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宗教性、靈性

 

和朋友的對談：

信仰宗教，或者現代人說的追求身心靈整合，都是為了追求宗教性、靈性。為了跨越宗教和教派，我們暫時把宗教性、靈性定義為哲學上的他者(the other)。

問題1：是不是參加宗教團體、擁有宗教門派的宗教人士都一定具有宗教性/靈性？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們可能有，但是不一定有。

問題2：如果有人沒有參與宗教團體、沒有擁有宗教門派、沒有宗教信仰，他是不是也可能有宗教性/靈性？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他們可能有，但是不一定有。

所以，我的結論是：宗教性/靈性不是宗教團體、宗教門派、宗教人士所專有的。沒有參與宗教團體、沒有擁有宗教門派、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還是可能有宗教性/靈性的。
 
問題3：進行宗教儀式對宗教性/靈性有沒有幫助，有，但是不一定適合每個人。
 
問題4：不進行宗教儀式會不會對宗教性/靈性有負面的影響，沒有，但是為了不讓對於宗教儀式有恭敬心的修行人有負面的影響，我們也不必要去否定宗教儀式。如果真的不行，可以禮貌性的迴避。
 
這個就是我之前說的獨異性(singularity)。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路要走，沒有誰能夠代替別人走的。想想死亡這件事，就很容易明白。

营造共识，促进和谐：新加坡报章在国家发展中的角色

http://www.zaobao.com/yl/yl090624_001.shtml
营造共识，促进和谐：新加坡报章在国家发展中的角色

（2009-06-24）
● 林任君

新加坡的新闻模式，既不是西方普遍奉行以及在西方强势影响下出现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那种一味挑战权威、制造对抗和争端的“敌对新闻学”，也不是一些国家所遵行的那种漠视新闻的时效性、一味要求口径一致的“指令新闻学”，而是一种可以概括为“负责任的新闻自由”的建设性新闻模式。

新加坡能够在不断取得高经济增长、大大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维持社会秩序和纪律；在吸收和利用西方的管理及科技知识的同时，杜绝西方的一些政治和社会偏差，保留亚洲社会的特性和本质，也避免了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种种政治和社会弊端，这是“新加坡发展模式”在国际上受到重视和引起兴趣的原因。

方向盘

林任君

　　关于新加坡的发展理念和模式，中国大陆研究的人不少，尤其是新加坡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政策。政治领导人、政府、执政党、行政体制以及个别公私机构在新加坡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也是中国学者较感兴趣的一些课题。相形之下，对新加坡媒体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涉猎的研究，显得比较有限。

　　新加坡独特的新闻模式，可以说是国家整体发展模式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不是西方普遍奉行以及在西方强势影响下出现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那种一味挑战权威、制造对抗和争端的“敌对新闻学”（Adversarial Journalism），也不是一些国家所遵行的那种漠视新闻的时效性、一味要求口径一致的“指令新闻学”（Command Journalism），而是一种可以概括为“负责任的新闻自由”（Responsible Press Freedom）的建设性新闻模式。

缺乏社会共识将使矛盾激化

　　新加坡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在1965年被逼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时，不但贫穷落后，失业率高，作为一个毫无腹地、完全没有天然资源，却又有多个种族、语文、宗教并存的小岛，更潜伏着各种足以引发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的暗流。

　　新加坡的人口主要由三大种族，即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以及一个较小的欧亚裔社群组成。宗教方面则更加复杂多元，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锡克教等。

　　历史、地理和政治因素，使新加坡这个面积只有700平方公里的岛国，成为华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三大世界文明的交汇之处。美国学者亨廷顿教授所提到的那些足以引起“文明冲突”的条件，这个弹丸小国可说差不多都具备了。

　　但是，新加坡却没有像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被这种种不利的条件拖垮而失败沉沦，而是在43年后的今天，从第三世界迅速跃升为第一世界国家，不但经济发达、国民安居乐业，而且社会稳定、秩序井然。

　　这主要当然应归功于国家领导高瞻远瞩、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政府务实高效、励精图治，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全力以赴等因素，然而，假如没有媒体的积极配合，在营造人民共识、促进社会和谐，从而协助政府贯彻政策、推动国家发展等方面扮演建设性的角色，新加坡的建国道路肯定不会那么顺利。

　　许多国家的媒体，不但没有协助促成共识，反而通过挑战一切权威、突出歧见、放大争端等耸动性的报道方式，使得社会共识根本无法形成，甚至造成社会各种矛盾的深化和激化，破坏了稳定，更严重的是引发了冲突。

在危机四伏中逆境求存

　　其实，新加坡今日的媒体模式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至少在独立之前，各语文报章多以所属族群利益为重，也有些由于当时国家还没有成立，而以原籍国为效忠对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两场宗教和种族流血冲突，虽然有其政治、社会和外力的导因，但一些报章的煽情报道或政客利用报章的直接煽动，肯定起了导火索的作用。

　　即使在脱离马来西亚初期，由于独立来得突然，国家意识一时尚未形成，各种旧影响势力依然存在，一些沿袭过去方针和做法的报纸也不全然是以“新加坡国”为效忠对象。因此，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一些外国势力试图渗透本地报章、影响新加坡的政治和社会的事件还不断发生。

　　因此，新加坡政府在大力发展经济、消除失业、改善民生，确保新加坡的生存之余，也开始整顿报业，加强对媒体的管制，并采取行动对付个别受外国势力资助渗透的报章和一些被认为受外力指使颠覆社会的报业老板和新闻从业人员，使各语文报章以国家而不再是族群或其他内外势力为效忠对象。

　　新加坡政府主要通过法律的手段管制报章，1974年订立的《报章与印刷馆法令》（Newspaper and Printing Presses Act）是对报业公司的控制权和报章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的最重要法律。

　　这个法令对新加坡报章的股份结构、业务、出版及发行等作出了种种明确的规定。其中一些主要规定包括：报刊必须有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长发出的准证才能出版，准证必须每年更新；总编辑人选虽由报馆管理层决定，但必须获得部长批准；报业公司的董事必须是新加坡公民；任何个人或机构不得拥有公司超过5%的股份；股份分管理股和普通股两种，管理股占总股份的1%，只能发给那些获得部长批准的新加坡公民或机构，在有关委任或开除任何董事或报馆职员的投票表决中，每份管理股拥有200票的表决权，等等。

　　除了这个直接管制报纸的法律之外，其他法律，如《诽谤法》《煽动法》《内部安全法》《官方机密法》等，都对新加坡报章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约束。

　　自那时起，随着报章出版公司在新法律下纷纷挂牌上市，不再受家族或企业的控制，成为真正的公共公司，报纸跟政府的关系从此步上正常化的、非对抗性的道路。

　　但彼此间关系的改善并不纯然是政府立法管制的结果，而更多是报纸和政府对国家的命运逐渐形成休戚与共的共识使然。危机四伏之中的逆境求存、一无所有之下的艰辛建国，使大家对新加坡处境之危险和立国基础之脆弱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

既非“敌对”也非遵照“指令”

　　大体上说，新加坡报章这30多年来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的是政府伙伴的角色。一方面，报章帮助政府宣传国家社会发展的目标，上情下达，通过引导舆论凝聚人们对这方面的共识，协助动员人民来实现目标；以读者易懂的方式，图文并茂报道并解释政府的政策，使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施政效果事半功倍。

　　另一方面，报章也如实反映舆情，反馈民意、下情上达，帮助政府了解人民对政策的反应，掌握社会脉搏和民间情绪，以便知所调整，及时在政策或措施方面做出回应，改善对国家的治理。

　　此外，报章也照实报道负面新闻，从不回避或淡化，让真相曝光，将问题暴露，使国家社会能够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在错误中吸取经验，健康成长。

　　这是一种和政府若即若离的伙伴关系，报章认真看待本身的桥梁角色，积极促进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双向沟通，从而协助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促使社会在和谐中繁荣进步。

　　新加坡的这种媒体模式，和许多采纳“敌对新闻学”的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地区是截然不同的。奉行敌对新闻理念的媒体认为，必须挑战他人的权威才能建立本身的威信，尤其是必须时时挑战政府的权威或质疑政府的动机。它们喜欢渲染矛盾，制造争端，挑起对抗，甚至对种族、语文、宗教这类容易触动敏感神经的课题也毫无避忌。

　　在这类媒体大行其道的地区，不但社会和谐和稳定难以实现，即使要凝聚最基本的共识、追求有益于人民的目标也非常困难。

　　新加坡的模式可说是介于这种“敌对新闻学”和光谱另一端的“指令新闻学”之间。后者往往因为要求高度的“口径一致”和过度担心负面报道的影响，而通过新闻检查或行政干预手段，阻碍媒体对事实的及时报道，从而漠视了新闻的时效性和剥夺了人民的基本知情权。这类媒体倾向于“报喜不报忧”，而且往往“慢三拍”，使人民无法及时获取重要的信息。

　　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加坡报章模式，可用“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来概括。它一方面赋予报人根据本身的专业判断进行报道和批评的自由，包括自由报道负面新闻和批评政府的政策或施政方式，另一方面则要求这种自由以国家整体利益为依归，并受到社会责任的约束，服膺于崇高的新闻道德和专业精神。

避免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弊端

　　新加坡今天的这种媒体模式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报章和政府之间经过一段磨合期渐渐成形的。这个模式行得通有其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客观因素方面，除了直接和间接约束媒体行为的法律之外，主要还有：新加坡很幸运地拥有一个廉洁、贤明、正直、有效率的政府；法律制度、行政系统和司法过程高度公正透明，能有效预防、制止或惩罚贪污滥权行为。

　　这使到新加坡报章无须像一些国家的媒体那样对政府一直抱着怀疑或质疑的态度，甚至自我授权“替天行道”，调查挖掘当权者的滥权枉法行为。

　　此外，国家领导对人民和媒体的开诚布公，政府官员对报章领导人普遍存在的尊重和信任，不时通过吹风之类的途径帮助报人了解政策动机及背景等，显示政府很重视并肯定媒体在社会建设和政策落实过程中的角色。

　　政府也时常邀请报人同其他企业界和民间组织的代表一起，参加一些政府机构的咨询委员会或法定机构的董事局，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也让他们从中了解政策思路和决策过程。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客观因素。

　　主观因素方面，除了报人对政府的立国理念和发展策略高度认同之外，新加坡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价值观与他们的西方同行大相径庭也是个重要的原因。他们大致上尊重权威，以和为贵，以大局为重，视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他们并不具有一些外国同行的那种自以为在替天行道的心态，也没有那种“必须通过挑战权威来建立本身权威”的包袱。

　　此外，主流媒体的从业人员一般上具有高度的专业和自律精神，中庸厚道，知道适可而止，不会穷追猛打。

　　新加坡这种“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模式运行的结果，既维持了报章的公信力，受到读者的充分信赖，也确保了重要信息的高度流通，及时、准确、可靠而且透明，让读者能够最快掌握影响国计民生的消息，获取最新知识。这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助于提高人民对重大国家社会课题的认识，促进共识。

　　同时，报章也有意识地加强社会的凝聚力，促进种族、宗教和谐以及政治稳定，发挥了社会公器的效用，独立并积极地维护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这样一来，报章协助推动了国家社会向前发展，而不是助长无休无止又无谓的争论、毫无必要的折腾，在精神耗损中拖慢社会前进的脚步。

　　新加坡能够在不断取得高经济增长、大大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维持社会秩序和纪律；在吸收和利用西方的管理及科技知识的同时，杜绝西方的一些政治和社会偏差，保留亚洲社会的特性和本质，也避免了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种种政治和社会弊端，这是“新加坡发展模式”在国际上受到重视和引起兴趣的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邓小平就曾说过：“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

　　中国近年来对新加坡的各方面经验借鉴了不少，但似乎对媒体方面的经验比较忽略。我们与大家分享新加坡报章模式的经验，希望能引起中国朋友的注意和兴趣。

作者是本报总编辑，本文是他在2008年11月于深圳大学举行的“新加坡经验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上的演讲。这篇文章首先发表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并将收录在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即将出版的《新加坡研究》第一辑。

蕭煌奇-阿嬤的話(原聲原影版)

蕭煌奇 - 阿嬤的話
作詞：蕭煌奇. 作曲：蕭煌奇. 編曲：胡官宏

在細漢的時陣阮阿嬤對我尚好　
甲尚好的物伴攏會留乎我
伊嘛定定帶我去幼稚園看人在七桃　
看人在辦公伙兒　
看人在覓相找
伊定定跟阮說　
叫阮著要好好仔讀冊　
嘸通大漢像恁老爸仔彼呢啊狼狽歐
在彼個時陣　
阮攏聽攏嘸　阿嬤　妳到底是在講什麼
大漢了後　才知影阿嬤的話　
我會甲永遠永遠放塊心肝底

想到一步一步的過去　
定定攏會乎人真難忘
時間一分一秒塊過去　
在阮的心內定定攏會想到伊

阿嬤妳今嘛在叨位　
阮在叫妳妳甘有聽到
阮的認真甲阮的成功妳甘有看到　
阮在叫妳妳知影沒
阿嬤妳今嘛過的好麼　
甘有人塊甲妳照顧
希望後世人阮擱會凍來乎妳疼　
作妳永遠的孫仔　
擱叫妳一聲阿嬤

王赓武教授： 让新加坡成中国及华人研究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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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赓武教授： 让新加坡成中国及华人研究重镇
（2009-06-07）
● 韩咏梅　陈能端

　　剑桥大学曾经出版了一部世界上极具影响力的中国历史权威著作《剑桥中国史》，主编是西方研究中国史权威费正清，从公元前221年的上古、秦汉、隋唐、辽、宋、元、明、清，一直到晚清、中国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洋洋洒洒16卷，那是西方汉学研究的代表作。

　　这套让英国人引以为豪的学术著作，并没有让汉学在英国蓬勃发展起来。相反地，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展现出的衰弱，让原本对中国文化抱着浪漫情怀的欧洲人感到失望，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像古代史一样激起他们的兴趣。

　　这10多年来，趋势改变了，英国开始重视中国近现代史，而且还从中国、美国找来学者，重新做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

　　在剑桥大学这个英国学术研究重镇庆祝创校800周年的此刻，将学术地位崇高的名誉博士学位，颁发给研究中国及华人的华人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显示了剑桥大学对中国研究的关注。他将在12日到剑桥大学与另外九人一起接受这名誉博士学位。

　　上星期五的早上，我们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武吉知马校园的东亚研究所，与王赓武教授进行了一次专访，请他深谈这项荣誉的意义以及他对本地人文与中国研究的期许。

　　问：获得剑桥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这对一个华人历史学家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答：剑桥大学重视中国历史文化已经一百多年了，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有中国研究的教授，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和儒家思想，汉学基础打得很好。在他们的图书馆里，经史子集、四库全书，传统的资料相当完整。

　　但是他们的特点是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化，对近代史方面是忽略的。

　　中国对西欧的影响，主要从16世纪开始，当时传教士进入中国，在他们笔下的资料都是强调中国古代有多了不起，包括中国的发明、建立的政治管理和政府的制度，还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同一个时候，西欧的情况是恰恰相反的，国家之间战争不断，死亡人数很高，所以大家那两百年间，西欧包括英国，很尊敬中国的传统文化。

　　19世纪后一切改变了，中国打败仗，而到中国经商的欧洲人发现，中国官僚腐败，人民穷苦，教育水平不高，于是他们对中国就再也不感兴趣了。

　　问：这是不是反映出西方历史研究的功利色彩？

　　答：正好相反，欧洲是抱着尊敬的心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因为看到中国的衰弱，所以忽视了中国人的潜力。唯一没有忽略中国的，是美国。

　　美国才是非常功利的，他们看到中国这个大国，有庞大的市场，现在可能贫困，但还是要了解它，不要让其他国家把中国吞掉了。他们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注意到中国的潜力，于是发了很多奖学金鼓励中国学者和学生到美国去，这一点他们很有眼光。

　　不过美国的中国研究只看现代，可能有些肤浅。不懂得古代，对现在或许会有误解。真正要了解中国，不得不把远古、近古、近代到现代，都好好地研究。

　　　问：你曾说过，中国要在世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华人知识分子要建立一套自己的知识体系。这次剑桥对华人历史学家的肯定，是不是西方开始承认中国知识力量？

　　答：1949年之后，中国很多学者都到欧美去了，我觉得他们没有受到适当的尊重和欣赏，不过这些年来他们教的一批学生，在美国和欧洲得到一定的重视，台湾也一样。这些学者建立了新的学术研究方向，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而中国在1949年到80年代，对传统学问研究很有限，新一代的学者也要一二十年才能看到成就。不过，现在中国几个重点大学里，文科和社会科学的人才不断出现，他们与西方也有相当的交流，学习了西方的理论。

　　中国学者有自己的一套马列理论，他们参考了西方现代的理论加以分析和比较，同时回归中国的传统学术，如果这些能融合成一种新的观点，再看下一代能不能全部消化，拿出新的想法，如果能够这样，中国的知识力量就不得了。

　　问：中国很多年轻学者在六四后离开中国，从学术角度看，这是不是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

　　答：其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原则，就是建立在东西方交流的基础上的，但是他的重点摆在科技方面，对人文科没有那么重视。

　　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交流比较困难，基本上西方有它的价值观，而中国有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加上马列主义的价值观，与西方那套有一定的矛盾。

　　从中国出去的学生，加上原本就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大家如果能够通力合作，在各方面互相学习，培训下一代，而这些工作已经开始了。大家都是学者，脑子清楚，观点开放，学术上的公开讨论态度越来越开明，这方面我相当乐观。

中国须对国际关系体制深沉思考

　　崛起的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但中国还须对现有的国际关系体制做出深沉的思考，以建立一个对中国更有利的框架。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对美国造成的双重打击，未来的国际关系，将考验大国智慧。

　　东亚研究所将在6月26日和27日举行王赓武学术研讨会，题目是“中国研究与国际关系”（Bridging Chin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在这次访谈中，我们也请教王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王教授说，“国际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实是很新的概念。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与国际的碰撞，经历了一段崎岖的道路。从开始的不懂国际关系，到怀疑国际关系，到如今中国人对国际关系已经有了自己的把握。

　　17世纪以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由各自的皇室主导，一直到建立了民族国家后，才开展了国际关系新篇章，把各国平等关系的概念引进西方近代史。

　　反观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就有类似“国际关系”的概念，但这个观念没有系统化。到了秦朝一统后，中国只有“天下”的概念了。邻近的国家如果要与中国建立邦交关系，就得朝贡，接受中国高高在上的地位。

　　王赓武教授说：“费正清（John Fairbank）把这样的关系称为Chinese World Order（中国世界秩序），中国并没有和朝贡国有太多的往来，它当时是从国防和贸易出发，建立朝贡制度的。”

　　明朝时期，朝贡的规模和体制最完整，但过后的世界局势开始有很大的变化。满清皇朝在19世纪时，凭帝国的姿态跻身西方国家建立的国际关系制度内，但当时它是个弱势、被欺负的大国。二战后的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把世界分化为两派势力，中国也因此无法真正领略国际关系学。

　　共产党掌舵后，1971年再次加入联合国。中国领导层当时发现懂得这方面专长的人才不够，于是派学生到国外学习。起初，中国人对国际关系抱怀疑的态度，他们学习国际关系学，是为了对付西方。

　　“一直到邓小平主张改革开放，才安排更多人往这方面研究。你可以注意到，从80年代开始，中国对美国的政治越来越了解，另一方面对联合国各个部门的作用，也分析研究得很详细。中国国际关系的学者现在越来越多，而他们分析的方法，都是西方的。”

　　摸透了国际关系的理论，并不表示能够驾驭风云万变的世界局势，因为国际关系是不定性的，中国要在这个框架中游刃有余，还得先管理好内部的问题。原则上，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好好地治理内部事务，国际关系就应该是稳定的，但也要记得，国际关系是一种有助于和平的框架，但却无法保障和平。

　　对于未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王教授抛出了几个问题：“先懂得理论，中国才能知道自己应扮演什么角色。是接受了然后在里头和其他大国一起斗争？还是一起享受特别地位？或者是理想化地追求各国平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

　　他以美国正在为攻打伊拉克的错误决定付出代价为例说，这场战争不仅影响了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形象，其他国家也不认同这个做法。

大国任何决定　　都应慎重考虑

　　把目光拉回中国，中国现在有了政治和经济实力，每一个举动势必受到关注。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化世界里，大国的任何决定都应该经过慎重考虑才付诸行事。

　　王赓武教授总结说：“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天下”的概念中了，若要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国际关系框架，就必须在了解理论之后，通过创造性思考为中国争取机遇。”

要吸引更多年轻知识分子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武吉知马校园，透着清新的绿草和书香气，坐在东亚研究所旁边的小餐厅整理访问资料的时候，旁边两桌人都在讨论做学问的方法。

　　1949年，刚刚上马来亚大学的王赓武，就是从这个校园迈进了学术的殿堂，60年后的现在，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王教授希望这里，能吸引更多年轻知识分子一起做研究，结合国大和南大的力量，让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中国以及华人研究的重镇。

　　这几年来，新加坡已经成为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科研中心，很多科技人才愿意到新加坡来，而文科与社会科学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国大和南大虽吸引了一些年轻的学者，但是人数还不够。

　　虽然如此，王赓武教授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他说：“新加坡以前是有基础的，华校还有南洋大学都办得不错。后来因为政治上的冷战、意识形态的矛盾，使得这方面的发展停顿了。”

　　谈到新加坡的中国研究前景时，王教授坚定的语气中充满了激情，他希望政府和学术界共同重视这点。

　　“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到，不过基础有了，可以开始了，现在我们要不停地做，而且还要下功夫，把中国大陆、台湾和其他海外那些有真正水平的学者，请到新加坡来。他们在这里，能提拔年轻人，提高知识水平。”

国大南大中文系　这几年出不少人才

　　根据王教授的观察，国大和南大中文系这几年出了不少人才，很多学生很认真地想做研究，他们需要适当的帮助和鼓励，让他们到中国大陆或外国的汉学中心去学习，就像对工程和商科学生一样。

　　这个愿景绝不是一两个人或者一两所大学所能做到，它需要人们能欣赏这方面的成就，也需要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与鼓励。

村上春樹 我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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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卵共存：村上春樹耶路撒冷文學獎獲獎辭
譯：李華芳

　　今天，我以小說家的身份，也就是作為一個職業的說謊者，來到耶路撒冷。
　　
　　當然，不是只有小說家說謊。眾所周知，政客也說謊。外交官和軍人有時也被迫說謊，二手車推銷員、屠夫和建築工人概莫能外。儘管如此，沒有人會用道德標準去苛責小說家，因為小說家說的謊與其他人不同。事實上，小說家的謊言越大、越好、越有匠心，就越有可能受到公眾和評論家的讚揚。這是為什麼呢？
　　
　　我的答案是：通過高明的謊言——也就是說，創作看似真實的小說——小說家能夠把真相帶到新的地方並賦予它新的光彩。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太可能掌握真相的原型並進行精確描繪。因此把真相從其藏身之處引出來，轉移到幻境，用幻象取而代之，意在抓住真相的尾巴。然而，要達此目的，必須首先明晰真相的藏身之處。這是編造優秀謊言的重要資質。
　　
　　不過，今天我無心撒謊。我將盡力坦誠相告。一年之中有幾天我不說謊，今天恰好是其中之一。
　　
　　所以讓我實話實說。很多人勸我不要來領耶路撒冷文學獎。甚至有人警告我說如果敢來就杯葛我的書。
　　
　　個中緣由，自是肆虐加沙地帶的激戰。根據聯合國的調查，超過1000人葬身於被封鎖的加沙城內，不少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孩子和老人。
　　
　　收到獲獎通知後，我再三思量，在這樣一個時候到以色列來領取一個文學獎是否合適，會不會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就是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或者我支持一個選擇釋放壓倒性武力的國家政策。當然，我並不想給人造成這種印象。我不認同任何戰爭，我也不支持任何一方。當然我也不想我的書遭到抵制。
　　
　　然而最終經過慎重考慮，我決定來到這裏。我這樣做的一個原因是有太多人告訴我不要這麼做。也許，與其他眾多小說家一樣，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們告訴我 ——尤其是當他們警告我——“不要去那裏”，“不要那麼做”，我傾向於“要去那裏”、“就那麼做”。你或許可以說，這是我作為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異類。他們無法相信任何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事物。
　　
　　而這就是為什麼我在這裏的原因。我選擇親臨現場，而非避而遠之。我寧願親眼來看，而非視而不見。我寧願向你們演講，而非沉默不語。
　　
　　這並不是說我來這裏是傳達政治訊息的。當然，判斷是非是小說家的最重要的職責之一。
　　
　　不過，如果把他或她的判斷傳達給其他人，要留給每一個作家自己決定。我自己傾向於把它們轉化為故事——趨於超現實的故事。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我不打算站在你們面前傳達直接的政治訊息。
　　
　　但請允許我傳達一條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寫小說時始終銘記在心的東西。我竟然從未將它形諸文字裱於牆上：而是將它銘刻在我內心的牆上，它大致如下：
　　
　　“以卵擊牆，我願與卵共存亡。”
　　
　　是的，不管高牆多麼“偉光正”，卵多麼咎由自取，我都會與卵共存。別人將抉擇對錯；也許時間或歷史會來裁決。但無論如何，如果一個小說家，所寫的作品站在牆的那一邊，這樣的作品又有什麼價值呢？
　　
　　這個隱喻的含義是什麼？某些情形下，它太簡單明瞭了。轟炸機、坦克、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堅硬的高牆。那些被碾碎、被燒焦、被射殺的手無寸鐵的平民就是卵。這是隱喻的一種含義。
　　
　　可這並非全部。它帶有更深的含義。仔細想想，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個卵。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無法取代的裹在脆弱外殼裏的靈魂。對我來說如此，對諸位而言也是一樣。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必須面對一堵高牆。這高牆名叫“體制”（The System）。體制本該庇護我們，但有時候體制不在受制於人，然後它開始殘殺我們，甚至讓我們冷血地、有效地、系統地殘殺別人。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使個人靈魂的尊嚴彰顯，使它呈現光彩。故事的用意是敲響警鐘，用光明使體制透亮，以免它網羅和貶低我們的靈魂。我堅信，小說家的任務是通過寫作故事來不斷追求厘清每一個靈魂的獨特性——用生與死的故事，用愛的故事，用讓人潸然淚下的故事，用讓人不寒而慄的故事，用讓人笑顏逐開的故事。這才是我們日復一日一絲不苟寫作小說的理由。
　　
　　先父去歲仙逝享年九十。他是一位退休教師，也是一位兼職佛教徒。讀研究生時，他應徵入伍並被派往中國參戰。我生於戰後，常見他每日早餐前在家中佛壇前長時間的虔誠祈禱。有一次我忍不住問他為什麼這樣做，他告訴我他是在為那些在戰爭中死於非命的人們祈禱。
　　
　　他為所有死去的人祈禱，不論敵友。凝視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仿佛感到死亡的陰影包圍了他。
　　
　　父親走了，帶走了他的記憶，我永遠不可能知道的記憶。但那被死亡包圍的陰影留在了我的記憶裏。這是我從他那裏繼承的少數幾樣東西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東西。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們傳達一件事情。我們都是人，都是超越國籍、種族、信仰的個體，都是面對著叫做“體制”的銅牆鐵壁的危卵。顯而易見，我們沒有獲勝的希望。這堵牆太高、太強大，也太冰冷。假如有任何獲勝的希望，那一定來自我們對自身和他人靈魂的絕對的獨一無二和不可替代的信任，來自於我們靈魂相聚所獲得的溫暖。
　　
　　請仔細想一想吧。我們每個人都擁有一個真實的、活生生的靈魂。而體制沒有靈魂。我們不能讓體制來踐踏我們。我們不能讓體制自行其是。體制並沒有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就是我要告訴諸位的一切。
　　
　　我很榮幸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我很榮幸世上有許多國家的讀者正在閱讀我的書。我也很高興今天有機會能向諸位作演講。
　　
　(END)

轉載自李華芳‧小李匪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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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
By Haruki Murakami
Last update - 22:56 17/02/2009

I have come to Jerusalem today as a novelist, which is to say as a professional spinner of lies.

Of course, novelists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tell lies. Politicians do it, too, as we all know. Diplomats and military men tell their own kinds of lies on occasion, as do used car salesmen, butchers and builders. The lies of novelists differ from others, however, in that no one criticizes the novelist as immoral for telling them. Indeed, the bigger and better his lies and the more ingeniously he creates them, the more he is likely to be prais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critics. Why should that be?

My answer would be this: Namely, that by telling skillful lies - which is to say, by making up fictions that appear to be true - the novelist can bring a truth out to a new location and shine a new light on it. In most cas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grasp a truth in its original form and depict it accurately. This is why we try to grab its tail by luring the truth from its hiding place, transferring it to a fictional location, and replacing it with a fictional form.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is, however, we first have to clarify where the truth lies within us. This is an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for making up good 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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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however, I have no intention of lying. I will try to be as honest as I can. There are a few days in the year when I do not engage in telling lies, and today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m.

So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A fair number of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come here to accept the Jerusalem Prize. Some even warned me they would instigate a boycott of my books if I came.

The reason for this, of course, was the fierce battle that was raging in Gaza. The UN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had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blockaded Gaza City, many of them unarmed citizens - children and old people.

Any number of times after receiving notice of the award, I asked myself whether traveling to Israel at a time like this and accepting a literary prize was the proper thing to do, whether this would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I supported one side in the conflict, that I endorsed the policies of a nation that chose to unleash its overwhelming military power. This is an impression, of course, that I would not wish to give. I do not approve of any war, and I do not support any nation. Neither, of course, do I wish to see my books subjected to a boycott.

Finally, however,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made up my mind to come here. One reason for my decision was that all too many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do it. Perhaps, like many other novelists, I tend to do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 am told. If people are telling me - and especially if they are warning me - "don't go there," "don't do that," I tend to want to "go there" and "do that." It's in my nature, you might say, as a novelist. Novelists are a special breed. They cannot genuinely trust anything they have not seen with their own eyes or touched with their own hands.

And that is why I am here. I chose to come here rather than stay away. I chose to see for myself rather than not to see. I chose to speak to you rather than to say nothing.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I am here to deliver a political message. To make judgments about right and wrong is one of the novelist's most important duties, of course.

It is left to each writer, however, to decide upon the form in which he or she will convey those judgments to others. I myself prefer to transform them into stories - stories that tend toward the surreal. Which is why I do not intend to stand before you today delivering a direct political message.

Please do, however, allow me to deliver one very personal message. It is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keep in mind while I am writing fiction. I have never gone so far as to write it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paste it to the wall: Rather, it is carved into the wall of my mind, and i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

Yes, no matter how right the wall may be and how wrong the egg, I will stand with the egg. Someone else will have to decid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perhaps time or history will decide. If there were a novelist who, for whatever reason, wrote works standing with the wall, of what value would such works b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metaphor? In some cases, it is all too simple and clear. Bombers and tanks and rockets and white phosphorus shells are that high, solid wall. The eggs are the unarmed civilians who are crushed and burned and shot by them. This is one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This is not all, though. It carries a deeper meaning. Think of it this way. Each of us is, more or less, an egg. Each of us is a unique, irreplaceable soul enclosed in a fragile shell. This is true of me, and it is true of each of you. And each of us,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is confronting a high, solid wall. The wall has a name: It is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supposed to protect us, but sometimes it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and then it begins to kill us and cause us to kill others - coldly, efficiently, systematically.

I have only one reason to write novels, and that is to bring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soul to the surface and shine a light upon it. The purpose of a story is to sound an alarm, to keep a light trained on The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tangling our souls in its web and demeaning them. I fully believe it is the novelist's job to keep trying to clarify the uniqueness of each individual soul by writing stories - stories of life and death, stories of love, stories that make people cry and quake with fear and shake with laughter. This is why we go on, day after day, concocting fictions with utter seriousness.

My father died last year at the age of 90. He was a retired teacher and a part-time Buddhist priest. When he was in graduate school, he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and sent to fight in China. As a child born after the war, I used to see him every morning before breakfast offering up long, deeply-felt prayers at the Buddhist altar in our house. One time I asked him why he did this, and he told me he was pray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d died in the war.

He was praying for all the people who died, he said, both ally and enemy alike. Staring at his back as he knelt at the altar, I seemed to feel the shadow of death hovering around him.

My father died, and with him he took his memories, memories that I can never know. But the presence of death that lurked about him remains in my own memory. It is one of the few things I carry on from him,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 have only one thing I hope to convey to you today.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individuals transcending nationality and race and religion, fragile eggs faced with a solid wall called The System. To all appearances, we have no hope of winning. The wall is too high, too strong - and too cold. If we have any hope of victory at all, it will have to come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utter uniqueness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our own and others' souls and from the warmth we gain by joining souls together.

Take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this. Each of us possesses a tangible, living soul. The System has no such thing.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exploit us.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take on a life of its own. The System did not make us: We made The System.

That is all I have to say to you.

I am grateful to have been awarded the Jerusalem Prize. I am grateful that my books are being read by peopl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am glad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you here today.

extracted from haaretz.com
http://www.haaretz.com/hasen/spages/10649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