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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2日 星期二
中箭，不爽
昨天在联合早报“星期天”版读到早报记者洪奕婷的文章“我们又中箭了”。
一边读，一边不期然想起王昌伟先生的文章 -“刘程强与主流媒体的争议之我见”以及联合早报总编辑吴新迪先生的文章：“别把主流媒体当箭靶子”。
王昌伟先生在文章的开头说：“周六晚上，坐在电视机前看刘程强骂主流媒体，马上就想到我的许多在主流媒体工作的朋友，他们一定很不爽”（可能当时王昌伟先生和洪奕婷女士都正在电视机前“天涯共此时”，心情不同而已）。看来，王昌伟先生果然有先见之明，后来陆续登场之吴新迪先生的文章以及洪奕婷女士的文章，千言万语，读后感总归还是两个字 - “不爽”！
在言语上所谓的“箭”可粗分为“明箭”，“暗箭”或“冷箭”。刘程强先生日前直接而公开的批评主流媒体，和一些媒体在后港补选前后“有关”报道中，字里行间显而易见的“司马昭之心” 以及“悻悻然”，孰为“明箭”？孰为“暗箭”或“冷箭”？相信有眼睛的人都会看得出来。其实，无论明箭暗箭，箭来箭往都是兵家常事，当自己在（有意无意的？）“射箭”时，却不能容忍别人也“射射”，是什么道理？如果这回后港补选工人党的战绩是“半杯水”，凭良心说，媒体又多是以“半盈”或“半亏”的角度态度来形容和报导的？难怪王昌伟先生对媒体有“问心无愧”的期待和感叹。
洪奕婷女士以画家来比喻记者也不很恰当。虽然都属于专业，但画家可以自称或被称为艺术家，记者可以吗？艺术家对事物的描绘不一定都以精确，真实为出发点和终点。反之，记者在报导新闻时事时，则非清楚准确不可。画家在进行创作时可以主观随性的“天马行空”，而记者下笔时则非客观理性不可。因此：一个记者如果动辄以“画家”自居，“兴之所至”便为某些事物添加色彩，一旦“中箭”，那就可能和“因果”有关了？而所谓的“因果”，也和专业精神不无关系。另外：除了宫廷画匠，一个真诚的艺术家，是不会受权势利害所左右的，同时他/她也不会去左右别人的观点，他/她的老板就是他/她自己和艺术本身而已。这点或许不是每个画家都能做得到，但时下又有几个报人记者能做得到？
洪奕婷女士提及：“………. 有些人还深信我们的新闻报道在印刷前必须经过有关当局和部长的审批，我更不能不一再纠正，反驳，为我的同业维护尊严。”我不知道“当局”指的是什么，但我也相信部长应不至于如此。只是不知洪奕婷女士是否有想过，为何“有些人”会如此想？为何新加坡媒体在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2011年度新闻媒体自由度排名榜上，179个国家中仅排名135（注）？何人又是这些“有关”新闻报道的最终审批和拍板者？（若有委屈，洪女士是否应该把“箭”导向他们/她们？）
最终：没有人愿意当箭靶子，也不是人人都喜欢无的放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却是至理名言。作为大众媒体，“无病呻吟”之余之后，若还想要“维护尊严”，这点智慧也应该要有罢？不然，作为读者，也挺可悲的。
注：根据洪奕婷女士的文章，洪女士自己形容这是“不堪排名”。
11.6.2012
洪奕婷:我们又中箭了
ReplyDelete（2012-06-10）
● 洪奕婷
当看画的人不再以有色眼镜看待画家，解放的不只是画家对颜色的包袱，更是画家的作画空间。因为将有形化为无形才是真正开创最大的作画空间。但是要达到这个境界，看画之人的参与、支持和信任，是画家最需要的动力。
停一停
上个周末，我尝试了人生的第一次石墙攀爬。
为了让学生实践“领导艺术”这门必修课中的一些理念，教授强制我们都得到外展学校（Outward Bound School）参加两天一夜的训练营，而攀爬10米高的石墙就是其中一项必须参与的活动。
指导员要求攀墙时，必须两人同行，以绳子相连同步前进，只要一方放弃，两人就得一起下墙。活动重点不外是让我们从中领略团体合作的重要性，并且思索在不同的情况必须采用什么不同的领导模式。
绳索绑在身上，我吃力地一步一步往上攀爬，到中途就已快没气力了，就在想要放弃时，心里的一个突然转折让我有了另一种领悟。是同伴的声声鼓励及出手扶持，瞬间消除了那阵因已达体力极限，又感到孤立无助而涌现的沮丧。莫名地，竟也让一星期前纠结在内心的另一股沮丧获得了释怀。
那是一个意外的打击。后港补选开票夜，暂时卸下前线采访记者身份的我如一名普通的新加坡人守在电视机前等待结果。我以为那是一个难得清闲、能享受作为观众而不是忙碌前线记者的夜晚，但当我看着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在镜头前，突然对主流媒体发难开炮时，这个扮演着观众角色的记者，内心无法平静。
我们又中箭了。“行动党的政治打手”、“政府的喉舌”，这是本地新闻媒体不时会被扣上的帽子。重返校园的近一年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知道我是全班近80名学员中唯一的新加坡媒体代表，也总会在这些指控后面附加问号向我提问。尤其是有些人还深信我们的新闻报道在印刷前必须经过有关当局或部长的审批，我更不能不一再纠正、反驳，为我的同业维护尊严。
上个学期，有一门课要求学生们按国籍分组，在课堂上分享自己国家的政治体系以及政府与媒体、民间组织和民众的关系。本地学生每每谈及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时，免不了嘲讽我国有限的新闻媒体自由（press freedom）、主流媒体所面对的种种法律和人为管制，以及它如何被视为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喉舌，随后必定亮出最佳理据：新加坡媒体在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2011年度新闻媒体自由度排行榜上的不堪排名（179个国家中仅位居第135名）。
诚然，新加坡的媒体不是全世界最自由的，但也不应该就此断然地把自由和诚信画上等号，然后认定我们的作业方式是偏私，是有欠公允，是没有诚信的。自由的新闻媒体不一定最有诚信，标榜新闻自由的西方媒体也可以出现有违诚信的“窃听门”事件；同样的，没有最大自由的新闻媒体不代表就全无诚信可言。
如果新闻媒体是画家，自由是外在赋予的作画空间，诚信就是内在掌控的作画方式。世俗在评定画家的生存方式时，总习惯看外定内，认为限制了作画空间，就是局限了画家的创意，画家根本无法挥洒自如地画出旷世巨作，却忽略了事物也有由内造外的发展潜能；许多画家也是从空间有限的画板开始，然后慢慢地进步、提升、突破，进而为自己开创更大的作画空间。
不过，前提是看画的人不要一味只从一个视角赏画。不要只把画家的作画方式以蓝白区分，然后一再细比哪个颜色多了，哪个少了，完全忽略画作本身其实具有无关颜色的根本。如果一直狭隘地把本地新闻媒体的角色定死在亲执政党或在野党，非此即比的争论中，恐怕只会把大家困在一个死胡同里，走不出来。
协助“建国”（nation-building）是我国新闻媒体一向的定位，就这一点也一直有不少异议，因为长久以来一党独大，在许多人眼里国与党之分早已模糊。然而，随着国会出现了更多不同的声音，人民对参与国家建设有更大的诉求，如何治国的意见也百花齐放，这不正是我们在“建国”的使命上，超越以党论事，向更高层次的无视颜色、以事论事的目标发展的最佳机会吗？
当看画的人不再以有色眼镜看待画家，解放的不只是画家对颜色的包袱，更是画家的作画空间。因为将有形化为无形才是真正开创最大的作画空间。但是要达到这个境界，看画之人的参与、支持和信任，是画家最需要的动力。
每一种突破，都会面对困难重重，都必定会有披荆斩棘的过程，它无法靠一个人的力量达成。正如我最终突破极限攀登上了10米高的墙顶，我知道这一分成功全靠有人一直在旁鼓励、推动，他们从没放弃我。
（作者是本报记者，目前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修读硕士学位）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sg/yl/yl120610_00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