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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裕林：调节贫富差距的苦药良方
（2012-04-25）
● 蔡裕林
自上世纪末起，环球化经济趋势的加速，世界经济迈入前所未有的发展规模。得益者成为了时代的宠儿，享受着通过无情竞争，自由搏杀得来的果实。正因为这种残酷的较量，众多国家和人民成为了被现实挤压的牺牲品。它的后遗症终于蔓延到发达国家，致使它们先后陷入贫富差距的深渊，引发社会动乱，激起严峻的反抗声浪。
新加坡随着世界潮流，攀上了成功的阶梯，赢得了许多赞誉。不过，我们也面对着同样的困境和挑战。并且，虽同列发达国家，却因体制与社会政策的不尽相同，而出现不同的特点。
与西方发达国家其中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从国家的层面看，新加坡的外来人口的增长速度与规模，是其他发达国家无法比拟的；新加坡没有失业救济金和养老金制度；以及新加坡的蓝领劳动者的待遇跟不上其他发达国家同行。生活水平的压力却相对快速递增；加上作为城市化的小国，益显两极分化的严重性。
形成新加坡贫富差距的关键因素，是外来劳动力的长期过大比例。记得1985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当时的劳工部长就曾提出，要在1990年把所有外劳送走。可是，到了1990年，新加坡的外劳人数却不降反升到30万人，2000年的又上升到70万人，2010年突破100万人以上。
政府与工会责无旁贷
新加坡因引进外劳而获益良多，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因过度依赖廉价外劳的粗放政策，忽视了底层劳动者的利益，导致贫富差距的加速。这就不能简单归咎于市场发展的需要。
政府一路来抓大放小，强调外资的重要性，远胜于奖励本地中小企业；政联企业从事甚至包办重要行业，促使本国中小企业，在困难中求存而不易发展。高竞争成本和国内市场有限的的经商环境，更使问题积久成疾。政府和工会必须为此负起应有的责任。
为了缩小贫富差距，也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袭击，新加坡政府自那时起，就着手加速推动解决贫富差距和危机引起的困境和挑战，强调培训、提供就业补助奖励等措施。2010年尚达曼财长进一步提出要通过提升生产力，在10年内让国人收入上升30%的目标。
问题是，国人期待改变能够带来更明显的效果。被社会发展抛在后头的群体，为了应付日益高涨的生活费，正苦苦挣扎。一个公平社会的基准是否得到坚守与贯彻，成为了人民关注与热议的焦点。
正是这种客观形势的驱使，争议纷飞，建议不穷。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林崇椰教授的“第二次经济重组”的出台。
至今，政府方面表达不同意见的有吕德耀、李奕贤、张思乐；工会方面的有林瑞生。它们都倾向于不赞同，担心引起广泛的负面影响。不过，也有若干工会表示欢迎。学术界则有多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较多持保留意见；财经界的见解各有见地；商界表达关注，并以持反对意见为主。
面对着如此反应与评论，林教授先后作出解释与澄清，坚持看法，力陈理据，足见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建议，具有强有力的论据。
诚然，我们不能忽视1979年的经济重组计划，它的首要目标在于推进整体经济结构转型。因而，能对生产力的提升起着正面的作用。林教授所倡议的第二次经济重组，其首要目标着重于调节贫富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过渡性的对策。这应是两者的最大差异。
在思考林教授的建议时，基于不同的国情与发展特点，不应单从商界，学界或工会的视角看问题。人们更应关注，首先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衡量建议的利与弊；然后，才在实践层面考虑不同的措施。因此，政府实在有必要跨越经济层面，更加重视从解决社会难题入手。或许，这样才能找到更好的切入点。更确切地说，政府正好通过短期的激进手法，加速提升蓝领阶层的工资，以拉平本国白领与蓝领，国内与国外相关行业薪金的差距。
新捷运将从下月起，把新加坡籍巴士司机基本月薪从1375元提高到1600元，起薪16%，加薪幅度比林教授建议的15%还高。这一实例，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可行性的参照。除了政府机关和政联企业，以及所有享有利润的公司，都应有能力落实外，其他面对各种困境的企业，政府为何不可以制定变通的对策以求解决？责无旁贷的应是政府，正如林教授所言，目前球在政府脚下。
国人乐见各方通过脑力激荡，不断加深对问题的了解，与寻求不同的解决方案的深入探讨，这正是新加坡当前最需要的。
作者是本地政治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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