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天命」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52272901490209&id=618649704
對於我而言，「天命」不是迷信的概念。

所謂「天命」，就是依照自然的規律生活：晴天曬衣，雨天蓄水。

現代人喜歡違背「天命」，雨天想要衣服乾，就發明烘乾機；晴天想要喝水，就取用地下水。公路阻塞，就挖祖宗的墳墓，建造跨越山谷的直路。

~~ 晴天曬衣服，想到即將要在城市發展下，被蹂躪的咖啡山武吉布朗（Bukit Brown），還有那裡的自然景色。

轉載自臉書(fb) Chong Leong Ang

刘安安：公共服务忘了为民服务才是本位

http://www.zaobao.com.sg/yl/yl120106_004.shtml
刘安安：失焦了的核心价值观
（2012-01-06）
热点话题
刘安安

　　对一向来以效率第一见称的公共服务之精英团队，地铁大瘫痪事件无疑是个醍醐灌顶的案例，在这个关键时机，各个公共服务机构须要好好地来个釜底抽薪的省思及变革，才能化危机为转机，将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观导入正轨。正如叶鹏飞君在《地铁大瘫痪的教训》一文所说的重话：“地铁大瘫痪的意义，就在于宣判目前关于效率的主流论述的破产。国人还是希望公共交通系统有高效率，但那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效率，而不是通过各种手段如增加收费、削减成本来提高企业盈利的效率。如果大家能从在地铁大瘫痪里吸取真正的教训，痛定思痛并改弦易辙，也未尝非塞翁失马之福”。

　　个人尝试在这个课题上，再将问题抜高到更深更广的层次来讨论，即公共服务的精英团队的核心价值观是否已经失了焦呢? 又，整个导航体系是否迷失了方向？

　　中国改革开放后脱颖而出的一位儒商，说到在企业家的身上，必须具备及精通两“学”，即“数学”和“哲学”。所谓的“数学”，是精于在整体规划上精打细算，并且生财有道，使企业有了赖以生存的源泉。所谓的“哲学”，即企业家所拥有的扎实的哲学底蕴，对个人一生的修身养性大有裨益；对企业来说，既有能力又善于将抽象的企业理念化为全体上下、人人能够理解的愿景，并且引领大家齐心合力，去创造企业能够永续发展的动力及企业文化。

　　倘若不能在“数学”和“哲学”中取得一个平衡点，只一味地向“数学”倾斜，追求利润最大化，忘了组织原有的责任与使命，迟早是会发生乱子的。先说美国的例子，金融界的精英分子，凭着第一流的“数学本事”，出尽法宝以谋利，结果误国又误民，甚至是误了全世界。美国政府为了国家经济免于崩溃，动用国库来拯救银行，而这些金融界的精英分子在国难当前，还在打政府援助金的主意，奥巴马总统气得破口大骂亦无济于事。

　　说回SMRT，自成立之初开始至今，单一的沟通语言及告示就一直为人所诟病，SMRT根本不为所动，最近的地铁大瘫痪事件，可以说是给SMRT一个狠狠的教训，也是给其它的公共服务机构的一个殷鉴。

　　像类似以创造财富为贤能的事件不断地出现，民众不禁要问：精英分子经常告诉百姓不要视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百姓也要告诉精英分子，高薪养贤亦是理所当然吗？若只知道为集团创造财富以领取高薪花红而忘了使命感，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哲理为美丽的词藻，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神话故事，则社会有难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不禁使我想起有关已故文化人郭宝崑的新闻报道，在每年国庆的群众大会演说之后，郭宝崑总是在摇头叹息：领导人每年花几个钟头的演说，都在大谈特谈经济，人文及文化素养靠边站，这个国家将来会变成怎么样？哲人先知先觉的话几乎成了预言，在今日验证了重“数学”、轻“哲学”的精英分子所暴露出来的严重缺憾。当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观，一切都以功利至上来算计，忘了为民服务才是本位，已非人民之福，更非社稷之幸。

作者是社团秘书

百年愛迪生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4%BD%99%E5%BE%B7%E6%85%A7/%E7%99%BE%E5%B9%B4%E6%84%9B%E8%BF%AA%E7%94%9F/258632634172019
老师的看世界方式。

百年愛迪生
by 余德慧 on Friday, 7 October 2011 at 23:25

這麼多弔念文章，佔據這麼多版面，卻絲毫聞不出一點丁的哀戚，他的平庸語句變成世界名言，(如把死亡當作 「發明) ，台灣彷彿紀念一個死去百年的大人物，他的名字與莎士比亞一樣的久遠，在台灣，有人突然變成他的親人，在中國，他好似為國捐軀的革命烈士。如此隆重的喪禮，卻聽不到他妻兒的哭聲，我想起了愛迪生，這個發明天王已經沒人曉得他是否有周年慶，只有一天，平板電腦被魔幻電腦取代，智慧型手機被魔幻手機取代，賈伯斯這個名字立刻被抹除，忘得比愛迪生快。

湯姆與哈克-站火車

林北支持
【搶救火車票！緊急動員！】
各位住在花東，喜歡花東的朋友注意呀！

你能忍受一般週末、逢年過節回花東都要「站火車」嗎？
甚至，台鐵於昨日發新聞說，未來有可能自強號不賣站票，連火車都沒的站！！！

相信大家都知道明天早上六點要起床訂過年車票的事情～
這種擠破頭又不一定有車票的感覺總讓人憤怒！
明天上午十點，花東青年們將在台北車站跟花蓮車站兩地同時舉辦記者會
要求台鐵「先給車票，再談舒適」，
不要讓「自強號取消站位、東部人無票可歸」

集合時間：1/4(三) 上午九點半。（記者會十點開始，十點半前結束）
花蓮集合地點：花蓮火車站正門口
台北集合地點：台北火車站東三門（靠中山北路那面最南邊的出口，車站內郵局方向）

兩地現場都將請大家一起演唱湯姆與哈克的「站火車」（獲得原創同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Wcuf0jlR-k
讓大家知道我們的困境，大聲講出我們心中的怒火！

聯絡人：地球公民基金會
花蓮－黃斐悅－0920-711105
台北－曾雨涵－0963-013692
台北－蔡中岳－0912-521216

台鐵打算在今年9月起136輛新太魯閣號及292輛800型區間車陸續到位後，將台鐵自強號比照太魯閣號，不再銷售站票，若有乘客違規站立搭乘，將加罰5成票價。
摘自2012.1.2新聞【自強號明年不賣站票，票違規加罰5成票價】
http://tw.nextmedia.com/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20102/103732/
東部一群人聯盟將在近日內討論，希望有下一波具體行動唷！

我們無法接受台鐵自強號將加價的決策，呼籲政府立即調整東部班次，
請台鐵「先給座位，再講舒適！」

具體訴求目標：
(註: 座位數及車班已經過計算，大致為台鐵應能達到數量，但主要目的就是提升運量，確切座位數或班次歡迎討論)

(一) 台北-花蓮間
1.花蓮往台北單向:
週日下午尖峰六小時(2~8點)，10000個座位
週五下午尖峰三小時(5~8點)，5000個座位
2.台北往花蓮單向:
週五下午尖峰三小時(6~9點)，5000個座位
週六上午尖峰三小時(7~10點)，5000個座位

(二) 花蓮-台東間
花蓮往台東、台東往花蓮:
每日6:00~21:00 十五小時間，花蓮-台東之間(雙向)每小時都有對號列車

訴求目的：

西部人可以選擇高鐵、臺鐵、客運等不同運輸方式，在小小的台北車站週邊，每5分鐘就有一種運輸工具前往台中；但東部人僅有臺鐵和航空兩種聯外運輸方式，「這班搭不到、再等一小時」，故政府有提供東部居民便捷大眾運輸之義務，而不是只有營利考量。

提供西部與東部「平等」的運輸便利性，並不是指要「多快」能抵達，重點在於「密集」的運輸服務。對於高度仰賴鐵路的東部民眾而言，列車越密集，就等同於兩地之間的時間越快。時間越快，返鄉的路更近、觀光客的「距離感受」也就能更緊密。

東部民眾，很渺小的心願，與西部人擁有同等密度水準的大眾運輸。只要列車密度越高、座位數越充足，家，就不再是東部人心中遙遠的地方。


發起單位：東部發展聯盟, 東部一群人聯盟
連絡信箱：huatung2010@gmail.com
=============
99.05.08
地點:女巫店

【站火車】

詞/曲 Tom

西部的火車 每台都真豪華
東部的火車 每台都是銅汞仔車
這款的情形 你難道攏不知道

西部的火車 常常碼勒 漏空車
東部的火車 買票都要拜託大官
這種的情形 要哭碼無眼屎啦

**別人是 坐火車 去台北 阮是要 站火車去台北
哪想到站火車 我的心情就冷一半
別人是 坐火車 去台北 阮是要 站火車去台北
哪想到站火車 你爸就一LP火啦**

阮老爸 自少年 站火車 站到搭
不知道偉大的政府 到現在 在弄啥
一張票 貴松松 一台車 擠隆隆

西部的火車 是電氣化 現代化
要坐火車的時陣 隨時碼 攏免驚
這邊是賺嘎爽嘎 那邊是了嘎策嘎 (**)

The Complete Works of Kuo Pao Kun, VIII: Interview 郭宝崑全集，第八卷：访谈

Rating:	★★★★★
Category:	Books
Genre:	Other
Author:	Practice Performing Arts Centre 实践表演艺术中心

The economy has been achieving excellence progress since Singapore independence. Kuo Pao Kun feels that culture building is relatively neglected compare with emphasis of economy in Singapore. Although starting from 1990s, the government invested heavily in culture, but its coverage is still too shallow. He said that we cannot neglect literature, history,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mythology education should we want to improve the progression of our culture. “While the Government put in a lot of money supporting orchestra, theater groups, dance companies, we could not have something in-depth should we lack of foundation. Most pressing work to be done is to rethink and to build the base for our culture. There are great gap in our knowledge structure. There is no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building which we need to invest in generations of effort.

(In Chinese, titles and name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Sowing Seed Of Drama In The Wilderness” written by Xiao Jiahui , "The Complete Works of Kuo Pao Kun, VIII: Interview " chief edited by Quah Sy Ren and edited by Chen Ming-luan, Practice Performing Arts Centre and World Scientific co-published in March 2011, Page 26


新加坡自独立以来，经济取得卓越成就。相对于经济，郭宝崑认为新加坡的文化建设被忽略太久。尽管1990年代起，政府在文化上大力投资，但涉及层面仍然嫌浅。他说，若要在文化建设上做根本的补救，就不能轻视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与神话教育。“政府虽拿很多钱支援乐团、剧团、舞团，但欠缺底蕴，再支援十年也出不了有深度的东西。大力建设文学，思考文化建设是当务之急，但我们的知识结构里有很大的缺口，意识上没有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这需要经历几代人的工作。”

--萧佳慧著〈在荒原上播戏剧的种子〉，柯思仁总编辑、陈鸣鸾主编《郭宝崑全集，第八卷：访谈》，实践表演艺术中心与八方文化创作室联合出版，2011年3月，第26页

少了一堂課？｜人籟論辨｜生活健康｜雜誌｜中時電子報

http://mag.chinatimes.com/mag-cnt.aspx?artid=11412&page=1
2011-12-06 第10012期
少了一堂課？
撰文│沈清楷

從法國哲學課程看台灣人文教育

在台灣常被視為無用之學的「哲學」，在法國卻是大學會考的科目，每年的命題更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從法國的高中哲學教育，我們得以重新省思，教育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取得社會的入場券，還是一種完備自我的途徑？

思想洗禮，一代復一代

每年六月法國在升大學的高中會考期間，各大報總有個重頭戲，就是沸沸揚揚地預測當年的哲學題目是什麼？網路上甚至有許多付費網站和社群，告訴學子如何寫一個哲學申論題。就像所有考試一樣，這段時間學子們處在高度壓力之下。題目一旦揭曉，學生便得從早上8點考到中午12點。這些考題依學科性質分為文學、科學、經濟與社會、專業技術四組，每組有三題，其中兩題申論，一題是文本解釋。法國各個報章雜誌、電視廣播往往大張旗鼓地請來學者、教師，激情而理性地評論考題或提供解題服務，在社會上掀起一連串討論。

這些題目沒有一定的標準答案，除了比寫作技巧和理性的論證之外，再來就是競爭年輕心靈的深刻程度。在這段期間，哲學家的幽靈不斷出沒在報章雜誌上，被引用也被批判。這個時刻，不僅是對法國青年學子的思想考驗，也刺激著成年人的公民意識，去反思、質疑當下的處境，企圖尋找存在的最佳出口與可能性。台灣熟悉的沙特、西蒙波娃、傅柯、德勒茲、德希達、阿宏等法國哲人，在青少年時期都必須參加這個哲學會考，在他們年輕的歲月中，同樣也不停地穿梭在哲思的時光隧道中。

年復一年，新世代的學子們就這樣閱讀著前輩哲學家的文本，一起進行思想的試煉。這令人好奇的景觀，來自於法國高中哲學教育的傳統。

哲學教育，無分階級

受到天主教耶穌會開辦中學的啟發，法國從十九世紀拿破崙第一帝國時期開始，便將哲學被列為中等教育的必修科目。拿破崙恢復了大革命所推翻的大學體制，並於1808年確立了高中會考制度。要進入大學的候選人必須年滿16歲，並且需通過一連串希臘、拉丁文學作家、修辭學、歷史、地理和哲學的口試測驗。史上第一次測驗於1809年舉行，當時有31位候選人通過測試，大部分是布爾喬亞階級的子弟。現在每年大概有65萬名高中生（普通類約33萬，技術類32萬）參加測驗。

現今法國高中哲學教育的目的並非培養哲學家，也不將對象限制在所謂的大學及同級的高等教育框架中，它更偏向普羅大眾而不是少數菁英，儘管哲學教育對一波波蓬勃的法國思潮功不可沒。對法國而言，將哲學教育納入國家體制，其主要目的在於：培養出能夠自由思考、具有批判能力的人。因為這個目的，哲學自由思考的精神才不會在公民培育的落實過程中，簡單地淪為缺乏反思的道德教育，或是成為國家為了統治、馴化人民的意識形態灌輸工具。當然在歷史上，也不乏國家以哲學之名，進行思想控制的例子。

那麼，此種高中哲學教育制度，是如何透過思辨的學習，來提升公民的集體素質？

培養思辨，觀念經典並進

首先，要培養「思緒清晰」的公民，必須避免學院百科全書式或過於博學式的教學所帶來的龐雜。從哲學課程的類別而言，法國高中哲學教育的重點可分為「觀念」與「作者」兩種。在觀念方面，「普通會考類別」主要探討主體（自我認識）、文化、理性、現實、政治與道德等概念；而「專業技術會考類別」則涉及文化、真實與自由等三種概念。透過這些基本概念，再擴大延伸出其他如平等、感覺、欲望、語言、宗教、表現、國家或義務等觀念的思考。

除了觀念之外，學生們也須研讀作家或哲學家的作品，畢竟閱讀這些作品對於瞭解哲學是很重要的。課程提供了一份會考範圍的清單，裡面共有57位作者，從時期來分，可分為「古希臘羅馬到中世紀」（從柏拉圖到奧坎，共15位作者）、「現代」（從馬基維利到康德，共18位作者）和「當代」（從黑格爾到傅柯，共24位作者）等三個時期。除了古代到中世紀很難用現代國家的概念來區分外，現代、當代兩個時期的42位作者中，有19位是法國人、10位是英國人或以英文著作、9位德國人，以及4位歐洲其他國家的作者。

雙向教學，回應真實社會

清單上有這麼多哲學家，並非是要學生完全熟悉每個人的著作生平，及哲學學院的專門分析。法國哲學教育重視「基礎」，希望學生可以對哲學基礎──文化與理性思考──有所認識，因此教育首重「個人思考」，但定調是雙向的，老師教學時只是根據上述「觀念及作者」的課綱。因此哲學教材是「一綱多本」，在哲學課上，教師們有選擇讀本的自由，不過這是從擬定的作者名單中挑選出來的。（文未完）

【完整內容請見《人籟論辨月刊》2011年第88期12月號】

轉載自中時電子報雜誌網
http://mag.chinatimes.com/

城市的眼睛2010年12月31日 eye e city 31 December 2010

19:23 Lorong 1 Toa Payoh 大巴窑一巷

I passed by this HDB flat at ground floor when I strolling with my wife and there was always no one at home. The corridor outside the unit often filled with paper boxes, cans, plastic bottles, and other old items.

Sometimes, there are dark stains on the ground. I presume this is the accumulation of stains which spraying out while flattening the cans.

The corridor considered clean at the day of shooting this photo. However, whenever I thought of the life of this household compared with the general households in Singapore, I was lost in reverie.

和太太在家附近散步时，经过这个位于一楼，经常没有人在的组屋单位。单位前常常摆满了纸皮箱、汽水罐、塑胶瓶子，还有其他旧物。有时候，地上还有黑黑的污迹，估计是在踏扁汽水罐的时候，剩余汽水喷出来，累积堆积出来的污迹。

这天经过拍摄时，已经算是整理清理过的。但是，这户人家相对于一般新加坡人的生活，还是会引起我很多的遐想。

Ang Chong Leong 汪忠良, 41/Social Worker 社会工作者

My photos selected by organiser of eye e city 2010 was censored by exhibition partner, Singapore Discovery Centre (SDC), during the exhibition. Is the photos political incorrect ???

I always feel proud of these people who still choose to work hard and earn a living. This is an alternative view Singapore and Singaporean could have besides thinking they are poor and pitiful ones.

Luckily, it was still in the photo book published by eye e city. Hope the book will not censored and removed from NLB library. :)

这两张被2010年城市的眼睛主办者遴选的照片，在展览时被展览伙伴新加坡知新馆(SDC)剔除。这两张照片出了什么问题？是政治不正确吗?天晓得?

我常常为这些选择努力工作生活的人感到骄傲。与其觉得这些人可怜，值得同情，新加坡和新加坡人可以对这样的生活方式，有另外一种领悟。

还好城市的眼睛出版的2010年摄影集包含这两张照片，希望国家图书馆不会冷藏这本摄影集。 :)

南都周刊：阮次山是个什么人

http://www.sgwritings.com/bbs/viewthread.php?tid=59269&extra=page%3D1
南都周刊：阮次山是个什么人

“高级五毛党”、“为政府说话”、“没有脊梁”……诸多骂名背后的阮次山，站在愤青的对立面，主张像对待信仰一样爱国，却因为美籍华人的身份以及对“中国模式”的推崇等原因备受争议。

网上有段子这样调侃阮次山。
“名字像越南人，长得像日本人，口音像台湾人，护照是美国人，看他的节目，才知道其实是党的人。”
　　寥寥数语，不无质疑之意，却也勾勒出阮次山的基本人生经历：大陆出生，童年曾在越南，后在台湾成长，留学美国后变身美籍华人。
　　阮次山，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时事评论员，曾访问过江泽民、科菲·安南、希拉里、鲍威尔、托尼·布莱尔、卡扎菲、内贾德等多国政要。
　　这些经历为他在国内积累了影响力。但也因为一些言论，他被网友冠以“高级五毛党”的称号，被指“为政府说话”，骂得难听的，说他是“没有脊梁的走狗”。
　　阮次山的自我定位也是耐人寻味：在业务层面，他视自己为“新闻资讯的提供者”，“不提供答案”；同时，他站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呼吁青年人爱国，拒绝从愤青的角度看问题。
　　9月1日下午，当学者秦晖、孙立平、展江等对“中国模式”进行讨论的同时，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北京分部的办公室接受本刊专访。谈及他所推崇的“中国模式”，阮次山赞叹中国高铁的效率与成就，即代表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一例。
　　“可是呢，你问执政者，你问官员，什么是‘中国模式’，他也不知道。这叫摸着石头过河。”阮次山说。
　　争议
　　在中国的电视人当中，阮次山有其独有的特殊地位。在凤凰卫视《风云对话》节目里，他常常与各国政要握手言谈。即便在中国内地，他也扮演着颇让人意外的角色—为宣传体系做人才培训，甚至充当智囊团。
　　一个例证是：阮次山经常为广电总局或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各省地市中高层宣传人才培训班讲课。2003年，在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中，包括前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内的74名部委发言人，聆听了阮次山等人的授课。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讲师、博士徐帆曾旁听过类似的培训，“你就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现场是很特别的，凤凰卫视的阮次山，说起来是一个美籍华人，（凤凰卫视）也是一个比较自由派的媒体，但是他却在给宣传体系最内部的这些人士讲课。有时候讲国际形势，讲中国媒体，讲海外媒体，讲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讲海外媒体的中国问题分析……”
　　徐帆的这番话在一定程度上传达着某种普遍的疑虑，甚至是质疑。
　　“我以前在国新办第一届新闻发言人训练的课程上，跟他们讲，不要怕媒体，必须要让政府跟民众之间有媒体做桥梁。我们过去是闷着头干，到现在还是这样，其实政府做很多好事，你不知道。”阮次山主张政府要建立跟媒体之间的积极互动。
　　而正是因为这种看似站在政府立场想问题的思路，阮次山屡屡被网民指为“为政府说话”。与此同时，外界还将矛头对准了他的国籍—拥有美国国籍，却高呼“爱国”口号；爱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阮次山努力将自己的爱国观念通过多种途径传达出去，他在多个高校演讲，被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海南大学等超过十所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他呼吁年轻人们不要做愤青，要看到国家的进步。
　　他公然站在愤青对面的立场，也招来骂声一片。在百度贴吧、新浪微博以及香港某些论坛中，网民直接称呼他为“五毛党”，言语很不客气。
　　2011年3月，阮次山开通新浪微博，才发第二条，便被转发九千多次，铺天盖地的唾骂声。到7月，阮次山请助手针对微博评论进行了统计分析，“我一个微博放出来，有多少人是骂你的，有多少人意在宣传，很明显能看出一个趋势。”
　　根据助手的分析，在阮次山的微博评论中，“40%是邪教分子，10%-20%是愤青，还有30%-40%是靠境外人士出钱在网上翻云覆雨的人。”
　　阮次山认为这么多人骂他，原因不仅仅在于他的某些言论得罪了太多愤青，还在于“网民的复杂程度超出你的想象”。他觉得这也能大体反映现在的网友成分，并把分析结果传达给“有关当局”，“我说这是我的判断，你们以后必须要小心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审查，可是你有时候审查来不及，最快也要半分钟，一秒钟、十几秒，它已经出去啦……所以你看我以前发出一条东西，反应一面倒。现在有我的粉丝出来对骂。现在新浪啊，为我这个微博，有五六个人在替我删—所以这是一场战争。”
　　近两年凤凰卫视将《风云对话》、《新闻今日谈》两档节目的制作总部搬到北京，也是阮次山的建议，“所谓他‘亲中’的言论，并不是一个空头的言论指向。他为了更好地实现这种言论的传播，也在生产机制上有些调整。”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讲师、博士徐帆这样评论阮次山带随节目搬至北京。
　　北京有大量的外国使馆和外国机构驻华办事处。节目组可基于这些外交资源，获得更多、更有效、更直接的政治接触。对此，原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印证说：“阮先生曾在北京举办一次酒会，来了80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外交部长李肇星也过去了。”
　　《风云对话》制片人周周也透露，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做一些国际重要政要专访时，有时会有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在门外等候，了解某某到底说了什么。
　　“所以说他们（凤凰卫视）还是一个国家立场，而阮次山跟这个台的总体立场相对来说比较匹配。同时他的声音和形象又给人一种外来的这种声音和形象的感觉，所以他这个角色一直在凤凰生存得不错。”据徐帆说，他曾听凤凰卫视前节目主持人杨锦麟说过，“其实中国的很多中高层官员，从地方到中央的，这些评论员的观点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因为此，阮次山一直都很安全。基本上他在中国的评论，很少受到高层的点拨。”
　　所谓“高层的点拨”，便是杨锦麟常遭遇的“迎客松”—遇到讨论敏感问题，便插入迎客松画面进行屏蔽。阮次山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困扰，这让他对当局立场的把握看起来比较娴熟。
　　阮次山有句口头禅是“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这被许多人批评为一种盲目的“大国情怀”—批评者认为他对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种种灾难、不堪视而不见。
　　阮次山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不同于“没有脑筋”的“匹夫”，“你看到问题，你认为它是病入膏肓，我看到问题我认为它是进步。贪污腐化，你不要以为美国没有耶，我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那么久，哪一样没有贪污腐化，只是人家贪污腐化包装得很好，我们的官员刚刚开始贪污腐化不会包装，只能这么说。”
　　阮次山《风云对话》栏目访问各国政要，从左到右别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巴基斯坦外长希娜、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罗马尼亚总理博克、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老华侨
　　阮次山职业生涯中最得意的事，是2004年专访美国原国务卿鲍威尔时，促成鲍威尔公开宣称美国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表态，称台湾不是独立的，它没有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主权。台湾股市曾因此大幅下跌。
　　“对台湾来讲，我算是出卖它。”与台湾的关系，对阮次山来说，是一个隐隐作痛的话题。他也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脱离台湾，入籍美国。
　　1951年，身为国民党军官的父亲从家乡海南败走越南，阮次山一家变成无国籍难民，被关在法国人的难民营中。后经富国岛退往台湾，几经辗转终于在高雄定居。
　　两年后，阮次山考上高雄中学，这段时间往后的经历，被阮次山形容为“辉煌经历”—在高雄中学，他享受到整个台湾都不多见的开放气氛，图书馆里藏有戴东原的《哲学》、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外面禁止的书。他读过胡适之，读过陈独秀的《最后的自白》，在美国新闻处开放的图书室里，也有令他着迷的海明威、杰克·伦敦等人的原版着作。“对我的价值观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呢，语言视角方面开放了很多。”
　　从初一到高三，阮次山投稿赚钱，学校还会给予与稿费同等的奖励。那时候写的都是散文、诗歌、评论，深论也不过是“为什么要遵守交通规则”之类的话题。“我们为什么要爱国？写这个是不可能的。找死嘛！”
　　阮父被在台的国民党队伍收编，经分配负责组织工作，对阮次山发表在报章的作品，“没有启发，也从来不会说做得好”。阮父把孙中山、蒋介石“当神一样”，阮次山不认同他国民党那一套，“有时候跟他争，父子之间就红了脸。他说：你懂什么？”
　　因为自信满满，大学联考本可报一百多个志愿，阮次山只报了十个而落榜。当时已经19岁半，只好去当兵，目睹了最后一次视察金门的蒋介石，坐在山顶远眺大陆，“四个钟头动都不动”，这让他印象深刻。
　　退伍后，阮次山再度报考当年的第一志愿：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老师们都对我很头疼，写新闻没有我多，文字功底没有我好，采访没有我多。”他旁听政治系的课程，从中风的邹文海老师那里习得西洋政治、思想史的“哲学”。
　　课余的阮次山“一腔热血”，大国梦在当时就留下了“案底”。
　　1970年，台湾爆发“保钓运动”。阮次山的同学临时抽退，因为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大官，知道“党中央的政策”。“到我这儿，怎么可能抽退？我是政大学生代表，主要成员。我们这边支持台湾同胞保护钓鱼岛。”有从美国回来的年轻老师，“充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上拿着麦克风喊：“当初孙中山做革命时也没有理智过……”阮次山等人于是举着旗帜上了街。
　　毕业后，阮次山同时在《中央日报》与“中国广播公司”任职，两年后赴美留学，在纽约St.John’s大学东亚研究所做中国研究，读遍了图书馆里的“几千本中文书”。在纽约一家中文报社工作时，他遇到前来面试校对一职的作家刘宾雁报告文学作品《第二种忠诚》的男主角倪育贤，倪在书中说过一句话：我爱我的国家，我的国家爱我吗？
　　“我说，里面这句话我要纠正你。国家永远爱你，你要把国家、党和政府分离。国家永远是国家。”
　　不久后，母亲过世，阮次山回台签证受挫，利用私人关系找到里根幕僚，才得以回台。1985年，他取得美国国籍。1999年，阮次山回到台湾，任创刊达50年的《CHINANEWS》副社长兼总编辑。不到半年，报名更改成《TAIWANNEWS》，老板更是易帜，背叛“不搞台独”的承诺。
　　阮次山因此辞职，转赴香港。不久，在曹景行邀请下，加盟凤凰卫视。
　　在刘春看来，正是“老华侨”这一身份赋予了阮次山有别于国内人士看问题的角度。“他那一代人在美国的年轻时候，遭受到种种歧视。像我们在中国，有时候对我们国家过于追求GDP发展带来的问题看得更透，而他们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地位的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变，这些事情看得更多。”
　　安全阀
　　在中国人民大学北门对面，有一座六层小楼，便是凤凰会馆。凤凰中文台几档口碑不错的节目，如《冷暖人生》、《锵锵三人行》、《凤凰大视野》、《社会能见度》等，制作总部都设在这里。
　　阮次山的办公室位于凤凰会馆五楼一角。记者正是在此，采访了刘春眼里“永远文质彬彬，衣着整齐，非常有仪式感”的阮次山。
　　阮的桌上堆着一尺多高打印出来的资料。从日历上的圈点看来，9月份里，他要跑乌克兰、西安、四川等多个地方，而《风云对话》接下来预约的两个重头采访，分别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以及泰国总理英拉。
　　凤凰内部有几位“长者”，如阮次山、何亮亮，包括已经离开的曹景行、杨锦麟，一度构成了一道“老头子”风景线。有知情人士这样观察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内部，大家习惯把阮次山叫阮先生。杨锦麟就会叫杨老师啊，曹景行就曹老师啊。但对于阮次山，叫他阮先生……他毕竟是在台湾长大的美籍华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阮次山离开《国际日报》，开始为“全世界的中文报”撰写时事评论，比如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香港经济日报》、《亚洲周刊》等，后也被内地的《参考消息》转载。
　　“我还没有到凤凰工作时，在内地已经很出名了。《参考消息》很多人看。后来到了凤凰，名字跟人对上了，回来就更受到欢迎。”
　　阮次山在凤凰卫视一直负责两档节目：《新闻今日谈》与《风云对话》。在前者中，阮次山作为评论员对当下社会热点新闻发表看法；后者则是一档对国际高端人物的访谈节目。

转载自随笔南洋网 » 时事沙龙

虛假的左派 真實的羞辱──史特勞斯卡恩情色風暴效應 - 台灣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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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假的左派 真實的羞辱──史特勞斯卡恩情色風暴效應
2011-6-02 22:28 作者：新國際編輯部
■羅惠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總裁史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 Kahn，簡稱DSK）自5月14日因涉嫌性侵，被紐約警察從法航班機的頭等艙逮捕，而後偵訊、上法庭至5月25日搬入月租5萬美元的「晶鑽監獄」，法國社會所受到的衝擊之深廣，超乎想像。知識界、政界、媒體與民間的反應，不僅顯現法國社會所面臨的困境，也提供許多的思考。



■在巴黎一處報攤上，赫見報紙頭版報導國際貨幣基金總裁史特勞斯卡恩被捕的消息，圖攝於5月16日。史特勞斯卡恩被指控性侵，法國社會黨因此陷入一片混亂。（圖文／路透）

陰謀論大行其道
史特勞斯卡恩自2007年底上任IMF總裁後，因隨之而來的全球金融危機，與不久前的希臘金融危機、葡萄牙經濟紓困，而凸顯了他的職務功能與影響力。他的國際知名度提升，運籌帷幄掌理全球經濟的姿態，使他看起來很像權勢僅次於美國總統歐巴馬的「全球第二號人物」，這個期待使得史特勞斯卡恩的民調聲望直線上升，民調說，史特勞斯卡恩成為社會黨明年總統大選的冠軍人選，且能在第二輪決選打敗現任總統沙柯吉，成為法國新總統。

社會黨人多麼希望選舉趕快舉行，早日奪回政權，親疏遠近論功行賞。許多左派的選民也不管到底該不該走史特勞斯卡恩所標榜的社會民主路線，只求這個天縱英明的候選人能打敗與極右派相差無幾的沙柯吉。

紐約警察局的手銬、法庭內等候法官裁決……鎂光燈閃爍，攝影機盡情捕捉，史特勞斯卡恩神情憔悴，表情嚴峻，影像毫不留情，猛烈撞擊法國的觀眾與讀者。於是，社會黨第一書記與發言人都「噙著淚水」宣稱「打擊之大難以承受」。於是，各種言之成理，想像力豐富的陰謀論出籠。那些自稱是史特勞斯卡恩的老朋友迫不急待地爭相站出來。

「根據我的經驗，在這種高檔飯店的總統套房，都是由兩人以上的服務員整理房間，真不知道這個清潔婦是怎麼一個人進入這個房間的？」這是媒體紅人李維（Bernard Henri Lévy）的講法。李維是法國很有權勢的知識分子，以意見領袖自居，今年初還為文分析突尼西亞的茉莉花不會在埃及盛開。李維喜歡把襯衫扣子開得很低，穿梭在上流社會，以受沙柯吉總統召見為榮，卻又常在中間偏左的新聞媒體開闢專欄，因為知識分子的視野左右都開闊。

1970年代曾為廢除死刑積極奔走的律師巴丹特（Rober Badinter），被視為法國的良心，在密特朗當選總統後，人道律師成為司法部長，在人們的質疑中完成廢除死刑。83歲的巴丹特在法國無論左右派都尊崇，他也是最早跳出來說話的人，他批評紐約警察怎麼能將一個未判決前「假設無罪」的人戴上手銬且暴露在全球媒體面前。「他從那麼高的地位被狠狠的拽到地上，一點都未受禮遇，如此粗暴對待，真是奇恥大辱。」巴丹特在法國電視新聞節目的訪問中，義憤填膺，一如過去他為死刑犯伸冤。

陰謀論與屈辱論瀰漫在法國天空，史特勞斯卡恩政壇上的、知識界的朋友們，那些社會菁英們連結成一道權力的長城，共同對抗指控。他們根本認為，那些指控是美國人的指控，是大西洋彼岸的指控，對他們而言，史特勞斯卡恩才是受害者，以陰謀論、文化差異來否認相關的犯罪嫌疑。最令這樣的法國人難受的是：「我們有過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還有過六八學運。有大文豪莫里哀、拉辛、巴爾札克、福拜樓、雨果、莫泊桑，我們有燦爛豐富的文學與哲學思想，有堅實的人道主義，並在全世界推展，還輪得到那個攻打伊拉克的美國來審判法蘭西的菁英嗎？而你們怎麼會去相信一個非洲移民的證詞呢？」

「主人玩女僕」的傳統戲碼?
史特勞斯卡恩位高權重，年收入50萬美元，旅行坐頭等艙，住一夜3千美元的豪華套房，飯店清潔婦是逃避戰亂尋求新生活的非洲移民，經過多年的努力與融入終於拿到居留權。這個住在紐約移民社區小公寓樓的單親母親辛苦撫養小孩，為了賺一小時6美元的工資，而成為全世界掌握資金最多的總裁一時興起的性工具。真的是一時興起，無需預謀，因為他相信，以他所掌握的權力與信用，足以讓他為所欲為而不受任何的約束懲罰。

這樣的畫面，呈現了全球化時代新版的奴隸制度，呈現了階級壓迫的重返，也許，這種階級壓迫從來沒有消逝過。

《瑪莉安週刊》資深記者卡恩（Jean-François Kahn）乾脆說，史特勞斯卡恩的行為不過是過去很尋常的「主人玩玩女僕」罷了，過沒幾天，法國前文化部長賈克朗（Jack Lang）在史特勞斯卡恩該不該保釋時，竟也呼應說；「有那麼嚴重嗎？又沒有死人！」

沒有人知道性侵疑案的真相，但每個人都聽到了法國政壇與媒體的反應，多數人、尤其是女性們才恍悟，原來法國社會依舊是男權主宰，儘管10多年前左派聯合政府時代立法通過政治參與男女平權，事實上，不尊重女性、視女性為玩物的封建思維並沒有被革命掉，反而是隨著時代演變換上不同的面貌。法國女性團體終於發出怒吼，然而，要在這樣的時刻才站出來，恐怕也是法國女性的悲哀吧！

法國的媒體似乎也被刮了幾個大巴掌，法國的報紙向來不屑於英美傳媒樂於扒糞揭發名人隱私的沒品小報作風，也不以滿足讀者的偷窺慾為準則，八卦新聞在法國的確少見。這個少見除了媒體風格外、法國民法第9條對隱私權的嚴格保護才是媒體的緊箍咒。

社會黨2007年的總統候選人華雅爾（S. Royal）前兩年與男友相偕至西班古城度假，兩人牽手散步的照片刊登在《巴黎競賽報》（Paris Match）後，她立刻以侵犯隱私權提告。那些以明星名人為封面的八卦雜誌，遊走在法律邊緣，雜誌社通常都要有訴訟費與賠償費的預算。

法國媒體與政壇都孰悉史特勞斯卡恩對女人的糾纏，但是這種新聞到了主編處就壓下來了，因為沒有一家報社願意天天上法庭，還得負擔鉅額的名譽損失賠償風險。

2008年，史特勞斯卡恩因與IMF非洲部女主管的婚外情受內部調查時，法國一位年輕的女作家巴諾（T. Banon）公開多年前史特勞斯卡恩意圖強暴她的過程細節。但沒有一家報社引用報導，誰願意去捅馬蜂窩呢？

史特勞斯卡恩性侵疑案在紐約爆炸後，全世界的媒體趁機批評法國媒體對政治人物的縱容，難道不是作為權力的「共犯結構」嗎？而所謂的隱私權保護法，不也是權力階層所制定的防護牆嗎？

史特勞斯卡恩的性醜聞在法國或許受到了寬容，但是他付出巨額保釋金離開監獄，再搬到設有SPA、小型電影院，月租5萬美元的豪宅時（受全天候監視），人們所受到的震驚大過他被紐約警察逮捕。他不再是「魚子醬左派」了，因為，從這一天起，他的左派面具徹底碎裂掉落了。5萬美元在法國是法定最低工資的35倍，換句話說，可能是35個家庭每月所得的總合。這棟3層樓豪宅面積6百平方公尺，幾乎是法國左派選民10來個家庭的居住空間。他的社會黨身分，他所倡言的左派路線完全暴露了本質上的「虛假」。

「虛偽的左派」如浪潮撲向社會黨，使這個路線混亂的政黨面臨更大的危機，浪潮推擠著法國左派的政治版塊。未來，左派選民只能將他們的認同投向生態環保政黨、法國共產黨、新左派與極左派的政黨。

（寄自巴黎）

DUO 陈奕迅2010演唱会

陈奕迅演唱会的主题创意性很强，他以时间作为演唱会的背景主题。先以时钟为主的装饰，在演唱开始时，时钟的表面卸下，成为时钟后面的齿轮。后来背景陆续有不同的日期还有时间跟我们的日程表。最后以西班牙著名畫家薩爾瓦多·達利的代表作《記憶的堅持》（La persistencia de la memoria）里的融化的时钟为背景。

时间和记忆其实在欧陆哲学上的讨论很多，陈奕迅通过不同的歌曲和造型来串联关于时间与记忆。在服装造型上，也以欧洲超现实风格为主。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舞蹈员一半华丽服装，另外一半身体的器官、血管、肌肉的造型。我就笑称陈奕迅相当的后现代。

在演唱当中，适时的发射或者散发出烟花、彩色纸等。其中以模型车子为道具的演出，以风吹银色的彩纸，来显示出车子的速度感，创意十足。

在灯光音响方面，他用了大量的麦克风收音，摄影机角度准确，灯光对准了乐手，可以知道这些都是事前的准备和安排。可惜的是室内体育场场地不能发挥更好的音响视觉效果。

虽然不太熟悉陈奕迅的歌曲，但是他的创意哲思用心，感觉很好。尤其是他对于乐手的尊重和疼惜。

语言平等, 指尊严平等, 不是作用平等~~周有光先生

http://www.huayuqiao.org/articles/yuwenjianshetongxun/8304.htm
‧庆贺周有光先生百岁诞辰（四）‧

百岁稿：从“华语热”谈起



周有光





记者：汉语热, 又说华语热。新加坡把汉语说成华语。为什么？

主人：华语是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 不包括方言。汉语可以包括方言。

记者：台湾称国语, 大陆称普通话, 新加坡称华语。为什么不一样？

主人：中国的国家共同语, 清朝称官话, 民国改称国语, 台湾沿用。1958年, 新中国改称普通话。新加坡有四种官方语言：英语是全国官方语言; 马来语是马来族的官方语言, 同时又是新加坡的国语; 塔米尔语是印度族的官方语言; 华语是华族的官方语言。新加坡的国语不同于台湾的国语, 新加坡也不习惯用普通话这个说法。

记者：国外掀起华语热的主要是华人还是洋人？

主人：国外大约有5500万华侨和华裔, 他们都鼓励子弟学华语。洋人想学华语的也越来越多, 这是国际文化交流的自然发展。

记者：外国人学习华语的目的是什么呢？

主人：首先是为了跟中国做生意, 中国是一个巨大市场。跟中国做生意, 单用英语不行, 还要兼用华语。中国有悠久而灿烂的文化, 外国学者一向重视研究中国文化。对汉学家来说, 华语热早就开始了。中国疆域辽阔, 遍地古迹, 风景优美而离奇, 是旅游的好去处。旅游要学一点华语, 提高了解, 增加兴趣。国外华人都有寻根思想, 学中文才能了解历史。这些, 就是外国人学习华语的主要目的。

记者：外国人都说中文难学, 他们能学得好吗？学到什么程度算是学好了？

主人：外国汉学家能学到极高的水平, 不过这样的专家不多。学习要求有三个层次：第一层, 生活语言, 要能谈话、看报、写信; 第二层, 工作语言, 要能用来办事; 商人要能谈生意、订合同; 教师要能讲课、写文章; 第三层, 文学语言, 要说得漂亮, 写得优美。中文难学, 可是外国有不少人知难而进。

记者：国外的华语热跟国内的教育普及有关系吗？

主人：关系极大。国内不热, 国外就热不起来。1990年代以来, 国内加速推广普通话, 制订“语言文字法”, 积极推行义务教育, 成绩超过从前任何时期。13亿人口的教育发展, 必然影响巨大。

记者：什么叫做国际共同语？是联合国规定的吗？

主人：国际共同语是全球化时代必不可少的国际通用语言。不是联合国规定的, 而是在国际交往中自然地发展起来的。

记者：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英法西俄阿中）都是国际共同语吗？

主人：国际共同语只能有一种, 不能有几种, 这是语言发展的自然限制。一战前,

法语是事实上国际共同语。一战后, 英语渐渐替代法语。二战后, 英语成为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

记者：为什么不用世界语？

主人：世界语的作用太小。

记者：华语热, 是否意味着争夺作为国际共同语？

主人：华语是中国的共同语, 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华语热, 发展和提高了华语的作用, 不是改变华语的国际地位。

记者：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 哪种用得多, 哪种用得少？

主人：1980年代我到纽约, 经中国驻联合国翻译员介绍, 联合国工作人员语言学会邀请我去演讲, 题目是“中国的文字改革”。学会会长一位法国女士请我吃茶点时候, 我问她六种工作语言的使用比例有无统计。她说：有, 不保密, 但也不宣传。原始文件：英语80%, 法语15%, 西班牙语4%, 俄语、阿拉伯语和华语三者合计1%。现在的新情况, 我不知道。

记者：华语人口世界第一。人口优势是否可以使华语成为国际共同语？

主人：成为国际共同语, 不仅要人口多、地域广, 还要文化高、出版多、使用便。汉字使用不便, 是一大障碍。

记者：如何使华语使用方便？

主人：例如, 利用拼音, 帮助汉字, 提倡“基础华语”。中国语文正在进行现代化。

记者：什么叫做“基础华语”？

主人：“基础华语”是：千字文＋拼音。这是简易的中文, 给初学者作为入门台阶。

记者：在国际共同语的争夺战中, 俄语退出舞台, 法语攻势加强。西班牙语似乎跃跃欲试。你看前景如何？

主人：现在事实上只有法语在跟英语争霸。

记者：法国设立“英语跟屁虫奖”。谁提倡英语就给他一个“英语跟屁虫奖”, 使他成为取笑的目标。最近把这个臭奖授予法国电信公司一位总裁, 因为他给本公司的一些产品取了英语名称。欧洲议会一位会长得此臭奖, 因为他在摩洛哥举行国际会议未提供英语的法语译本。一位建议法国小学学习英语的法国教育部长也得到这个丑化大奖。

主人：教育部长也是“跟屁虫”, 可见法语的国际地位岌岌可危！

记者：法语能夺回国际共同语的桂冠吗？

主人：(摇头)：法语失去了印度支那, 失去了阿尔及利亚, 正在失一大半法语非洲。国际会议大都规定使用英法两语, 事实上只用英语。这是效率的要求, 无法勉强。

记者：2004年欧盟有官方语言20种, 2007年还要增加一种, 此外众多的小语种都要翻译。欧盟为什么不能规定一种共同语？

主人：欧盟有欧元, 没有欧语, 这是法国反对英语的结果。欧盟翻译中心现有1500人, 还在增加。西班牙语100人, 希腊语95人, 葡萄牙语89人, 英德法语各有120-130人, 新成员国平均40人, 马耳他最少, 有24人。欧盟是个翻译公司。

记者：谁在大力推广英语？

主人：起初是英语国家的政府和教会, 现在是世界各地的英语学校。英语已经成为一项大生意。语言的滚雪球原理, 使英语雪球越滚越大。英国曾经是最大的帝国, 美国原来是英国最大的殖民地, 印度是人口巨大的以英语为校园语言的国家。印度一度反对这个侵略语言, 现在反过来利用这个赚钱语言。谁不学英语, 谁就吃亏, 没有人勉强, 英语不胫而走。英国出版一本《世界英语》, 详述英语在世界各国的应用情况琳琅满目。

记者：国际网络火上加油, 进一步扩大了英语的声势。

主人：英语是网络霸主, 超过90%。法语4.93%。西班牙语4.6%。打字员变为管理员, 英文中出现新词：executary (执行秘书, 是 executive 执行者和 secretary 秘书的合成)。

记者：语言平等, 如何平等？联合国有200个会员国, 只用六种工作语言。语言平等吗？

主人：语言平等, 指尊严平等, 不是作用平等。语言的作用本身不平等。史前时期世界上有15000种语言, 现在只剩6000种, 一百年后将消失十分之九, 减少到600种, 国家官方语言只有不到60种。人群由散而聚, 语言由多而少, 聚合运动是历史的自然规律, 人力无法左右。



记者：上海推广普通话, 成绩卓著。上海人向来没有方言优越感。可是最近有人提出要保护上海话。是否推普太快了。

主人：一百年来, 上海经历了大都会化, 从不到百万人口的普通城镇, 成为超过千万人口的大都会。各路移民来到上海, 多种方言和次方言相互接触, 上海话发生较快的变化。中国正在建设成为现代国家, 所有城市都要变成双语言城市, 公共活动说普通话, 私人生活可以说各人的方言。这是先进国家都已实现的建国目标。在这个历史性的发展中, 上海光荣地走在全国的前面。这是语言生活的进步, 不是方言的衰落。

记者：台湾提倡台语 (闽南语), 有排斥国语 (普通话) 的明显倾向。台湾抵制汉语拼音, 推行台湾制订的“通用拼音”, 不顾“通用拼音不通用”。将来会怎样发展下去？

主人：他们在孤立自己, 对台湾极为不利。

记者：什么叫做母语教学？是否就是课堂用语改用方言？

主人：内地经验, 课堂用语从方言改为普通话, 对推普极为有利。相对于普通话,方言是母语。相对于英语, 普通话是母语。普通话作为课堂用语, 也是母语教学。

记者：推广普通话, 会使方言文艺衰落吗？

主人：不会。1987-1988年, 我约请方言学家和音乐家合作, 编写《苏州评弹记言记谱》,用音标记录唱词, 用五线谱记录曲谱, 改进评弹的记录技术, 结果圆满。* 希望由评弹做起, 推广到其它方言文艺。普通话和方言文艺, 二者并行不悖。

2005-11-30, 时年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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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注：关于《苏州评弹记言记谱》, 请看本刊第77期 (2004年3月) 75-79页的介绍。

以上转载自华语桥网
http://www.huayuqiao.org/articles/yuwenjianshetongxun/83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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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转载自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sg/%E5%91%A8%E6%9C%89%E5%85%89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笔名，“有光”后来成为他的号。生于中国江苏常州，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周有光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作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作家沈从文是他的连襟。

影响学生一辈子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http://www.zaobao.com/yl/yl090830_005.shtml
一辈子的事

（2009-08-30）
● 李慧玲

　　无论是哪一个类型的学生，老师们其实并不一定知道，在陪伴学生的那几年里，具体哪一次、哪些事，将在学生生命的哪个时刻发挥作用。

自由鱼

　　一个越南裔美国人在他明年将出版的书《东方吃西方》（East Eats West）中，收录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的老师，我的挚友》。文章的题目引起我的兴趣，内容讲述作者在1975年六年级期末考试期间，和祖母、母亲、妹妹乘运输机逃离西贡，到美国旧金山后，上暑期课程所遇上的英文老师。

　　作者当时是班上第一个越南难民，英语只字不吐，只会说越南语和一点点法语。加上家乡的混战，父亲仍未脱险与他们相聚，幼小的心灵在旧金山的新世界里，经历茫然失落与艰难的适应过程。K先生是他的英文老师，他第一次上课，第一个问题是问作者的名字，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用越南语准确地读出这个名字。K先生认真练习，确保自己的发音没错。他的体贴和关爱，显然给了作者安全感。之后，作者在课堂上开始像应声虫一样跟着K先生发音，通过字卡学习英语，认读词语。并且，他成了K先生宠爱的学生，帮老师擦黑板、收发作业，自信心大大的增强。K先生掏钱在班上成立了读书会，让这些难民学童拥有漂亮精致的英文图书——而实际上他们其实还不一定读懂。

　　作者毕业的时候，在班上已经是个牙尖嘴利的家伙，尽管有些英语句子可能仍是不完整的。同学们在他的纪念册里留言，会提到他在班上爱说话。而K先生在最后一页留言：“致我的好友：很荣幸做了你两年的老师和朋友。有进展，别忘了通报。”他最后向K先生告别的那天，K先生把以前教过他的认字卡都送了给他，作为纪念。结果他下山的时候摔了一跤，认字卡像蝴蝶一样飞落在山坡上。他赶紧把他们捡起，疯狂地喊出卡片上的词：“学校”、“云彩”、“大桥”等等。举目远眺，是旧金山市中心的景观。那是他的新世界。此后他扬帆前行，再没有回头。

　　他后来上了伯克利（Berkeley），并成为一个用英文书写的记者和随笔作家。除了之间因为写一篇自己学习英语经过的文章而回忆了K老师，他没有和K先生通报过自己的生活。

　　K先生的好友告诉作者K先生逝世的消息时，他出席了K先生的追思会，那是毕业30年后他才第一次和K先生“重逢”。K先生的好友告诉他，K先生看过他那篇学英语过程的文章，并且谦逊中充满自豪，骄傲地把文章寄给很多亲戚。他到退休时没有获得任何表彰，虽然K先生并无所求，但作者的文章，成了对K先生的一种认可。到K先生临终前，还会跟好友提到他。

　　K先生的追思会上，作者成了K先生唯一流泪的学生。他从来没有从K先生的角度看待过去，满是以为，自己可能是第一个走进他课堂的越南难民，但不是最后一个。而后来的学生里肯定不乏从其他流血冲突中逃亡出来的深受创伤、需要帮助的难民子弟。“但一个教书几十年之久的人怎么可能记得我呢？”

　　而他自己虽然曾经周游列国，始终没有回去见过K先生。“由于住所离得如此之近，我那时异想天开地认为，如果我驱车开过布道街（学校所在地），从我启蒙之师的教室窗口往里窥视，他将仍站在那里——K先生将永远在那里，让其他有需要的孩子感受到特别关照，夏天总是会有小小保龄球队，小小读书会，午饭时分会有喧哗的速度比赛。”

　　文章末了，作者写道：“一个充满魅力的人生宛如沿河漂游，虽不知弯道之后将出现什么，但相信会有好心的陌生人在那里以某种方式帮助你，扶助你，带你渡过激流。我最初来美时，得以感受生活迷人的魅力；30多年后的今天，我得以感受着生活迷人的魅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我要承认，无不与K先生有关。”

　　虽然是属于不同时空的一段师生情谊，却依然让我深深感动。对我而言，老师们最让我佩服的地方，是他们所做的不仅是让眼前学生汲取知识。我常常想，是什么原因和怎样的胸襟，让他们愿意为一场未知而投入？他们所做的不是课堂里那几年的工作，而可能是影响学生一辈子的事。

　　没有人耕耘后完全不期望回报，只不过老师真正得到的回报，也不是是年学生会考的成绩、学校的排名或老师本人的加薪与花红。这些是提倡管理、制度化和量化时的短期指标。一些奖项，无疑是当下对老师的肯定。但是真正的长期的回报，享有或者承担的不是老师本人，而是学生的家人、朋友，和他们身处的社会。无论是哪一个类型的学生，老师们其实并不一定知道，在陪伴学生的那几年里，具体哪一次、哪些事，将在学生生命的哪个时刻发挥作用。甚至学生自己也未必清楚，有时隐隐然有所感，有时感觉到了也未必说出口。

　　后天是教师节，在籍的学生总是会用各种方式为老师们庆祝，若有其事。其实，更应该记得的，是已经踏出校门的学生。

　　（作者是本报高级执行编辑）

通过创意产业深化种族融合

http://www.zaobao.com/yl/yl090828_001.shtml
通过创意产业深化种族融合

（2009-08-28）
● 石惠敏

思维空间

　　本月23日，《联合早报》报道了美国学者达文波特（Thomas Davenport）于访问新加坡后，在其博客中指出新加坡具有“人们勤奋工作、社会秩序井然、较少个人主义、高度资本主义社会”等特质，堪为美国甚至世界的榜样。

　　无独有偶早在1997年，美国著名政论家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在其著作《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World Leader Reflect》就曾对新加坡多元化社会发出这样的感言：“这个高科技城市国家由中产阶级组成，它容忍多元文化、秩序井然，却属于后自由主义时期，它为进入21世纪所作准备之充分，是举世无双的”。

　　从森·加德尔斯在1997年所指新加坡是个“后自由主义社会”，至2009年达文波特所说的“高度资本主义社会”，两位西方学者的观察，符合了新加坡“国家至上、社会为先”；“求同存异协商共识”以及“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等社会建设共同价值观以及多元化社会下的经济建设发展事实。

　　文化多元化与多样化发展，为国家与社会带来创意、文化活力与经济繁荣，已被大多数国家与学者认同，早在50年代，莱斯特·皮尔逊曾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Lester Pearson,1995）；泰勒·考恩在《创造性的破坏》一书中也一再引述多方论证强调“我们有证据相信经济上较为自由的社会在多样性和种族冲突方面问题较少。”(考恩，2007)。

多元化是全球趋势

　　另外，多元化是全球趋势，全球化的进程是从一至多，具有亚里士多德的“分有”的含义，具有差异与多元的含义。600年前的哲学家库萨德尼古拉提出民族性的差异是不能被忽视的，但这种差异性不但不会影响到统一性，相反的，还有益于统一性的健康成长（库萨德尼古拉在担任罗马教皇的使节在被派往土耳其人占领的君士坦丁堡时，理解到民族间所存在的差异性并不是导致冲突的症结），此观点佐证了多元化有益于国家社会的进步发展。

　　如果“文化多元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影响力”这个命题成立，接下来所要考虑的就是文化多元化与文化认同间的平衡与选择问题。

　　新加坡从建国之初就选择了文化多元化发展，并且对文化多元化发展所可能产生的文化稀释、种族冲突等问题，采取了前瞻性策略与经验性对策。1991年所颁布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就是一项前瞻性的举措，目的在加强国人的国家意识形态（National Ideology），为新加坡人思想塑模。《白皮书》内的五项共同价值观分别是：一、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二、家庭为根，社会为本；三、关怀扶持，尊重个人；四、求同存异，协商共识；五、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此五项共同价值观是以个人品德操守为主要诉求，以有别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与自我中心。

　　除了前瞻性的政策，对多元化问题也提出对策性的举措，例如在生活居住空间以及教育学额上的辅助安排；制定法律规章明确宗教种族平等自由开放原则以及灵活的语言政策等。多年以来，新加坡种族融合政策的成效所带动的是经济的高速成长与社会的“秩序井然”，但是，在受到西方国家赞叹之余，我们必须谨记：这些成果是新加坡多年精心研究设计得来，是高度敏感与谨慎迅速处理任何可能酿成种族冲突问题的经验积累。这些成果得来不易，国人不但应珍惜，更应思考如何发扬光大。
媒体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种族融合是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而社会和谐是建立在全民安居乐业之上。共同价值观除了通过政策措施具体规划实施，全方位创意产业的发展，对种族融合社会和谐能起到深化作用，也能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多元化社会是新加坡从建国以来一贯的发展模式，但在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新加坡面临新挑战与可持续发展转折点，必须进一步强调多元社会的重要性。主要原因是面对经济、科技以及人才全球流通的冲击，新加坡必须通过创意产业的发展进行社会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使新加坡能转型成为更多元化、更具创造性、创新力与包容性的社会。

　　在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的稀释与文化差异是可以预见的，也需要勇气与智慧进行平衡与取舍间的判断与抉择。但随着大量移民的引进，在经过两三代的融合后，新加坡社会将可能融合成“泛亚洲人”（Pan Asian）的社会。面对这样的转变，除各有关政府部门、社团与社区基层组织善用种族融合政策，为国人在认识与心态上作准备以及继续推动种族融合外，结合文化、艺术、媒体与设计等的创意产业代理部门应在社会范式转移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其中，兼具整合传输功能的媒体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通过数字互动媒体科技将各种语言类型的创意与创作加以改造整合，在不同的传输平台上以娱乐、游戏或教育等方式呈现，加强多元化社会意识，例如通过电影、电视、广播述说异族通婚、混血儿文化认同、生化科技的未来、医疗新知、中老年寻根等等故事，不但能吸引最大族群——中产阶层族群（全球或新加坡职业层），也能通过所提出的多元化社会中共同关注的话题，降低了播映与发行时的文化折扣。此外，加强跨文化遗产建设，塑造人们对该文化遗产的拥有感与自豪感；举办大型跨文化节庆艺术活动，以唤起人们共同记忆，牵动全民共同情感等设计与举措，可以较根本与长远地打造社会文化资本。

　　再者，创意是无国界的，正如罗马斯多噶学派将多元文化视为“没有国家的艺术”，创意产业中的科技创新、艺术、音乐、设计是自由的、是无远弗届的，当更多的创造者以世界公民的心态参与创意产业，无形中推动了世界公民的概念。一个逐渐形成世界公民的城市，将不再局限国家、区域的差异，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融合与和谐。

发展为全球宜居城市

　　发展全球“宜居城市中心”是新加坡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一，提倡“work－life balance”（工作与生活平衡）是当前政府与企业提倡的项目之一。宜居城市的规划，除了发展环保、交通、经济、科技、教育等的便捷先进，使得人们乐于选择新加坡作为一个“生活、居住、学习的好地方”外，还应进一步发展人们心理健康，生活工作快乐“work-life happiness”。

　　“work－life happiness”（工作与生活幸福）是美国近年来非常重视的课题。美国职场上的暴力事件不完全因为经济衰退，事实上美国的种族冲突与暴力事件早已时有所闻，企业界特别关注员工职场上的不快乐，主要是关系着生产服务质量销量以及因为员工的快乐导致公司的名誉受损、巨额赔偿等财务信誉的损失，进一步增加美国社会安全成本。这些暴力冲突事件的发生原因，往往是基于这些人在职场或社会没有找到共同价值观或没有给予同等的尊重与社会地位。换句话说，就是缺乏共同道德价值观。

　　亨廷顿曾言“文化是相对的而道德是绝对的”，新加坡所奉行的共同道德价值观是多年来保持社会安定种族和谐的根本，当世界与新加坡经济逐渐复苏时，当新加坡正进行社会范式转型时，致力发展成全球“宜居城市”时，在种族融合课题上，或许可以从“安居乐业”、“井然有序”，更进一步深入探讨如何“使人们更快乐”？特别是工作场所的快乐？

　　本月26日早报报道新加坡人是亚洲7个国家中最快乐的人，是否可以间接说明新加坡种族融合社会和谐是基于人们比较快乐？如果人们快乐是种族融合社会和谐的因素之一，而种族融合与社会和谐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时，如何继续加强人们的快乐特别是在职场上的快乐情绪，避免职场暴力事件出现，将是企业与国家的一个新关注点，值得深入探讨发展。

作者是本地资深媒体人

新加坡人对于台湾风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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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在家里做就好

（2009-08-22）
● 沈泽玮

　　台湾风灾的主战场，本周从南部换到了北部，从灾区拉到了总统府和行政院，画面由心急如焚的灾民换成愁容满面的高官。

　　从台北大都会传出一连串匪夷所思的信息包括：行政院长刘兆玄在风灾期间去染发；行政院秘书长薛香川在八八父亲节当天，陪岳父到五星级饭店吃番薯粥；第一个为风灾提出辞呈的，竟是和在前线救灾没有直接关系的外交部政务次长夏立言。台湾真是怪事连连。

　　救灾不力，由不少博士精英组成的刘内阁，被舆论和网友骂到臭头。

　　刘兆玄去染发，网友酸当官的还是秃头比较好；薛香川搞不清楚台湾媒体生态，竟然还打电话去call-in节目喊屈，一句“我们吃完马上走耶，拜托!”，成了经典的搞笑电话答铃声。

　　网友还嘲讽，气象局水灾报成旱灾，气象局长辛在勤应该可以流放到听障奥运基金会；风雨太大，部队不能立即救灾，国防部长陈肇敏应去当国防部的安亲班班主任；王清峰以法务部长身份，却到灾区发便当，网友建议可调任看守所清洁妇。｀网友还把马英九团队恶搞成韩国人气组合Super Junior，扭腰摸胸大跳“Sorry Sorry”舞。

　　舆论对官员们的道德要求，不是一般的严苛，显然民众认为政府应当大禹治水，高官却认为照平日的生活模式生活没什么不妥，官民之间的思维落差甚大，似乎是上个世纪的官僚脑袋，跟不上新世纪民间和媒体的要求，他们更忘了自己活在强势媒体和在野党紧盯的政治状态中。

　　网友尖酸刻薄，台湾媒体及外国媒体则是炮火一致对准马英九。

　　星期二马英九召开中外记者会，有同行开玩笑说，台湾两个总统，一个谋财，一个害命。

　　谋财的，现在在看守所可能在暗笑，下个月轮到他当新闻人物；害命的，开完记者会就到灾区拼命补网，两个人都让媒体很忙。结果，马英九在中文记者会上鞠躬道歉七秒钟，在国际记者会上一秒都没有，让不少外国通讯社的摄影记者扑了个空，得向台湾媒体调照片，还真的是忙。

　　那场记者会，马英九硬着头皮上，沙盘推演肯定做了不少。一国总统，在上千上万双眼睛面前，任由国内外记者训骂，“教”他怎么当总统，颜面全失。
　　笔者感叹，中华民国的总统真不好当。

　　在国际上，能走出去的地方少之又少，一不小心就迷航，在内部，得面对无穷尽的蓝绿博弈、中央与地方的不搭调。在海峡对岸，得和一个布局绵密、高深莫测的中国大陆交手；在美日中之间，这个拥有绝佳战略位置的宝岛，又得做好微妙平衡。

　　不过，好些台湾朋友认为，马英九没什么好同情的。理由很简单，台湾是个“民主国家”。

　　一般反应是，“没能力，就不要出来选总统”，“我们不是专制国家，总统是民选的，就是人民公仆”，“人民可以把他捧起来，也可以把他轰下去，办不好事还尊敬他？”

　　民主赋予人民很大的权利，但问题是，把这名总统轰下去后，要换谁上？把行政院长轰下去要换谁上？换过之后，会好吗？

　　马英九不懂得勘灾的沟通和表演艺术，和对岸的温爷爷相比，高下分明。不过，拿台湾和大陆对比，也不完全对称，两边的媒体生态和政治模式都不一样。

　　大陆媒体没有太多自由伸展的空间，四川地震，全面站在政府那一边，没有太大意外。台湾媒体自由奔放，其主导舆论走向的能力，大概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甚至可以无限上纲。政府救灾不力，台湾媒体一面倒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同样没有太大意外。或许让当局措手不及的是，这次连外媒也成了《小林村报》。

　　共产大陆政府有媒体在背后支持，刻意营造上下团结一条心的氛围，而且一声令下，就不得不和谐。民主台湾政府不只没有媒体支持，还得不断接媒体和舆论的招，疲于奔命之余，也让判断力不足、执行力不足的弱点暴露无遗。在灾难面前，不管问题的症结是在地方还是中央，台湾的中央领导只要拿不出霸气和决断力，就注定被盯得满头包。　　　　

　　马英九说，这次台风灾害让很多人都“得到教训”。接下来还会有台风，说不定还有地震，得到的教训，应该要派上用场。

　　要强制撤离的，一定要强制撤离，要发动的军力就要发动，要凶就得凶，还有染发，在家里染就好了，番薯粥，在家里煮来吃就好了。

从新加坡美术馆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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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加坡美术馆谈起
（2009-08-13）
汪忠良

　　笔者在在2002年背包旅行时,在香港艺术馆碰巧参观了《无涯惟智——吴冠中艺术里程》画展，就爱上了吴冠中的画作，后来在昆明的书局买了他的一本画册，一路上从中国、寮国、泰国、马来西亚沉重的把画册扛回来。这次从国外回来渡假，很幸运的能够在展览结束前，参观吴冠中捐献作品展《风筝不断线》。

　　看了展览后，我对新加坡美术馆是有意见的，吴冠中的画在2楼的展览厅竟然机械式的一左一右摆放在红白相间的隔板，灯光的角度也没有仔细的调整。虽然我知道美术馆是想尽量把画作摆放出来，但是个人觉得艺术除了应该专注于画作上面，灯光、画作的摆放与参观者和画作之间的空间，也是很重要的。我对于美术的欣赏可能流于肤浅的程度，但是我知道留白在水墨画的技巧里，是一个重要的技巧。吴冠中的画作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放在一个感觉上拥挤而且没有适当空间的环境里，作为一个观赏者，我觉得吴冠中画作广阔的艺术世界，仿佛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一样。当然，最大的原因应该是美术馆的空间的局限性。

　　同样是这两天，我参观了滨海堤坝，并且观察了还没有正式完工的滨海城中花园。相对于美术馆的空间，滨海堤坝和滨海城中花园是非常辽阔的。当然，滨海堤坝本身对于新加坡生存的实用性和滨海城中花园能够吸引游客的潜力是不可忽视的。

　　成为世界级的艺术城，我们的路还很远。我们缺乏的不是硬件，不只是软件，还缺少一种对于艺术的态度观念和艺术氛围。态度观念是没有办法迅速的用大量的金钱资源获得的，我们也需要不能够斤斤计较、计算回报率的时间熏陶，发展群众和专业人员对于艺术氛围的认知。

　　对于艺术，我们可以给予更多时间，更多耐性和支持吗？

優秀但不偉大，偉大但不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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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但不偉大，偉大但不卓越

余德慧

初次進入慈濟志業體的教育機構—慈濟大學，我就仔細觀察這個慈濟志業體如何進行它的教育。一開始，我跟其他從所謂「優秀大學」來的老師一樣，總是不停地要尋找它的優秀點，例如行政效能、學校解決問題的能力、學校的卓越眼光以及卓越的學術能力等，當然，我並沒有看見有多麼「卓越」的地方，可是它卻逐漸教我學到什麼是「偉大」。

通常一個學校願意接納他的學生，絕對不是靠教育的信念，而是靠它是沿著何種的氛圍來的，而這氛圍又建基於它的根本哲學信念。當我剛進這個學校，我已經在國立大學任教二十五個年頭，有些事情很理所當然地被我忽略過去，例如我看到學生在環保站當志工，我只把它當我們年輕時的閒餘活動，當我看著學生輔導花蓮貧困孩童，我也不以為意，還是想著如何把學生帶往優秀地帶。等到我在這學校呆了三個年頭，我的想法完全轉變了，因為我開始懂得一個簡單的道理：優秀與偉大是兩個互相不認識的向度，優秀的盡頭是爭權奪利，很少是救國濟民。因優秀乃因他具有各種解難題的能力，卻不保證優秀的人會去解他人的倒懸。偉大本身並不優秀，但是偉大的人能夠讓人依山傍水，讓人覺得有浮力。

慈濟是台灣的偉大但並不必然是台灣的優秀。當我領會到一個學校的偉大在於它無條件地接納任何資質的學生，當它肯苦口婆心改變學生的心態，讓他們在很平凡的地方用心，而且這些地方都是當道的優秀觀所忽視的。雖然它的學生在智能方面無法與名校相比，可是在學校的日常生活還是體會到「為他人」氛圍，這是一種偉大力量的浮力，與優秀的競爭哲學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台灣從來把偉大與優秀等同起來，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誤繆。我們以為選了最優秀的執政者就可以壯大，但無論如何絕對偉大不起來。一個小國家可以不優秀但可以很偉大，就像慈濟的證嚴法師看不出她優秀在哪裡，但是她絕對是偉大的。當我在花蓮上館子吃飯，大家都很自然掏出自己的餐具用餐，而這是優秀的台北看不到的，你就可以瞭解慈濟的偉大。當一個人想要推廣攜帶式的環保餐具，他只能向慈濟大量購買。因為慈濟一直是在不怎麼樣的地方用心，只要對的去做就是，不似優秀世界不問對錯，只問功利，有利則爭，無利則偃。

以台灣目前只有優秀哲學而沒有偉大哲學，只有追求卓越的政策而無偉大的精神力量，這個國家註定帶給人民痛苦。偉大的領袖的心胸不是來自優秀，而是來自見識，因為見識，我們才懂得該在哪裡犧牲，該在哪兒奉獻。所以，台灣若是繼續忽視偉大，寄望於優秀，那麼台灣人民只好繼續痛苦下去。

（作者 慈濟大學宗教所教授）

(附圖為余老師在所上張貼的大字報)

营造共识，促进和谐：新加坡报章在国家发展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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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共识，促进和谐：新加坡报章在国家发展中的角色

（2009-06-24）
● 林任君

新加坡的新闻模式，既不是西方普遍奉行以及在西方强势影响下出现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那种一味挑战权威、制造对抗和争端的“敌对新闻学”，也不是一些国家所遵行的那种漠视新闻的时效性、一味要求口径一致的“指令新闻学”，而是一种可以概括为“负责任的新闻自由”的建设性新闻模式。

新加坡能够在不断取得高经济增长、大大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维持社会秩序和纪律；在吸收和利用西方的管理及科技知识的同时，杜绝西方的一些政治和社会偏差，保留亚洲社会的特性和本质，也避免了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种种政治和社会弊端，这是“新加坡发展模式”在国际上受到重视和引起兴趣的原因。

方向盘

林任君

　　关于新加坡的发展理念和模式，中国大陆研究的人不少，尤其是新加坡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政策。政治领导人、政府、执政党、行政体制以及个别公私机构在新加坡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也是中国学者较感兴趣的一些课题。相形之下，对新加坡媒体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涉猎的研究，显得比较有限。

　　新加坡独特的新闻模式，可以说是国家整体发展模式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不是西方普遍奉行以及在西方强势影响下出现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那种一味挑战权威、制造对抗和争端的“敌对新闻学”（Adversarial Journalism），也不是一些国家所遵行的那种漠视新闻的时效性、一味要求口径一致的“指令新闻学”（Command Journalism），而是一种可以概括为“负责任的新闻自由”（Responsible Press Freedom）的建设性新闻模式。

缺乏社会共识将使矛盾激化

　　新加坡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在1965年被逼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时，不但贫穷落后，失业率高，作为一个毫无腹地、完全没有天然资源，却又有多个种族、语文、宗教并存的小岛，更潜伏着各种足以引发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的暗流。

　　新加坡的人口主要由三大种族，即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以及一个较小的欧亚裔社群组成。宗教方面则更加复杂多元，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锡克教等。

　　历史、地理和政治因素，使新加坡这个面积只有700平方公里的岛国，成为华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三大世界文明的交汇之处。美国学者亨廷顿教授所提到的那些足以引起“文明冲突”的条件，这个弹丸小国可说差不多都具备了。

　　但是，新加坡却没有像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被这种种不利的条件拖垮而失败沉沦，而是在43年后的今天，从第三世界迅速跃升为第一世界国家，不但经济发达、国民安居乐业，而且社会稳定、秩序井然。

　　这主要当然应归功于国家领导高瞻远瞩、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政府务实高效、励精图治，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全力以赴等因素，然而，假如没有媒体的积极配合，在营造人民共识、促进社会和谐，从而协助政府贯彻政策、推动国家发展等方面扮演建设性的角色，新加坡的建国道路肯定不会那么顺利。

　　许多国家的媒体，不但没有协助促成共识，反而通过挑战一切权威、突出歧见、放大争端等耸动性的报道方式，使得社会共识根本无法形成，甚至造成社会各种矛盾的深化和激化，破坏了稳定，更严重的是引发了冲突。

在危机四伏中逆境求存

　　其实，新加坡今日的媒体模式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至少在独立之前，各语文报章多以所属族群利益为重，也有些由于当时国家还没有成立，而以原籍国为效忠对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两场宗教和种族流血冲突，虽然有其政治、社会和外力的导因，但一些报章的煽情报道或政客利用报章的直接煽动，肯定起了导火索的作用。

　　即使在脱离马来西亚初期，由于独立来得突然，国家意识一时尚未形成，各种旧影响势力依然存在，一些沿袭过去方针和做法的报纸也不全然是以“新加坡国”为效忠对象。因此，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一些外国势力试图渗透本地报章、影响新加坡的政治和社会的事件还不断发生。

　　因此，新加坡政府在大力发展经济、消除失业、改善民生，确保新加坡的生存之余，也开始整顿报业，加强对媒体的管制，并采取行动对付个别受外国势力资助渗透的报章和一些被认为受外力指使颠覆社会的报业老板和新闻从业人员，使各语文报章以国家而不再是族群或其他内外势力为效忠对象。

　　新加坡政府主要通过法律的手段管制报章，1974年订立的《报章与印刷馆法令》（Newspaper and Printing Presses Act）是对报业公司的控制权和报章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的最重要法律。

　　这个法令对新加坡报章的股份结构、业务、出版及发行等作出了种种明确的规定。其中一些主要规定包括：报刊必须有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长发出的准证才能出版，准证必须每年更新；总编辑人选虽由报馆管理层决定，但必须获得部长批准；报业公司的董事必须是新加坡公民；任何个人或机构不得拥有公司超过5%的股份；股份分管理股和普通股两种，管理股占总股份的1%，只能发给那些获得部长批准的新加坡公民或机构，在有关委任或开除任何董事或报馆职员的投票表决中，每份管理股拥有200票的表决权，等等。

　　除了这个直接管制报纸的法律之外，其他法律，如《诽谤法》《煽动法》《内部安全法》《官方机密法》等，都对新加坡报章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约束。

　　自那时起，随着报章出版公司在新法律下纷纷挂牌上市，不再受家族或企业的控制，成为真正的公共公司，报纸跟政府的关系从此步上正常化的、非对抗性的道路。

　　但彼此间关系的改善并不纯然是政府立法管制的结果，而更多是报纸和政府对国家的命运逐渐形成休戚与共的共识使然。危机四伏之中的逆境求存、一无所有之下的艰辛建国，使大家对新加坡处境之危险和立国基础之脆弱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

既非“敌对”也非遵照“指令”

　　大体上说，新加坡报章这30多年来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的是政府伙伴的角色。一方面，报章帮助政府宣传国家社会发展的目标，上情下达，通过引导舆论凝聚人们对这方面的共识，协助动员人民来实现目标；以读者易懂的方式，图文并茂报道并解释政府的政策，使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施政效果事半功倍。

　　另一方面，报章也如实反映舆情，反馈民意、下情上达，帮助政府了解人民对政策的反应，掌握社会脉搏和民间情绪，以便知所调整，及时在政策或措施方面做出回应，改善对国家的治理。

　　此外，报章也照实报道负面新闻，从不回避或淡化，让真相曝光，将问题暴露，使国家社会能够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在错误中吸取经验，健康成长。

　　这是一种和政府若即若离的伙伴关系，报章认真看待本身的桥梁角色，积极促进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双向沟通，从而协助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促使社会在和谐中繁荣进步。

　　新加坡的这种媒体模式，和许多采纳“敌对新闻学”的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地区是截然不同的。奉行敌对新闻理念的媒体认为，必须挑战他人的权威才能建立本身的威信，尤其是必须时时挑战政府的权威或质疑政府的动机。它们喜欢渲染矛盾，制造争端，挑起对抗，甚至对种族、语文、宗教这类容易触动敏感神经的课题也毫无避忌。

　　在这类媒体大行其道的地区，不但社会和谐和稳定难以实现，即使要凝聚最基本的共识、追求有益于人民的目标也非常困难。

　　新加坡的模式可说是介于这种“敌对新闻学”和光谱另一端的“指令新闻学”之间。后者往往因为要求高度的“口径一致”和过度担心负面报道的影响，而通过新闻检查或行政干预手段，阻碍媒体对事实的及时报道，从而漠视了新闻的时效性和剥夺了人民的基本知情权。这类媒体倾向于“报喜不报忧”，而且往往“慢三拍”，使人民无法及时获取重要的信息。

　　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加坡报章模式，可用“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来概括。它一方面赋予报人根据本身的专业判断进行报道和批评的自由，包括自由报道负面新闻和批评政府的政策或施政方式，另一方面则要求这种自由以国家整体利益为依归，并受到社会责任的约束，服膺于崇高的新闻道德和专业精神。

避免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弊端

　　新加坡今天的这种媒体模式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报章和政府之间经过一段磨合期渐渐成形的。这个模式行得通有其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客观因素方面，除了直接和间接约束媒体行为的法律之外，主要还有：新加坡很幸运地拥有一个廉洁、贤明、正直、有效率的政府；法律制度、行政系统和司法过程高度公正透明，能有效预防、制止或惩罚贪污滥权行为。

　　这使到新加坡报章无须像一些国家的媒体那样对政府一直抱着怀疑或质疑的态度，甚至自我授权“替天行道”，调查挖掘当权者的滥权枉法行为。

　　此外，国家领导对人民和媒体的开诚布公，政府官员对报章领导人普遍存在的尊重和信任，不时通过吹风之类的途径帮助报人了解政策动机及背景等，显示政府很重视并肯定媒体在社会建设和政策落实过程中的角色。

　　政府也时常邀请报人同其他企业界和民间组织的代表一起，参加一些政府机构的咨询委员会或法定机构的董事局，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也让他们从中了解政策思路和决策过程。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客观因素。

　　主观因素方面，除了报人对政府的立国理念和发展策略高度认同之外，新加坡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价值观与他们的西方同行大相径庭也是个重要的原因。他们大致上尊重权威，以和为贵，以大局为重，视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他们并不具有一些外国同行的那种自以为在替天行道的心态，也没有那种“必须通过挑战权威来建立本身权威”的包袱。

　　此外，主流媒体的从业人员一般上具有高度的专业和自律精神，中庸厚道，知道适可而止，不会穷追猛打。

　　新加坡这种“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模式运行的结果，既维持了报章的公信力，受到读者的充分信赖，也确保了重要信息的高度流通，及时、准确、可靠而且透明，让读者能够最快掌握影响国计民生的消息，获取最新知识。这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助于提高人民对重大国家社会课题的认识，促进共识。

　　同时，报章也有意识地加强社会的凝聚力，促进种族、宗教和谐以及政治稳定，发挥了社会公器的效用，独立并积极地维护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这样一来，报章协助推动了国家社会向前发展，而不是助长无休无止又无谓的争论、毫无必要的折腾，在精神耗损中拖慢社会前进的脚步。

　　新加坡能够在不断取得高经济增长、大大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维持社会秩序和纪律；在吸收和利用西方的管理及科技知识的同时，杜绝西方的一些政治和社会偏差，保留亚洲社会的特性和本质，也避免了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种种政治和社会弊端，这是“新加坡发展模式”在国际上受到重视和引起兴趣的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邓小平就曾说过：“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

　　中国近年来对新加坡的各方面经验借鉴了不少，但似乎对媒体方面的经验比较忽略。我们与大家分享新加坡报章模式的经验，希望能引起中国朋友的注意和兴趣。

作者是本报总编辑，本文是他在2008年11月于深圳大学举行的“新加坡经验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上的演讲。这篇文章首先发表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并将收录在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即将出版的《新加坡研究》第一辑。

勾起历史的伤痕 ――哀失去的圣诞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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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起历史的伤痕 ——哀失去的圣诞岛

（2009-05-05）
● 区如柏

　　最近笔者与家人到澳洲悉尼自由行，享受了秋天的凉意和丰盛的海鲜美食，但也勾起了对圣诞岛（Christmas Island)的记忆与哀愁。

　　抵达悉尼当天（4月15日），正值一艘满载数十名阿富汗及斯里兰卡难民的木船在澳洲水域遭军方驱逐时发生爆炸，酿成了有人被炸死、30多人受伤的惨剧。

　　接下来几天，澳洲电视台及报章铺天盖地般报道，今年以来已经有不少难民以每人1万美元的代价，由走私的“蛇头”安排偷渡到澳洲，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船民涌入。

　　澳洲政府正在忙于安置他们暂时在一些岛屿栖身，这些岛屿包括曾经属于新加坡管辖的圣诞岛，电视也出现过一瞬即逝的圣诞岛画面。

岛上有丰富的磷矿

　　距离西澳城市柏斯2600公里，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以南500公里的圣诞岛，过去是新加坡管辖的岛屿，面积135平方公里，岛上盛产磷酸盐（磷矿）。殖民地政府从新马召募劳工到岛上开采磷矿，小时候曾听邻居叔叔讲述他们搭船到圣诞岛工作的故事。

　　1957年在澳洲的请求之下，英国政府决定将圣诞岛割让给澳洲。

　　新加坡于1955年4月举行首届立法议会选举，劳工阵线赢得较多议席，组织劳工阵线联合政府，管理新加坡的内部事务，该政府先由著名律师马绍尔出任首席部长。1956年6月，马绍尔因独立谈判不成，愤而辞职，由林有福继任。

　　割让圣诞岛给澳洲之事是在林有福执政期间发生，记忆中当时林有福政府并没有抗拒这次割让圣诞岛的安排。在这项安排之下，新加坡获得290万英镑的赔偿。仅仅290万英镑就出卖了135平方公里的领土。

　　当时的劳工阵线联合政府根本就看不到圣诞岛的丰富资源，反而是日本人识货，1942年日军侵占印尼后，战略目标就瞄准圣诞岛的磷矿，占领爪哇岛之后，一举南下侵占圣诞岛，夺取岛上的资源。
　　由于1957年新加坡还没有自治独立，在一个贪腐无能的政府治理之下，圣诞岛便割让给澳洲了。在这之前，1955年属于新加坡管辖的可可麒麟群岛（Cocos-keeling Islands)已经割让给澳洲。

成为难民中心安置偷渡客

　　庆幸的是，1959年5月30日的大选，埋葬了劳工阵线，由人民行动党领导的新加坡自治政府随即成立。近年来有关白礁岛主权的争执，政府以不卑不亢的姿态，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国际法庭上成功捍卫新加坡的领土主权，令老百姓欢欣鼓舞。

　　据2006年澳洲的人口统计，圣诞岛岛上有1439人，70%是华人，20%欧洲人，马来人占10%，除了英语是官方语言之外，粤语与马来语也是民间的语言。

　　今天的圣诞岛，除了岛上的居民与经济运作之外，也成为澳洲政府安置偷渡客的难民中心。抚今追昔，不胜唏嘘。期待编写教科书的专家学者，能将割让圣诞岛的历史写入教科书内，让后人珍惜国家的领土。

作者是退休新闻工作者

水资源战争

http://www.zaobao.com/yl/yl090430_502.shtml
水资源战争

（2009-04-30）
● 萨克斯

　　许多冲突是由于水资源的短缺而造成或加剧的。看看从乍得到苏丹的达尔富尔，从埃塞俄比亚的奥加登沙漠（Ogaden）到索马里以及该国的海盗，一直到也门、伊拉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冲突，这些地区是一大片的干旱地区。因为缺水，导致农作物欠收、牲畜死亡、和极端的贫困和绝望。

　　这样的贫穷社区，给塔利班这样的极端主义组织提供大量招兵买马的机会。政府如果不能确保人民的最基本的需求：例如安全的食水、主要粮食、和人民微薄生计所依赖的家畜所需的饲料和水，便会失去其合法性。

　　在冲突频繁的国家里，政治人物、外交官和将领们在面对这些危机时，通常把它们当成政治或军事挑战处理。他们会调动军队、组织政治派系、打击军阀或试图对付宗教极端主义。

　　但这样的反应却忽略了问题的根源：即帮助人们满足他们对水、食物和生计的迫切需求。结果是，美国和欧洲往往花费数十甚至数百亿美元，派军队或轰炸机去平息叛乱或对付“失败的国家”，但却不利用这些花费的十分甚至百分之一，来解决缺水和发展不足的根本危机。

　　

全球须有一致应对措施　

　　水的问题不会自动消失。相反的，除非全球做出一致的应对措施，它将进一步恶化。最近，一系列研究结果显示，世界上许多贫穷和不稳定地区的水资源平衡是多么地脆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发表了《2009年联合国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世界银行对印度（印度的水经济：面对动荡的未来）和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水经济：面对枯竭）发表了论据有力的研究报告；亚洲协会也发表了一份对亚洲的水危机的概述（亚洲的下一个挑战：确保未来的水源）。

　　这些报告述说的是一个相同的课题，即世界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干旱地区，水供正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压力。迅速恶化的缺水问题，反映了人口膨胀、地下水枯竭、浪费和污染、以及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和日趋严重的影响。

　　而后果是悲惨的：干旱和饥荒、失去生计、水传染疾病的扩散、人们被迫迁移、甚至公开的冲突。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包括许多部分，如改进水资源管理、改进技术以提高用水效率，以及由政府、工商界和民间组织合作的新投资。

　　这样的解决方案我在非洲农村地区的“千年村”（Millennium Villages）见到了。这是我和同事们同贫困社区、政府和企业一起开展的一个项目，目的是探讨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农村的赤贫问题。例如，在塞内加尔，在全球居领导地位的管材制造商JM Eagle公司捐赠了100多公里的管道，让一个贫穷社区与政府的水机构PEPAM能够联手，把安全用水带给了数万人。因为整个项目的成本效益、可复制性和可持续性非常高，所以JM Eagle公司和其他企业伙伴已经计划在非洲其他地区推行类似的项目。

　　然而，未来的水供问题将会变得更普遍，影响富裕和贫穷国家。例如，尽管气候变化很可能会加剧水资源的短缺问题，美国在近几十年一直鼓励西南部一些较干旱的州增加人口。澳洲目前正忙于应付农业中心地带墨累达令河流域的严重干旱问题。地中海盆地，包括南欧和北非，也有可能因气候变化而面对严重的干旱。

　　然而，不同地区水资源危机的确切性质，会因不同的压力点而有所不同。例如，巴基斯坦这个本来就干旱的国家，将因迅速增加的人口而备受压力。它的人口将从1950年的4200万增长到2010年的1亿8400万，根据联合国的“中期”估计，它的人口还可能进一步增加，在2050年达到3亿3500万。更糟的是，巴基斯坦农民正依靠地下水生活，而地下水因过度抽取正日趋枯竭。此外，为巴基斯坦境内河流供水的喜马拉雅冰川，可能在2050年由于全球变暖而融化。

　　

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挑战　

　　我们必须在不同的“规模”内寻找解决方案，有的是在社区内（如塞内加尔的管道项目）、有的是沿着整条河流（即使河流跨越国界）、有的是在全球范围内，例如，防止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最坏影响。能够持久的解决办法需要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间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可能会很难谈判和管理，因为这些不同的社会领域，往往很少或没有任何合作的经验，相互间可能存在许多不信任。

　　大多数政府在处理严重的水资源挑战方面都缺乏能力。水利部的工作人员通常是工程师和一般的公务员。然而，持久解决水资源的挑战，需要有对气候、生态、农业、人口、工程、经济学、社会政治和当地文化等的广泛专业知识。在与当地社区、私营企业、国际组织和可能的捐助者打交道时，政府官员也需要掌握技巧和灵活性。

　　关键性的下一步是把存在缺水问题的社会——例如苏丹、巴基斯坦、美国、澳洲、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科学、政治和商界的领袖聚在一起，集思广益，提出富有创意的方法来克服困难。这样的聚会有助于信息的分享，能够拯救生命和经济。它也凸显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挑战，应该让因收入、宗教和地理位置被分化的世界联合起来。

　　

作者Jeffrey D. Sachs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地球学院院长。
英文原题：Water Wars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09

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npol/pages2/cnpol090504.shtml
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

(2009-05-04)
● 杨荣文

　　五四运动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抗议欧洲列强在世界第一次大战后拒绝归还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和主权，中国学生走向街头示威。从北京开始，示威扩大到全国，并召唤了一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加入。

　　在某个层次上，他们的愤慨指向帝国主义列强。中国在1917年加入协约国向德国宣战，派遣10万劳工服役于战场，条件是凯旋之时，所有德国在华租界都将归还中国。结果，1919年4月的凡尔赛和约却把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包括青岛在内，割让给日本，完全无视早前对中国的承诺。

愤慨指向自己文化的缺陷

　　从更深层次而言，中国知识分子的愤慨，是指向自己文化的缺陷，为中国人无法摆脱过去，像日本那样进行现代化而产生挫折感。虽然经历了1911年走向共和的革命，中国仍然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列强的轻蔑是中国自身已然腐化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铸就了中国人集体的决心，要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推翻封建思想、提倡性别平等、反对黄色文化、强调普及教育以及推崇科学与技术。这种精神灌注到了国民党和五四几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商界领袖和报刊的主人也加入给予支持。很多报纸开始引进副刊，谈论在动乱中的新文化。这个传统时至今日，仍在《联合早报》继续存在。

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发展，也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如果不提五四，是无法理解新加坡本身的国家主义的缘起和演变的。在初期，五四影响着所有的华社团体，包括商团和宗乡会馆、报刊、学校和学生团体以及文化团体。在当时，左倾是很自然的，因为没有一些革命热情，文化复兴是无从实现的。

　　发生在中国的每一场重大事件，在新加坡都会引起反响，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新加坡都有他们的支持者。当他们在中国斗争的时候，在新加坡也发生了斗争；当他们在中国团结抗日的时候，他们在这里也团结起来，给予支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军国主义者才把新加坡视为中国战场的延伸，因而导致了灾难性的“肃清”（即大检证）悲剧。

　　在二次大战以后，新加坡本身的国家主义兴起，力图使本身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分离。因为只要本地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靠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人群众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新加坡的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我们社会的多元种族基础上，并且考虑我们的殖民地历史和区域现实。

　　经过迂回曲折的发展，人民行动党终于在同最初结盟的左倾共产党人的斗争中得胜，引领新加坡在1959年取得自治，然后在1965年全面独立。

　　经过90年，五四对新加坡的影响，在占了我国人口四分之三的华族的文化复兴中依然可见。它在殖民地时期为华人社会注入的生命力和活力，令英国人感到害怕，也对新加坡的自治和独立，作出巨大贡献。这样的精神至今依然存在于新加坡的华人商团和宗乡会馆、南大、特选学校、华文报和本地众多的文化团体之中。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

作者是新加坡外交部长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