我過去所做所為，讓父母擔心真是不孝，但現在也只能乞求你們寬恕這一切了。
我人生只剩下最後幾個小時，此後我只能活在你們的心中。不要替我感到悲哀及傷心，這一切都是命中註定，不必為我舉行任何葬禮。
最後我祈禱家中老幼永遠健康幸福！再度跪在父母親大人膝下說：永遠離別了！
一九五一、九、一八
不肖子 仕賢 稟
為經濟犧牲民主
這封遺書被家屬妥善的收藏了60年，所以仍可清晰目睹上面的淚痕以及恨意甚深的齒痕。我在今年清明節第一次看到原件，內心震撼至今不能自已。60年的歲月，白雲蒼狗、滄海桑田、景物依舊而人事已非。如今中國共產黨為了「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結合外國財團剝削工農，利用大量廉價的「民工」、能、資源以及不惜犧牲環境，執行「流血性的出口擴張」策略。此外，以權謀私、以權換錢的制度性貪腐橫行，早已忘了什麼是「為人民服務」。反觀，國民黨在民族主義掛帥下，早已放棄了反共，甚至為了經濟利益，不惜犧牲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
這封遺書，在此刻見世，見證的是一個消逝的真實生命，一則橫遭剝奪的短暫人生，以及一段最荒謬諷刺的歷史。在此，提醒兩岸執政諸君：對你們而言「反共」、「為人民服務」，這些口號也許只是權宜之計，但人命是不可任意剝奪，人生是沒辦法重來的！
作者為國家安全會議前副祕書長
轉載自蘋果日報網站
28 April 2011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不应该参与支持各别政党
http://www.zaobao.com.sg/ge/pages/ge110427e.shtml
大选2011 宗乡总会全力支持华社工作小组
(2011-04-27)
● 郭丽娟 王珏琪 报道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席蔡天宝对李显龙总理给予华社的肯定和重视，以及他对华社诉求所作的回应，表示倍感欣慰。
他受访时指出，宗乡总会在培养华社中流砥柱和激发国人对华文和华族文化的兴趣等方面义不容辞，属下的200个宗乡会馆将全力支持李总理宣布将成立的华社工作小组。
李总理前天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非常重视华社对政府的期望，并表明政府在带领新加坡社会向前迈进时，一定会保留华语和华族文化在新加坡的地位。
在来临的大选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除了引进华英双语能力强的新候选人，也计划大选后在人力部长颜金勇所领导的华社联络组之下，成立一个新的工作小组去拉近政府与华社组织的距离，并培养新一代的双语、双文化人才成为华社领袖。
李总理透露将委任有潜力担任政治职务的新候选人沈颖领导这个工作小组，成员预计将包括另外六七名华语能力强的新候选人。
还未当选就获得李总理委以加强政府同华社联系的任务，沈颖对于自己将有机会领导华社联络组之下新设的一个工作小组，表示深感荣幸。
她受访时说，目前已经有好些华社组织在鼓励母语学习和促进社会融合方面作出一定的贡献，因此她认为小组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多听取各方的建议和意见。
过去在国际企业发展局和国家人口及人才署任职时，她曾有机会同宗乡会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通商中国”等机构合作，因此对于这个领域有基本的认识。她也将以此为基础，向同华社有密切联系的资深部长和国会议员学习，并和小组成员一起接受这项考验。
随着时代的变迁，国人普遍接受双语教育，华社的定义也将出现变化。在李总理看来，新的华社在本质上与旧华社相当不同，他们的英文能力强，但对华族文化的认同及对母语的敬爱也很强烈，并且在双语环境下生活或者工作。因此，这个由行动党新候选人组成的小组，也将成为新旧华社之间的桥梁。
除了沈颖，李总理认为新候选人当中的双语人才还包括王乙康、朱倍庆、陈秉禾、陈佩玲和颜添宝等，他们皆有可能成为工作小组的成员。
这个工作小组将利用华社联络组已建立起来的网络与平台来接触华社。
颜金勇昨天受访时，表示他打算尽量放手让沈颖等人去做。
“我不想为工作小组可能提出的建议设限。较好的做法是给他们更大的空间，让他们探讨各种不同的可能做法。”
他表示向李总理提议成立这个由沈颖等新的双文化候选人组成的工作小组，是希望能深化及拓展政府与华社的接触；促进国人对华文和华族文化的兴趣，并促进社群的融合。
*queklk@sph.com.sg
*ongjq@sph.com.sg
及时和必要的保证
社论第20页
华文教师总会吁社会合作
帮助学生克服学华文困难
工作小组还未成立，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已积极表示愿意参加工作小组的讨论活动。总会也呼吁社会上下合作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华文的困难。
针对李总理表示要成立工作小组的消息，华文教师总会理事长连慧英说：“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华社那么支持华文教育，还有政府的配合，是很难得的。” 她说，这时候华文教师特别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教师总会理事会
乐意参加工作小组讨论
她表示，若有需要，教师总会的理事会乐意参加工作小组的讨论。总会属下有1000多名会员。
在华文学习方面，她指出，华社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她举例，自己参与华社自助理事会举行的社区阅读计划，孩子们在社区里通过这个计划学习华文，长久下去学习华文就不会那么困难。
她相信，若华社、华文教师和对华文有热忱的人，积极合作，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华文的困难，这是能做得到的。
其他华社领袖对总理提出成立的工作小组也非常欢迎，宗乡总会副秘书长方百成说，政府已经了解到培养双文化、双语人才是迫切需要的，在这时候成立这样的工作小组，“还是来得及的”，因为若我们不好好保留华族文化和华语，多十年后就可能有断层。他也是福建会馆副会长。
他指出，民间力量有限，民间所作的如果没有当局的支持或带头，成效不大，而成立工作小组胜过只由一两个部长，甚至是总理来发表意见，因为这个组织可以推动、领导整个工作，做起事来事半功倍。
不过，方百成提出，这些成员必须符合的先决条件是，认同华文、华语，并把推广优良的华族传统文化视为他的责任之一。他说：“如果他只是一个表面的桥梁，是没用的。”
至于华文能力，他说：“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工具，如果你不认同，这个工具是没有用的。”
宗乡总会秘书长李国基说，政府发出了很有力的信息，委任的负责任也很注重华文华语，这个信息会激励来自讲英语家庭的人，要多鼓励孩子学习华文。
针对总理为工作小组定下的三大目标，李国基说，这也是他们宗乡总会想要做的，他们一向来提倡双语双文化，也希望新移民能融入本地社会，打造更有凝聚力的华社和社会。
三江会馆会长和中华总商会董事李秉萱认为，总理的谈话重点在于“根的延续”。他说，人们温饱后，就会想要知道他们的宗族，若人们断了这个文化的联系，就会在社会上漂浮不定。
总理在专访中表示，将委派新候选人沈颖领导这个工作小组。曾接触沈颖的两名社团领袖都给予她好评。方百成对她的初步印象不错，他说：“她的华语好，态度谦和。”
认识沈颖的李秉萱也说，她毕业自华中初级学院，底子很好，接下来要参与更多华社的活动，进一步熟悉华社。
大选2011 宗乡总会全力支持华社工作小组
(2011-04-27)
● 郭丽娟 王珏琪 报道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席蔡天宝对李显龙总理给予华社的肯定和重视，以及他对华社诉求所作的回应，表示倍感欣慰。
他受访时指出，宗乡总会在培养华社中流砥柱和激发国人对华文和华族文化的兴趣等方面义不容辞，属下的200个宗乡会馆将全力支持李总理宣布将成立的华社工作小组。
李总理前天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非常重视华社对政府的期望，并表明政府在带领新加坡社会向前迈进时，一定会保留华语和华族文化在新加坡的地位。
在来临的大选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除了引进华英双语能力强的新候选人，也计划大选后在人力部长颜金勇所领导的华社联络组之下，成立一个新的工作小组去拉近政府与华社组织的距离，并培养新一代的双语、双文化人才成为华社领袖。
李总理透露将委任有潜力担任政治职务的新候选人沈颖领导这个工作小组，成员预计将包括另外六七名华语能力强的新候选人。
还未当选就获得李总理委以加强政府同华社联系的任务，沈颖对于自己将有机会领导华社联络组之下新设的一个工作小组，表示深感荣幸。
她受访时说，目前已经有好些华社组织在鼓励母语学习和促进社会融合方面作出一定的贡献，因此她认为小组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多听取各方的建议和意见。
过去在国际企业发展局和国家人口及人才署任职时，她曾有机会同宗乡会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通商中国”等机构合作，因此对于这个领域有基本的认识。她也将以此为基础，向同华社有密切联系的资深部长和国会议员学习，并和小组成员一起接受这项考验。
随着时代的变迁，国人普遍接受双语教育，华社的定义也将出现变化。在李总理看来，新的华社在本质上与旧华社相当不同，他们的英文能力强，但对华族文化的认同及对母语的敬爱也很强烈，并且在双语环境下生活或者工作。因此，这个由行动党新候选人组成的小组，也将成为新旧华社之间的桥梁。
除了沈颖，李总理认为新候选人当中的双语人才还包括王乙康、朱倍庆、陈秉禾、陈佩玲和颜添宝等，他们皆有可能成为工作小组的成员。
这个工作小组将利用华社联络组已建立起来的网络与平台来接触华社。
颜金勇昨天受访时，表示他打算尽量放手让沈颖等人去做。
“我不想为工作小组可能提出的建议设限。较好的做法是给他们更大的空间，让他们探讨各种不同的可能做法。”
他表示向李总理提议成立这个由沈颖等新的双文化候选人组成的工作小组，是希望能深化及拓展政府与华社的接触；促进国人对华文和华族文化的兴趣，并促进社群的融合。
*queklk@sph.com.sg
*ongjq@sph.com.sg
及时和必要的保证
社论第20页
华文教师总会吁社会合作
帮助学生克服学华文困难
工作小组还未成立，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已积极表示愿意参加工作小组的讨论活动。总会也呼吁社会上下合作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华文的困难。
针对李总理表示要成立工作小组的消息，华文教师总会理事长连慧英说：“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华社那么支持华文教育，还有政府的配合，是很难得的。” 她说，这时候华文教师特别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教师总会理事会
乐意参加工作小组讨论
她表示，若有需要，教师总会的理事会乐意参加工作小组的讨论。总会属下有1000多名会员。
在华文学习方面，她指出，华社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她举例，自己参与华社自助理事会举行的社区阅读计划，孩子们在社区里通过这个计划学习华文，长久下去学习华文就不会那么困难。
她相信，若华社、华文教师和对华文有热忱的人，积极合作，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华文的困难，这是能做得到的。
其他华社领袖对总理提出成立的工作小组也非常欢迎，宗乡总会副秘书长方百成说，政府已经了解到培养双文化、双语人才是迫切需要的，在这时候成立这样的工作小组，“还是来得及的”，因为若我们不好好保留华族文化和华语，多十年后就可能有断层。他也是福建会馆副会长。
他指出，民间力量有限，民间所作的如果没有当局的支持或带头，成效不大，而成立工作小组胜过只由一两个部长，甚至是总理来发表意见，因为这个组织可以推动、领导整个工作，做起事来事半功倍。
不过，方百成提出，这些成员必须符合的先决条件是，认同华文、华语，并把推广优良的华族传统文化视为他的责任之一。他说：“如果他只是一个表面的桥梁，是没用的。”
至于华文能力，他说：“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工具，如果你不认同，这个工具是没有用的。”
宗乡总会秘书长李国基说，政府发出了很有力的信息，委任的负责任也很注重华文华语，这个信息会激励来自讲英语家庭的人，要多鼓励孩子学习华文。
针对总理为工作小组定下的三大目标，李国基说，这也是他们宗乡总会想要做的，他们一向来提倡双语双文化，也希望新移民能融入本地社会，打造更有凝聚力的华社和社会。
三江会馆会长和中华总商会董事李秉萱认为，总理的谈话重点在于“根的延续”。他说，人们温饱后，就会想要知道他们的宗族，若人们断了这个文化的联系，就会在社会上漂浮不定。
总理在专访中表示，将委派新候选人沈颖领导这个工作小组。曾接触沈颖的两名社团领袖都给予她好评。方百成对她的初步印象不错，他说：“她的华语好，态度谦和。”
认识沈颖的李秉萱也说，她毕业自华中初级学院，底子很好，接下来要参与更多华社的活动，进一步熟悉华社。
23 February 2011
How western media look at China in the eye of Chinese journalist and broadcaster?
"We should be colorful as a media, not just one sided....... if western media report in this way, this help Chinese Government to slow down the process of democracy ...."
Xuē Xīnrán (薛欣然, pen name Xinran) is a British-Chinese journalist and broadcaster, born in Beijing in 1958.
extracted from We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Xue_Xinran
担任过中国电台节目主持人，现居住英国伦敦小说家。
详情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3497457.htm
28 November 2010
只见颜色 不见台湾 激烈竞争导致媒体惟利是图
http://www.zaobao.com.sg/zg/zg101128_012.shtml
只见颜色 不见台湾 激烈竞争导致媒体惟利是图
（2010-11-28）
● 庄慧良
台湾知名政论节目主持人郑弘仪7日为在野的民进党大台中市长候选人苏嘉全站台时，公然以粗鄙的三字经抨击执政的马英九政府，事后虽然哽咽道歉，但他在亲绿的三立电视台主持的《大话新闻》中依然昧于事实，指责马政府独厚大陆学生、不顾弱势者的健保权益等，让相关部会疲于澄清，中央研究院士胡佛更斥之为“民粹”。
连日来，郑弘仪无畏外界訾议，依然故我，大放厥辞，但《大话新闻》收视率依然居高不下，位居所有政论节目之首（见表）。
很多人问：“这就是台湾的新闻自由吗? ”
“传播法规的确无法可管!”台湾媒体观察基金会董事长、中正大学传播学系助理教授管中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直截了当这么说。
他表示，对不符事实的言论订定罚责，但后来发现很难规范，不仅执行上难以查证，后遗症更大，所以作罢，目前只能诉诸司法。但他认为，相关法律应该规定媒体人不宜为政治人物助选，郑弘仪在这点上是逾越了媒体人应保持中立的新闻伦理。
一个台湾 两个世界
台湾的电视新闻密度几乎冠全球，但随着政治情势蓝绿对立升高，各电视台各拥其主，《TVBS》和《中天》电视台被归类为亲蓝的，《民视》和《三立》电视台被定位为亲绿的，从新闻取向到政论节目的议题设定是“只问蓝绿，不问是非”，长期下来，形成“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事实上，在政治对立的背后，市场的竞争更是台湾新闻生态恶化的重要关键。
1988年元旦，台湾开放报禁，各媒体虽如雨后春笋兴起，过去因垄断居于优势的《中国时报》《联合报》囊括了八成左右的平面广告和读者市场，同时《台视》《中视》《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单月领单薪，双月领双薪”，数十个月的年终奖金更是羡煞不少同业。
然而，1993年“有线电视法”通过后，媒体开始进入了战国时代。
有线电视台在草创之初，因普及率不高，收视又差，难获广告主青睐。1996年，广告商的媒体购买改采CPRP(Cost Per Rating Point的简写，即广告成本除以收视率后的每个收视点成本）。有线电视台为了争取广告，进而推出“保证CPRP”（指广告主先下单，若收视率不足，电视台只按比例收钱，或是将收视率补足才收钱，对广告主非常划算）制度，收视率自此扶摇而上，2003年达到70%，广告占有率也增至74%，对无线电视台和报纸构成严重威胁。
为了争夺观众的眼球，有线、无线电视台都以最速成的社会新闻挂帅，耸动、暴力、色情，乃至造假，无所不用其极。
在2000年，全球经济不景气，广告大饼缩水，僧多粥少，媒体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隔年，以膻色腥见长的香港《壹传媒》进军台湾，更助长窥人隐私的报道风气，旗下的《壹周刊》《苹果日报》销售量在短短数年之间跃居首位，自诩为“名门正派”的台湾媒体纷起效尤原本鄙视的“魔教”，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的“置入性行销”更甚嚣尘上。
一切唯收视率是问
“一切唯收视率是问，新闻准则早已被拋诸脑后”一名电视新闻主管告诉本报，“一上班，收视率就摆在桌上，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没办法，怪力乱神的新闻收视率最好，大家就往这个方向做”。
“媒体要的是什么？刺激辛辣，不然没有人看!”东森集团创办人王令麟在2004年事业高峰时，说了这句经典名言。“不要跟我谈专业，show me the money!”充分流露出资本家追求利益的心态。许多传播学者为之气结，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一度拒绝接受该集团提供的新闻奖学金。
台湾的媒体环境惟利是图，理应客观报道事实的新闻，也成了商品，故新闻有无卖点，远胜过有无意义，应该被重视的公共议题，多在收视率的考量下自动夭折。
媒体从社会公器变成社会公害，且媒体生态每况愈下，不少媒体工作者感慨，他们已从昔日高高在上的“无冕王”，变成人人喊打的老鼠。
许多民众抗议无效，自动关机；有孩子的家庭，怕被污染，不再订阅有线电视，包括教新闻的教授，有的也不看电视新闻，“因为看不到重要的新闻及有用的信息，更甭论国际重要事件”，有的甚至羞于表明自己的职业。
低成本高获益 政论节目兴起
在利之所趋下，低成本高获益的政论节目大量兴起。一名主持过政论节目，目前以上政论节目为专职的人士向本报表示，政论节目成本低廉，一个来宾只要3000元（台币，下同），一集几万元就可搞定，而且筹备方便，制作人打通电话拜托媒体朋友来上节目即可，不像综艺或戏剧节目，动辄数十万元。
早年电视政论节目多是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喉舌，1994年TVBS电视台的《2100全民开讲》强调和观众互动，开启了叩应（call in）的风潮，其他电视台也陆续跟进。2004年总统大选期间，选战厮杀激烈，政论节目盛况空前，高峰期甚至达到二三十个。
但这些政论节目多徒具公共领域形式，既无法透过理性批判凝聚社会共识，反而制造冲突，撕裂台湾。
各台政论节目起初还维持平衡假象，各找一蓝一绿的专家代表搭配媒体人评论时事，但冲突性是新闻价值之一，有些制作单位会刻意挑起矛盾，让来宾对骂，严重时还曾大打出手。
熟悉政论节目生态的人士说，外界固然有些批评，但制造冲突，即台语俗谚“弄狗相咬”，收视率才会高。
随着蓝绿势力呈五五波，媒体干脆连“假平衡”的外衣也撕去了，亲蓝、亲绿的电视台直接找相关阵营的人士上电视畅所欲言，成了一言堂，各拥蓝绿基本观众。
熟悉媒体操作的政论名嘴懂得如何制造效果，如何引起观众共鸣，逐渐形成固定班底，且他们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言，无所不谈，蔚为奇观。
郑弘仪：我其实没有很绿
政论名嘴原本蓝多于绿，但部分媒体人嗅到绿营市场商机大有可为，陆续跳至绿营，最成功的莫过于郑弘仪。
学历只有亚东工专的郑弘仪，退伍后在《中时晚报》担任财经记者，后转战财经电视台。他在《三立》电视台主持《大话新闻》后，半国语、半台语的主持风格受到强调本土特色的绿营青睐，前总统陈水扁四次接受他的专访，更奠定了他“绿色一哥”的地位。
“我其实没有很绿”，郑弘仪曾在2006年自剖心迹地这么说。认识他的朋友也称，郑没有特定政治立场。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郑的《大话新闻》收视率佳，主持费水涨船高，民进党执政时，还请他代言国营事业产品的广告。据报道，他目前的年收入逾亿元，住的是6000万元的豪宅，开的是奔驰350，可谓名利双收。
置入性行销无孔不入 平面电子媒体分食甜头
传统新闻学将新闻视为监督政府的第四权，但在市场经济，不同的媒体各有其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媒体老板会要求记者和编辑配合其追求利润的做法，而政府与利益集团也会利用经济手段来影响媒体的报道，这些年来台湾新闻的“置入性行销”就是典型之一。
新闻的“置入性行销”指的是媒体凭借自己的专业，以新闻包装商品内容，利用民众对新闻的信任，进而达到商品宣传的效果。
台湾监察委员吴丰山11日提出调查报告，指责政府花钱买新闻是欺骗人民，“政府滥用置入性行销是在吃安非他命与吸毒，虽然很爽，但长期会伤害国家体制与侵蚀民主根基”。他并明确点出，《旺旺中时》在大陆的公司就招揽大陆官方的广告，再转包给台湾《联合报》等其他媒体。
早在1980年左右，部分财经报纸就由所谓的“工商记者”招揽“置入性行销”的业务，有线电视台在草创之初，也多由新手负责这方面的事务，但行事低调。
随着有线电视的崛起，网络科技日益发达，市场竞争激烈，其中报纸所受的冲击最大。“早年印报是印钞票，但现在印报是烧钱”，一名报社记者向本报这么形容。
在2000年后，全球经济不景气，广告量急遽萎缩，主要报纸一家接一家地关门，报纸开始“卖新闻赚钱”，以专访县市首长为例，一个版面约70万（台币，约3万新元）。
报纸、广播、电视和杂志等媒体，一起分食“置入性行销”的甜头，因此报社里有“编（辑）业（务）合作”，电视台有“项目小组”。此外，蓝绿媒体政治立场虽对立，但为了商业利益，他们可以携手同心，亲蓝的《民生报》与亲绿的《民视》电视台共同为彰化花卉博览节行销就是例子。
政府和私人企业便以“广告主”姿态，公然影响媒体的报道内容，无论是国民党、民进党执政，皆是如此。
新闻机构既然接受“置入性行销”，就必须为广告主涂脂抹粉，无法再秉千秋之笔，言所当言。这不仅违反新闻专业，也不符合新闻自主的原则。
受访的一名电视台记者就说：“拿人手短（礼物），当你向新闻对象伸手时，立场尽失，新闻的公信力也荡然无存。”
只见颜色 不见台湾 激烈竞争导致媒体惟利是图
（2010-11-28）
● 庄慧良
台湾知名政论节目主持人郑弘仪7日为在野的民进党大台中市长候选人苏嘉全站台时，公然以粗鄙的三字经抨击执政的马英九政府，事后虽然哽咽道歉，但他在亲绿的三立电视台主持的《大话新闻》中依然昧于事实，指责马政府独厚大陆学生、不顾弱势者的健保权益等，让相关部会疲于澄清，中央研究院士胡佛更斥之为“民粹”。
连日来，郑弘仪无畏外界訾议，依然故我，大放厥辞，但《大话新闻》收视率依然居高不下，位居所有政论节目之首（见表）。
很多人问：“这就是台湾的新闻自由吗? ”
“传播法规的确无法可管!”台湾媒体观察基金会董事长、中正大学传播学系助理教授管中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直截了当这么说。
他表示，对不符事实的言论订定罚责，但后来发现很难规范，不仅执行上难以查证，后遗症更大，所以作罢，目前只能诉诸司法。但他认为，相关法律应该规定媒体人不宜为政治人物助选，郑弘仪在这点上是逾越了媒体人应保持中立的新闻伦理。
一个台湾 两个世界
台湾的电视新闻密度几乎冠全球，但随着政治情势蓝绿对立升高，各电视台各拥其主，《TVBS》和《中天》电视台被归类为亲蓝的，《民视》和《三立》电视台被定位为亲绿的，从新闻取向到政论节目的议题设定是“只问蓝绿，不问是非”，长期下来，形成“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事实上，在政治对立的背后，市场的竞争更是台湾新闻生态恶化的重要关键。
1988年元旦，台湾开放报禁，各媒体虽如雨后春笋兴起，过去因垄断居于优势的《中国时报》《联合报》囊括了八成左右的平面广告和读者市场，同时《台视》《中视》《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单月领单薪，双月领双薪”，数十个月的年终奖金更是羡煞不少同业。
然而，1993年“有线电视法”通过后，媒体开始进入了战国时代。
有线电视台在草创之初，因普及率不高，收视又差，难获广告主青睐。1996年，广告商的媒体购买改采CPRP(Cost Per Rating Point的简写，即广告成本除以收视率后的每个收视点成本）。有线电视台为了争取广告，进而推出“保证CPRP”（指广告主先下单，若收视率不足，电视台只按比例收钱，或是将收视率补足才收钱，对广告主非常划算）制度，收视率自此扶摇而上，2003年达到70%，广告占有率也增至74%，对无线电视台和报纸构成严重威胁。
为了争夺观众的眼球，有线、无线电视台都以最速成的社会新闻挂帅，耸动、暴力、色情，乃至造假，无所不用其极。
在2000年，全球经济不景气，广告大饼缩水，僧多粥少，媒体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隔年，以膻色腥见长的香港《壹传媒》进军台湾，更助长窥人隐私的报道风气，旗下的《壹周刊》《苹果日报》销售量在短短数年之间跃居首位，自诩为“名门正派”的台湾媒体纷起效尤原本鄙视的“魔教”，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的“置入性行销”更甚嚣尘上。
一切唯收视率是问
“一切唯收视率是问，新闻准则早已被拋诸脑后”一名电视新闻主管告诉本报，“一上班，收视率就摆在桌上，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没办法，怪力乱神的新闻收视率最好，大家就往这个方向做”。
“媒体要的是什么？刺激辛辣，不然没有人看!”东森集团创办人王令麟在2004年事业高峰时，说了这句经典名言。“不要跟我谈专业，show me the money!”充分流露出资本家追求利益的心态。许多传播学者为之气结，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一度拒绝接受该集团提供的新闻奖学金。
台湾的媒体环境惟利是图，理应客观报道事实的新闻，也成了商品，故新闻有无卖点，远胜过有无意义，应该被重视的公共议题，多在收视率的考量下自动夭折。
媒体从社会公器变成社会公害，且媒体生态每况愈下，不少媒体工作者感慨，他们已从昔日高高在上的“无冕王”，变成人人喊打的老鼠。
许多民众抗议无效，自动关机；有孩子的家庭，怕被污染，不再订阅有线电视，包括教新闻的教授，有的也不看电视新闻，“因为看不到重要的新闻及有用的信息，更甭论国际重要事件”，有的甚至羞于表明自己的职业。
低成本高获益 政论节目兴起
在利之所趋下，低成本高获益的政论节目大量兴起。一名主持过政论节目，目前以上政论节目为专职的人士向本报表示，政论节目成本低廉，一个来宾只要3000元（台币，下同），一集几万元就可搞定，而且筹备方便，制作人打通电话拜托媒体朋友来上节目即可，不像综艺或戏剧节目，动辄数十万元。
早年电视政论节目多是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喉舌，1994年TVBS电视台的《2100全民开讲》强调和观众互动，开启了叩应（call in）的风潮，其他电视台也陆续跟进。2004年总统大选期间，选战厮杀激烈，政论节目盛况空前，高峰期甚至达到二三十个。
但这些政论节目多徒具公共领域形式，既无法透过理性批判凝聚社会共识，反而制造冲突，撕裂台湾。
各台政论节目起初还维持平衡假象，各找一蓝一绿的专家代表搭配媒体人评论时事，但冲突性是新闻价值之一，有些制作单位会刻意挑起矛盾，让来宾对骂，严重时还曾大打出手。
熟悉政论节目生态的人士说，外界固然有些批评，但制造冲突，即台语俗谚“弄狗相咬”，收视率才会高。
随着蓝绿势力呈五五波，媒体干脆连“假平衡”的外衣也撕去了，亲蓝、亲绿的电视台直接找相关阵营的人士上电视畅所欲言，成了一言堂，各拥蓝绿基本观众。
熟悉媒体操作的政论名嘴懂得如何制造效果，如何引起观众共鸣，逐渐形成固定班底，且他们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言，无所不谈，蔚为奇观。
郑弘仪：我其实没有很绿
政论名嘴原本蓝多于绿，但部分媒体人嗅到绿营市场商机大有可为，陆续跳至绿营，最成功的莫过于郑弘仪。
学历只有亚东工专的郑弘仪，退伍后在《中时晚报》担任财经记者，后转战财经电视台。他在《三立》电视台主持《大话新闻》后，半国语、半台语的主持风格受到强调本土特色的绿营青睐，前总统陈水扁四次接受他的专访，更奠定了他“绿色一哥”的地位。
“我其实没有很绿”，郑弘仪曾在2006年自剖心迹地这么说。认识他的朋友也称，郑没有特定政治立场。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郑的《大话新闻》收视率佳，主持费水涨船高，民进党执政时，还请他代言国营事业产品的广告。据报道，他目前的年收入逾亿元，住的是6000万元的豪宅，开的是奔驰350，可谓名利双收。
置入性行销无孔不入 平面电子媒体分食甜头
传统新闻学将新闻视为监督政府的第四权，但在市场经济，不同的媒体各有其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媒体老板会要求记者和编辑配合其追求利润的做法，而政府与利益集团也会利用经济手段来影响媒体的报道，这些年来台湾新闻的“置入性行销”就是典型之一。
新闻的“置入性行销”指的是媒体凭借自己的专业，以新闻包装商品内容，利用民众对新闻的信任，进而达到商品宣传的效果。
台湾监察委员吴丰山11日提出调查报告，指责政府花钱买新闻是欺骗人民，“政府滥用置入性行销是在吃安非他命与吸毒，虽然很爽，但长期会伤害国家体制与侵蚀民主根基”。他并明确点出，《旺旺中时》在大陆的公司就招揽大陆官方的广告，再转包给台湾《联合报》等其他媒体。
早在1980年左右，部分财经报纸就由所谓的“工商记者”招揽“置入性行销”的业务，有线电视台在草创之初，也多由新手负责这方面的事务，但行事低调。
随着有线电视的崛起，网络科技日益发达，市场竞争激烈，其中报纸所受的冲击最大。“早年印报是印钞票，但现在印报是烧钱”，一名报社记者向本报这么形容。
在2000年后，全球经济不景气，广告量急遽萎缩，主要报纸一家接一家地关门，报纸开始“卖新闻赚钱”，以专访县市首长为例，一个版面约70万（台币，约3万新元）。
报纸、广播、电视和杂志等媒体，一起分食“置入性行销”的甜头，因此报社里有“编（辑）业（务）合作”，电视台有“项目小组”。此外，蓝绿媒体政治立场虽对立，但为了商业利益，他们可以携手同心，亲蓝的《民生报》与亲绿的《民视》电视台共同为彰化花卉博览节行销就是例子。
政府和私人企业便以“广告主”姿态，公然影响媒体的报道内容，无论是国民党、民进党执政，皆是如此。
新闻机构既然接受“置入性行销”，就必须为广告主涂脂抹粉，无法再秉千秋之笔，言所当言。这不仅违反新闻专业，也不符合新闻自主的原则。
受访的一名电视台记者就说：“拿人手短（礼物），当你向新闻对象伸手时，立场尽失，新闻的公信力也荡然无存。”
15 October 2010
对慈怀护理的认知亟待提高
http://www.zaobao.com.sg/yl/sl101009_001.shtml
对慈怀护理的认知亟待提高
（2010-10-09）
社论
2010年10月9日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慈怀与临终护理日（World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Day ）。今年的主题是分担关怀（Sharing the care）。临终关怀与护理，是为末期病人和他们的家人提供医疗、护理、社会、精神等各种需要的综合性服务，因此，它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我国人口的急速老龄化，对临终关怀与护理的需求日益殷切，但这方面的服务似乎却还赶不上需要，相关的公众意识（包括许多临终病人本身）也还是相当不足，亟待推广和加强。
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创会主席薛爱美博士接受本报访问，谈到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包括：慈怀病院筹款的难题；专业医护人员的严重缺乏，以及公众认知与教育的不足。
本地慈怀临终护理服务已有25年的历史，一路走来，确实不易，开始时得自力更生，困难得很，如今则获得35%的政府津贴，情况可以说已大有改善，但筹措经费仍然是个沉重的负担。以托福园慈怀病院来说，平均每年要设法筹款约250万元，这耗去了很多人力和物力。因此，薛博士希望政府给予慈怀病院更大的支持力度，让医护人员专注于照顾临终病患，而不是每天为开饭而犯愁。薛博士是本地临终关怀与护理服务的先驱之一，对慈怀病院所面对的诸多难处自是体会深切，因此，她的呼声应该也道出了本地现有八家慈怀病院的共同心声。
慈怀病院65%的常年开支必须自我募捐或靠一些基金与社会热心人士捐助，但由于一般公众人士对这一服务仍然相对陌生，捐款来源较之其他家喻户晓的慈善福利团体，自然也狭小得多。其次，由于公众认知不足，自然也影响到献身慈怀服务志工的人数。在此种人力物力都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我们不难想象各慈怀病院筹措经费的艰辛程度。献身这一服务的群体，的确需要得到更大的实际帮助和精神鼓舞。
政府若能在财政预算许可的情况下提高给予慈怀病院的津贴，那当然再好不过。但我们知道，无论如何，社区的参与和支持是不可或却的。因此，我们急需设法通过各种渠道提高公众对临终关怀与护理的认知，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扩大这一服务的社会支持面。
比方，一些病院的日间护理中心，为末期病人提供瑜珈、气功、卡拉OK等学习班，让他们快乐地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病院也雇请辅导员或绘画理疗师，但这些都不受政府津贴。因此，如果有更多的志工能献身于这些方面的服务，也就能协助病院节省一部分的开支。
目前八家慈怀病院需要60名专科医生，但实际上却只有20名医生，足见专科医生短缺的严重性。卫生部显然知道这方面的问题，但在面对全国性医生短缺的情形下，要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时间的。有关方面必须尽量设法加速培训，不只在应付眼前的需要，更应着眼于整个人口急速老龄化的趋势。除了专科医生，其实慈怀护理也需要大量的辅助医护人员，要吸引更多人投身这一行业，则必然得检讨医护人员的薪金不可。允许慈怀病院聘用更多外来医护人员或许也是必要的。
今年7月间，由本地慈善机构连氏基金会委托英国财经杂志《经济学家》信息部所作的“临终生活质量指数排名”显示，新加坡综合排名第18。调查的主要对象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0个富裕成员国，以及另外10个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虽然我国在亚洲地区的排名仅次于排名14的台湾，但调查说明我们在临终关怀与护理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死亡人数大约为1万7000名，当中约20%获得临终护理服务，离我们所设定的60%目标也还有很大的距离。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如何让临终者能够有尊严的与祥和的离世，是个越来越迫切的课题。最近李光耀资政夫人的逝世，也间接让国人了解到临终关怀与护理的重要性。亚洲人普遍上仍然是希望在家中终老的，因此，如何更好的在家庭推广护理知识和技巧，显得异常重要。与此同时，由于“婴儿潮”一代的终老也必须面对与“两个就够了”俱来的家庭人手短缺的难题，慈怀病院的需求势必会越来越殷切。临终关怀与护理课题已经到了需要全社会广泛关注的时候了。
对慈怀护理的认知亟待提高
（2010-10-09）
社论
2010年10月9日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慈怀与临终护理日（World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Day ）。今年的主题是分担关怀（Sharing the care）。临终关怀与护理，是为末期病人和他们的家人提供医疗、护理、社会、精神等各种需要的综合性服务，因此，它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我国人口的急速老龄化，对临终关怀与护理的需求日益殷切，但这方面的服务似乎却还赶不上需要，相关的公众意识（包括许多临终病人本身）也还是相当不足，亟待推广和加强。
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创会主席薛爱美博士接受本报访问，谈到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包括：慈怀病院筹款的难题；专业医护人员的严重缺乏，以及公众认知与教育的不足。
本地慈怀临终护理服务已有25年的历史，一路走来，确实不易，开始时得自力更生，困难得很，如今则获得35%的政府津贴，情况可以说已大有改善，但筹措经费仍然是个沉重的负担。以托福园慈怀病院来说，平均每年要设法筹款约250万元，这耗去了很多人力和物力。因此，薛博士希望政府给予慈怀病院更大的支持力度，让医护人员专注于照顾临终病患，而不是每天为开饭而犯愁。薛博士是本地临终关怀与护理服务的先驱之一，对慈怀病院所面对的诸多难处自是体会深切，因此，她的呼声应该也道出了本地现有八家慈怀病院的共同心声。
慈怀病院65%的常年开支必须自我募捐或靠一些基金与社会热心人士捐助，但由于一般公众人士对这一服务仍然相对陌生，捐款来源较之其他家喻户晓的慈善福利团体，自然也狭小得多。其次，由于公众认知不足，自然也影响到献身慈怀服务志工的人数。在此种人力物力都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我们不难想象各慈怀病院筹措经费的艰辛程度。献身这一服务的群体，的确需要得到更大的实际帮助和精神鼓舞。
政府若能在财政预算许可的情况下提高给予慈怀病院的津贴，那当然再好不过。但我们知道，无论如何，社区的参与和支持是不可或却的。因此，我们急需设法通过各种渠道提高公众对临终关怀与护理的认知，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扩大这一服务的社会支持面。
比方，一些病院的日间护理中心，为末期病人提供瑜珈、气功、卡拉OK等学习班，让他们快乐地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病院也雇请辅导员或绘画理疗师，但这些都不受政府津贴。因此，如果有更多的志工能献身于这些方面的服务，也就能协助病院节省一部分的开支。
目前八家慈怀病院需要60名专科医生，但实际上却只有20名医生，足见专科医生短缺的严重性。卫生部显然知道这方面的问题，但在面对全国性医生短缺的情形下，要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时间的。有关方面必须尽量设法加速培训，不只在应付眼前的需要，更应着眼于整个人口急速老龄化的趋势。除了专科医生，其实慈怀护理也需要大量的辅助医护人员，要吸引更多人投身这一行业，则必然得检讨医护人员的薪金不可。允许慈怀病院聘用更多外来医护人员或许也是必要的。
今年7月间，由本地慈善机构连氏基金会委托英国财经杂志《经济学家》信息部所作的“临终生活质量指数排名”显示，新加坡综合排名第18。调查的主要对象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0个富裕成员国，以及另外10个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虽然我国在亚洲地区的排名仅次于排名14的台湾，但调查说明我们在临终关怀与护理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死亡人数大约为1万7000名，当中约20%获得临终护理服务，离我们所设定的60%目标也还有很大的距离。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如何让临终者能够有尊严的与祥和的离世，是个越来越迫切的课题。最近李光耀资政夫人的逝世，也间接让国人了解到临终关怀与护理的重要性。亚洲人普遍上仍然是希望在家中终老的，因此，如何更好的在家庭推广护理知识和技巧，显得异常重要。与此同时，由于“婴儿潮”一代的终老也必须面对与“两个就够了”俱来的家庭人手短缺的难题，慈怀病院的需求势必会越来越殷切。临终关怀与护理课题已经到了需要全社会广泛关注的时候了。
08 September 2010
新加坡的文化前景往哪里？
http://www.zaobao.com.sg/sp/sp100903_002.shtml
19人委员会将起草2025年文化发展蓝图
（2010-09-03）
● 谢燕燕 报道
新闻、通讯及艺术部昨天成立由各领域知名人士组成的艺术与文化策略检讨指导委员会（ACSR Steering Committee），以起草下一阶段文化发展蓝图，希望到了2025年，新加坡人每年至少出席一项文化艺术活动的比例能加倍，从目前的40%提高到80％。
让参与文化艺术活动国人
比例提高到50％
它说，委员会的另一个目标是把积极参与文化艺术活动的国人的比例，从目前的20%提高到50％，以使艺术与文化成为新加坡人生活的一部分。所谓积极参与艺术文化活动，可以是工余参加某种艺术活动，或当义工。
新闻、通讯及艺术部代部长吕德耀昨晚在艺术赞助荣誉奖颁礼上受访时说，他希望委员会起草的2025年文化发展蓝图，能为策划未来20年的艺术文化发展留下深远意义。
他提到由已故前总统王鼎昌在1989年率领的文化与艺术咨询委员会如何影响新加坡过去20年的文化与艺术发展，包括兴建诸如滨海艺术中心的设施。
吕德耀也说，跟上个委员会成立时的环境不同，艺术业现在更成熟，委员会可交由企业人士领导，因此由李子扬担任主席，成员来自私人和公共领域。
由新加坡艺术学院（SOTA）主席李子扬所率领的指导委员会，由19名成员组成。
吕德耀说：“我希望他们能构想出政府可采用，并作为未来十多二十年的发展蓝图。所以，我考虑的是个长期、超过三五年的计划。”
他是在今年3月在国会宣布成立艺术与文化策略检讨指导委员会的计划，以起草2025年文化发展蓝图，包括建议具体战略，借助文化艺术把新加坡发展为亚洲最宜居城市，让国人发挥创意，同时加强社会凝聚力。
李子扬受访时说，委员会下星期一举行首个非正式会议，以成立四个工作小组，探讨与文化艺术相关的产品（Product）、人（People）、参与感和伙伴关系（Participation and Partnership）和地点（Place）课题。
“产品”指的是如何让文化机构和艺术产品达到精益求精的水平。产品工作委员会由国家文物局总裁许顺华和新加坡报业控股高级执行副总裁（华文报/报章服务）胡以晨担任联席主席。胡以晨也是新加坡华乐团主席。
“人”指的是如何培养能欣赏文化艺术和从事文化活动的广大群众，及栽培杰出艺术家和顶尖专业人才。工委会联席主席是国家艺术理事会理事长潘传顺和官委议员黄渭莹。
“参与感和伙伴关系”探讨如何让一个优雅、凝聚力强而又富创意的社会，主导本身的文化艺术发展。工委会联席主席是人民协会总执行理事长杨雅镁与和美集团主席兼总裁蔡天宝。
“地点”指的是如何保留著名景点的原味与特色，让它具纪念性。工委会联席主席是市区重建局局长黄南和新传媒总裁周永强。
各工作组将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完成意见收集，以让指导委员会以此草拟初步报告，再咨询公众意见。
李子扬希望咨询范围越广越好，除艺术团体，也收集基层领袖、学校、公共和私人机构的看法。
他说，每个社会都有本身的文化，关键在于哪些是我们喜欢的，哪些是想扬弃的，“即使是放风筝活动，当中也有文化成分，包括美学观”。
他希望扩大文化艺术的概念，吸引更多人参与，最重要的是愿意花钱、花时间在文化艺术活动上。
19人委员会将起草2025年文化发展蓝图
（2010-09-03）
● 谢燕燕 报道
新闻、通讯及艺术部昨天成立由各领域知名人士组成的艺术与文化策略检讨指导委员会（ACSR Steering Committee），以起草下一阶段文化发展蓝图，希望到了2025年，新加坡人每年至少出席一项文化艺术活动的比例能加倍，从目前的40%提高到80％。
让参与文化艺术活动国人
比例提高到50％
它说，委员会的另一个目标是把积极参与文化艺术活动的国人的比例，从目前的20%提高到50％，以使艺术与文化成为新加坡人生活的一部分。所谓积极参与艺术文化活动，可以是工余参加某种艺术活动，或当义工。
新闻、通讯及艺术部代部长吕德耀昨晚在艺术赞助荣誉奖颁礼上受访时说，他希望委员会起草的2025年文化发展蓝图，能为策划未来20年的艺术文化发展留下深远意义。
他提到由已故前总统王鼎昌在1989年率领的文化与艺术咨询委员会如何影响新加坡过去20年的文化与艺术发展，包括兴建诸如滨海艺术中心的设施。
吕德耀也说，跟上个委员会成立时的环境不同，艺术业现在更成熟，委员会可交由企业人士领导，因此由李子扬担任主席，成员来自私人和公共领域。
由新加坡艺术学院（SOTA）主席李子扬所率领的指导委员会，由19名成员组成。
吕德耀说：“我希望他们能构想出政府可采用，并作为未来十多二十年的发展蓝图。所以，我考虑的是个长期、超过三五年的计划。”
他是在今年3月在国会宣布成立艺术与文化策略检讨指导委员会的计划，以起草2025年文化发展蓝图，包括建议具体战略，借助文化艺术把新加坡发展为亚洲最宜居城市，让国人发挥创意，同时加强社会凝聚力。
李子扬受访时说，委员会下星期一举行首个非正式会议，以成立四个工作小组，探讨与文化艺术相关的产品（Product）、人（People）、参与感和伙伴关系（Participation and Partnership）和地点（Place）课题。
“产品”指的是如何让文化机构和艺术产品达到精益求精的水平。产品工作委员会由国家文物局总裁许顺华和新加坡报业控股高级执行副总裁（华文报/报章服务）胡以晨担任联席主席。胡以晨也是新加坡华乐团主席。
“人”指的是如何培养能欣赏文化艺术和从事文化活动的广大群众，及栽培杰出艺术家和顶尖专业人才。工委会联席主席是国家艺术理事会理事长潘传顺和官委议员黄渭莹。
“参与感和伙伴关系”探讨如何让一个优雅、凝聚力强而又富创意的社会，主导本身的文化艺术发展。工委会联席主席是人民协会总执行理事长杨雅镁与和美集团主席兼总裁蔡天宝。
“地点”指的是如何保留著名景点的原味与特色，让它具纪念性。工委会联席主席是市区重建局局长黄南和新传媒总裁周永强。
各工作组将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完成意见收集，以让指导委员会以此草拟初步报告，再咨询公众意见。
李子扬希望咨询范围越广越好，除艺术团体，也收集基层领袖、学校、公共和私人机构的看法。
他说，每个社会都有本身的文化，关键在于哪些是我们喜欢的，哪些是想扬弃的，“即使是放风筝活动，当中也有文化成分，包括美学观”。
他希望扩大文化艺术的概念，吸引更多人参与，最重要的是愿意花钱、花时间在文化艺术活动上。
29 August 2010
Singaporean arrested after Facebook attack on govt - XinMSN News: Singapore News “要烧维文和行动党” 男子面簿留言煽动被捕
http://news.xin.msn.com/en/regional/article.aspx?cp-documentid=4295467
By Agence France-Presse, Updated: 25/08/2010
Singaporean arrested after Facebook attack on govt
A Singaporean man who attacked the ruling party on Facebook and urge people to "burn" a cabinet minister has been arrested on charges of inciting violence, police said Wednesday.
In a statement, police said they had arrested a "man in his late 20s" on Tuesday "in connection with investigations into offences related to incitement of violence".
The statement did not name the man or give details of the offence, but said that he was released on bail pending further investigation.
Local media identified him as Abdul Malik Ghazali, 27, who posted a series of comments on th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critical of how Singapore is hosting the inaugural Youth Olympic Games (YOG).
The August 14-26 event, held for competitors aged from 14 to 18, has generated limited public interest, with many events blighted by empty seats and the host country's athletes faring badly.
Vivian Balakrishnan, the minister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youth and sports, has come under particular fire from online critics over the games.
Abdul Malik's postings on his own Facebook page and on a separate group account called "I hate the Youth Olympic Games Organising Committee" are also critical of Singapore's ruling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Abdul Malik, who works for a company specialising in wood and flooring, said on his Facebook page that he was arrested "due to my involvement in anti-YOG and anti-PAP Facebook pages".
One of his postings highlighted recent floods in Singapore, the escape of detained terror suspect Mas Selamat Kastari, the amount of money spent to host the games and reports of the poor standard of food served for games volunteers.
He said it was time to "burn" the sports minister and the PAP.
"Rally together and vote them out!!!" he wrote.
Abdul Malik said in comments published Wednesday by The New Paper that "the comment is a metaphor".
"I did not intend for it to be taken literally. I did not mean for someone to actually burn," he said.
In another posting, Abdul Malik referred to a version of the communist anthem The Internationale on YouTube and wrote: "This song is a call to rise against tyranny and oppression... Very suited to what is happening now in Singapore."
Prosperous Singapore -- which is spending close to 300 million US dollars to host the games, more than three times original projections -- follows a hardline policy on political dissent.
Public protests are banned without a police permit and anti-government critics in the political opposition and media have been successfully sued for defamation by top officials.
Some in cyberspace rallied to Abdul Malik's defence.
One Facebook poster calling himself "Kok Meng" wrote "seems like even metaphors are forbidden these days".
"Police should get a grip and let loose. We are a democracy."
Abstract from xin msn news
http://news.xin.msn.com/en/regional/article.aspx?cp-documentid=4295467
By Agence France-Presse, Updated: 25/08/2010
Singaporean arrested after Facebook attack on govt
A Singaporean man who attacked the ruling party on Facebook and urge people to "burn" a cabinet minister has been arrested on charges of inciting violence, police said Wednesday.
In a statement, police said they had arrested a "man in his late 20s" on Tuesday "in connection with investigations into offences related to incitement of violence".
The statement did not name the man or give details of the offence, but said that he was released on bail pending further investigation.
Local media identified him as Abdul Malik Ghazali, 27, who posted a series of comments on th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critical of how Singapore is hosting the inaugural Youth Olympic Games (YOG).
The August 14-26 event, held for competitors aged from 14 to 18, has generated limited public interest, with many events blighted by empty seats and the host country's athletes faring badly.
Vivian Balakrishnan, the minister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youth and sports, has come under particular fire from online critics over the games.
Abdul Malik's postings on his own Facebook page and on a separate group account called "I hate the Youth Olympic Games Organising Committee" are also critical of Singapore's ruling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Abdul Malik, who works for a company specialising in wood and flooring, said on his Facebook page that he was arrested "due to my involvement in anti-YOG and anti-PAP Facebook pages".
One of his postings highlighted recent floods in Singapore, the escape of detained terror suspect Mas Selamat Kastari, the amount of money spent to host the games and reports of the poor standard of food served for games volunteers.
He said it was time to "burn" the sports minister and the PAP.
"Rally together and vote them out!!!" he wrote.
Abdul Malik said in comments published Wednesday by The New Paper that "the comment is a metaphor".
"I did not intend for it to be taken literally. I did not mean for someone to actually burn," he said.
In another posting, Abdul Malik referred to a version of the communist anthem The Internationale on YouTube and wrote: "This song is a call to rise against tyranny and oppression... Very suited to what is happening now in Singapore."
Prosperous Singapore -- which is spending close to 300 million US dollars to host the games, more than three times original projections -- follows a hardline policy on political dissent.
Public protests are banned without a police permit and anti-government critics in the political opposition and media have been successfully sued for defamation by top officials.
Some in cyberspace rallied to Abdul Malik's defence.
One Facebook poster calling himself "Kok Meng" wrote "seems like even metaphors are forbidden these days".
"Police should get a grip and let loose. We are a democracy."
Abstract from xin msn news
http://news.xin.msn.com/en/regional/article.aspx?cp-documentid=4295467
27 August 2010
《独立新闻在线》- 家人携七万联署跪求宽赦 杨伟光命运系于纳丹总统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4646.html
家人携七万联署跪求宽赦
杨伟光命运系于纳丹总统
作者／本刊记者 Aug 24, 2010 11:02:35 am
【本刊记者撰述】马来西亚青年杨伟光家人今早将宽赦杨伟光的请愿书和7万6500多分纸本签名联署呈交给总统纳丹，要求宽赦他救其一命，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家人更跪在总统府门前请愿，总统府守卫以公路安全为由，促全部人离开。
杨伟光马来西亚代表律师兼杨伟光后援会成员饶兆颖告诉《独立新闻在线》，杨伟光的父亲、兄弟姐妹、伯伯、伯母等特地来到新加坡，提呈请愿书签名给新加坡总统。
他们大约早上9时30分便聚集在总统府前，起初守卫不让他们从正门递交请愿书，他们步行15分钟，从后门递交请愿书。
当家人呈交了请愿书后，守卫急忙驱赶他们离开，但是杨伟光的父亲仍希望可递交纸条给总统纳丹，恳请对方慎重考量宽赦杨伟光。但是守卫并不允准，家人才在门前跪了三至五分钟。
饶兆颖不解为何总统府的守卫如此紧张地驱赶他们，“守卫驱赶大家走之后，我们已经过马路去到对面，但是杨伟光的姐姐等人还不要走。他的父亲希望能提交一张纸条，却遭驱赶。”
她也透露，除了杨伟光的家人之外，他两个七八年未见他的阿姨也特地赶来，希望可在监狱见他一面，但是新加坡当局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以致他们带着遗憾回去。但是，杨伟光的直属家属都有与他会面。
此外，今天杨伟光代表律师拉维（M.Ravi）和沙巴州斗湖国会议员蔡顺梅也与他们同行。蔡顺梅昨天尝试到新加坡樟宜监狱见杨伟光一面但遭新加坡当局拒绝。
联署破十万大关
杨伟光后援会协调员饶兆颍今天下午发表文告表示，杨伟光先生的代表律师拉维、家属和后援会经已在2010年8月24日（二）早上，向新加坡总统府完成呈交7万6516份签名运动的纸本联署信函，以及马来西亚44名国会议员和15名上议员的陈情信函。
继昨日突破10万大关后，截至24日（二）下午5时，杨伟光后援会获得总共11万1331签名，其中3万3837来自网上签名、4万3466来自沙巴、3万3716来自大马半岛，以及312来自新加坡。
文告也吁请尚未签名的公众：尽速上网（www.petitiononline.com/SaveVK/petition.html）签名，或将签名运动表格寄到隆雪华堂，地址是：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文告表示，杨伟光后援会（Save Vui Kong Campaign）衷心感谢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促成第一波的签名运动达到预期目标。至于接下来的第二波行动，该组织将在近日内对外公布。
再推动“道歉日”运动
另一方面，后援会也将在本周四推介“道歉日”，并定下9月3日为道歉日。
饶兆颖（左图）表示，这是从杨伟光获得的启发，即杨伟光做错了，他想要道歉，但是目前已是生死存亡之际；但我们这些身在外面的人，经常都会做错事，因此，更要珍惜每分钟去道歉和弥补。
她说，这项“道歉日”运动已超越杨伟光运动，参与此运动者未必需要支持杨伟光宽赦的诉求，反之，这更倾向人道主义的运动，鼓励大家可以为自己做错的事道歉，祈求原谅，并且重新开始。
杨伟光后援会自一个多月前成立以来，便开始推行签名运动，要求世界各地的人，通过网上或纸上签名，要求新加坡共和国总统宽赦杨伟光一命，让因运毒而被判死刑的他，可以其剩余的生命，在监狱中宣扬切勿沉沦毒海的讯息。
杨伟光签名运动自7月18日开放以来，便获得各地人民的热烈回响，昨天，后援会已成功收集到超过10万个签名，突破了他们原定的10万签名目标！此外，佛教团体举办的抄心经以宣扬“远离毒海，珍惜生命”活动，也得到社会人士的回响。
曾拒绝宽赦申请
沙巴州青年杨伟光（右图右）因运送47克海若英而遭新加坡高庭判处死刑，新加坡总统曾在去年11月27日拒绝杨伟光的陈情，而杨伟光原本要在去年12月4日问吊，但其律师拉维取得展延执行令，并成功展延其刑罚。
拉维原订在今年8月20日再提呈新的宽恕陈情书给总统，但因为该国法律部长山姆甘（K.Shanmugan）公开表达应该处决杨伟光的立场而导致他无法这么做。
05 August 2010
Channel NewsAsia - Lapses & weaknesses in management of public funds in some ministries, govt agencies - channelnewsasia.com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stories/singaporelocalnews/view/1073094/1/.html
Lapses & weaknesses in management of public funds in some ministries, govt agencies
By Hetty Musfirah Abdul Khamid | Posted: 03 August 2010 1932 hrs
SINGAPORE : Lapses and weaknesses in the internal controls over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funds have been found in several ministrie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This was revealed in the Auditor-General's report for the financial year 2009/2010 released on Tuesday.
The report also showed the need for greater vigilance in the area of IT security.
But the lapses were not as severe as those highlighted in last year's report, which involved millions of dollars that could have been spent more prudently.
Some of the areas that came under scrutiny were how well finances were managed and how efficiently resources were used.
One ministry that did not fare well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was Community Development, Youth and Sports.
Managing agents of three welfare homes transferred donations of S$34,907 to the accounts of voluntary welfare organisations (VWOS) - when the money should have gone to the homes.
At one welfare home, valuables and nearly S$13,000 cash belonging to residents were kept in cardboard boxes and shopping bags in the Superintendent's office.
The misuse of government payouts meant for patients was also uncovered.
Test checks at six nursing homes showed that between 2005 and 2009, as estimated S$1.19 million in government payouts was cashed by the homes on behalf of patients. But one home treated the money as its revenue, while the other five used it to pay for medical treatment and charges incurred by the respective patients, without their authorisation.
One of the homes also used the money to buy general supplies and equipment such as wheelchairs and safety vests.
Wastage of public funds was another issue. Here,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did not fare well. Checks on two camps revealed lapses in the way meals were accounted for - there were 63 instances of excess meal orders. These were covered up by personnel managing the cookhouses or servicemen who falsified the records. That resulted in unnecessary expenditure of about S$22,000. The report stated that MINDEF has taken disciplinary action against the personnel involved in the falsification of records.
There was also an instance when revenue due to the government was not collected.
The Singapore Police Force lost S$648,000 in revenu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it did not charge town councils and statutory boards a fee of S$25 for every Warrant of Arrest enforced.
This happened between 1997 and 2009 for several prosecuting agencies.
As for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t had over 50 cases of overpayment of salaries, bonuses, overtime claims, medical and dental subsidies to the mission staff, as well as double payment of medical expenses. These amounted to at least $5,800.
Other lapses observed include non-compliance with government instructions and guidelines such as an officer certifying his own claims.
The report said that although the amount of repayments observed from the test checks is not significant, the control lapses need to be rectified so that the system of internal controls is rigorous enough to ensure that payments made are correct and for valid purposes.
In the area of IT, security lapses were found in the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NFS@Gov", administered by the Accountant-General's Department.
Over 640 end-user accounts were wrongly given access rights to an application designer tool. Some of the accounts would allow users to modify programs or records in the system.
There was also an unauthorised testing of a computer system at the Accounting and 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 that saw two invoices generated with incorrect amounts.
The report stated that the lapses should not be seen as reflecting the general quality of the internal controls in the bodies concerned, but they do point to the need for greater vigilance, especially in IT security as government ministries and statutory boards are extensively computerised.
A horizontal audit across statutory boards to identify gaps and shortcomings in governance framework and practices was also conducted. And it was observed that in general, statutory boards had in place systems and processes for governance.
The report will be deliberated by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and where necessary, particular ministries would have to account for the lapses reported. - CNA/ms/ls
Lapses & weaknesses in management of public funds in some ministries, govt agencies
By Hetty Musfirah Abdul Khamid | Posted: 03 August 2010 1932 hrs
SINGAPORE : Lapses and weaknesses in the internal controls over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funds have been found in several ministrie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This was revealed in the Auditor-General's report for the financial year 2009/2010 released on Tuesday.
The report also showed the need for greater vigilance in the area of IT security.
But the lapses were not as severe as those highlighted in last year's report, which involved millions of dollars that could have been spent more prudently.
Some of the areas that came under scrutiny were how well finances were managed and how efficiently resources were used.
One ministry that did not fare well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was Community Development, Youth and Sports.
Managing agents of three welfare homes transferred donations of S$34,907 to the accounts of voluntary welfare organisations (VWOS) - when the money should have gone to the homes.
At one welfare home, valuables and nearly S$13,000 cash belonging to residents were kept in cardboard boxes and shopping bags in the Superintendent's office.
The misuse of government payouts meant for patients was also uncovered.
Test checks at six nursing homes showed that between 2005 and 2009, as estimated S$1.19 million in government payouts was cashed by the homes on behalf of patients. But one home treated the money as its revenue, while the other five used it to pay for medical treatment and charges incurred by the respective patients, without their authorisation.
One of the homes also used the money to buy general supplies and equipment such as wheelchairs and safety vests.
Wastage of public funds was another issue. Here,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did not fare well. Checks on two camps revealed lapses in the way meals were accounted for - there were 63 instances of excess meal orders. These were covered up by personnel managing the cookhouses or servicemen who falsified the records. That resulted in unnecessary expenditure of about S$22,000. The report stated that MINDEF has taken disciplinary action against the personnel involved in the falsification of records.
There was also an instance when revenue due to the government was not collected.
The Singapore Police Force lost S$648,000 in revenu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it did not charge town councils and statutory boards a fee of S$25 for every Warrant of Arrest enforced.
This happened between 1997 and 2009 for several prosecuting agencies.
As for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t had over 50 cases of overpayment of salaries, bonuses, overtime claims, medical and dental subsidies to the mission staff, as well as double payment of medical expenses. These amounted to at least $5,800.
Other lapses observed include non-compliance with government instructions and guidelines such as an officer certifying his own claims.
The report said that although the amount of repayments observed from the test checks is not significant, the control lapses need to be rectified so that the system of internal controls is rigorous enough to ensure that payments made are correct and for valid purposes.
In the area of IT, security lapses were found in the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NFS@Gov", administered by the Accountant-General's Department.
Over 640 end-user accounts were wrongly given access rights to an application designer tool. Some of the accounts would allow users to modify programs or records in the system.
There was also an unauthorised testing of a computer system at the Accounting and 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 that saw two invoices generated with incorrect amounts.
The report stated that the lapses should not be seen as reflecting the general quality of the internal controls in the bodies concerned, but they do point to the need for greater vigilance, especially in IT security as government ministries and statutory boards are extensively computerised.
A horizontal audit across statutory boards to identify gaps and shortcomings in governance framework and practices was also conducted. And it was observed that in general, statutory boards had in place systems and processes for governance.
The report will be deliberated by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and where necessary, particular ministries would have to account for the lapses reported. - CNA/ms/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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