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创意产业深化种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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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意产业深化种族融合

（2009-08-28）
● 石惠敏

思维空间

　　本月23日，《联合早报》报道了美国学者达文波特（Thomas Davenport）于访问新加坡后，在其博客中指出新加坡具有“人们勤奋工作、社会秩序井然、较少个人主义、高度资本主义社会”等特质，堪为美国甚至世界的榜样。

　　无独有偶早在1997年，美国著名政论家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在其著作《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World Leader Reflect》就曾对新加坡多元化社会发出这样的感言：“这个高科技城市国家由中产阶级组成，它容忍多元文化、秩序井然，却属于后自由主义时期，它为进入21世纪所作准备之充分，是举世无双的”。

　　从森·加德尔斯在1997年所指新加坡是个“后自由主义社会”，至2009年达文波特所说的“高度资本主义社会”，两位西方学者的观察，符合了新加坡“国家至上、社会为先”；“求同存异协商共识”以及“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等社会建设共同价值观以及多元化社会下的经济建设发展事实。

　　文化多元化与多样化发展，为国家与社会带来创意、文化活力与经济繁荣，已被大多数国家与学者认同，早在50年代，莱斯特·皮尔逊曾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Lester Pearson,1995）；泰勒·考恩在《创造性的破坏》一书中也一再引述多方论证强调“我们有证据相信经济上较为自由的社会在多样性和种族冲突方面问题较少。”(考恩，2007)。

多元化是全球趋势

　　另外，多元化是全球趋势，全球化的进程是从一至多，具有亚里士多德的“分有”的含义，具有差异与多元的含义。600年前的哲学家库萨德尼古拉提出民族性的差异是不能被忽视的，但这种差异性不但不会影响到统一性，相反的，还有益于统一性的健康成长（库萨德尼古拉在担任罗马教皇的使节在被派往土耳其人占领的君士坦丁堡时，理解到民族间所存在的差异性并不是导致冲突的症结），此观点佐证了多元化有益于国家社会的进步发展。

　　如果“文化多元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影响力”这个命题成立，接下来所要考虑的就是文化多元化与文化认同间的平衡与选择问题。

　　新加坡从建国之初就选择了文化多元化发展，并且对文化多元化发展所可能产生的文化稀释、种族冲突等问题，采取了前瞻性策略与经验性对策。1991年所颁布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就是一项前瞻性的举措，目的在加强国人的国家意识形态（National Ideology），为新加坡人思想塑模。《白皮书》内的五项共同价值观分别是：一、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二、家庭为根，社会为本；三、关怀扶持，尊重个人；四、求同存异，协商共识；五、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此五项共同价值观是以个人品德操守为主要诉求，以有别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与自我中心。

　　除了前瞻性的政策，对多元化问题也提出对策性的举措，例如在生活居住空间以及教育学额上的辅助安排；制定法律规章明确宗教种族平等自由开放原则以及灵活的语言政策等。多年以来，新加坡种族融合政策的成效所带动的是经济的高速成长与社会的“秩序井然”，但是，在受到西方国家赞叹之余，我们必须谨记：这些成果是新加坡多年精心研究设计得来，是高度敏感与谨慎迅速处理任何可能酿成种族冲突问题的经验积累。这些成果得来不易，国人不但应珍惜，更应思考如何发扬光大。
媒体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种族融合是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而社会和谐是建立在全民安居乐业之上。共同价值观除了通过政策措施具体规划实施，全方位创意产业的发展，对种族融合社会和谐能起到深化作用，也能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多元化社会是新加坡从建国以来一贯的发展模式，但在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新加坡面临新挑战与可持续发展转折点，必须进一步强调多元社会的重要性。主要原因是面对经济、科技以及人才全球流通的冲击，新加坡必须通过创意产业的发展进行社会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使新加坡能转型成为更多元化、更具创造性、创新力与包容性的社会。

　　在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的稀释与文化差异是可以预见的，也需要勇气与智慧进行平衡与取舍间的判断与抉择。但随着大量移民的引进，在经过两三代的融合后，新加坡社会将可能融合成“泛亚洲人”（Pan Asian）的社会。面对这样的转变，除各有关政府部门、社团与社区基层组织善用种族融合政策，为国人在认识与心态上作准备以及继续推动种族融合外，结合文化、艺术、媒体与设计等的创意产业代理部门应在社会范式转移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其中，兼具整合传输功能的媒体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通过数字互动媒体科技将各种语言类型的创意与创作加以改造整合，在不同的传输平台上以娱乐、游戏或教育等方式呈现，加强多元化社会意识，例如通过电影、电视、广播述说异族通婚、混血儿文化认同、生化科技的未来、医疗新知、中老年寻根等等故事，不但能吸引最大族群——中产阶层族群（全球或新加坡职业层），也能通过所提出的多元化社会中共同关注的话题，降低了播映与发行时的文化折扣。此外，加强跨文化遗产建设，塑造人们对该文化遗产的拥有感与自豪感；举办大型跨文化节庆艺术活动，以唤起人们共同记忆，牵动全民共同情感等设计与举措，可以较根本与长远地打造社会文化资本。

　　再者，创意是无国界的，正如罗马斯多噶学派将多元文化视为“没有国家的艺术”，创意产业中的科技创新、艺术、音乐、设计是自由的、是无远弗届的，当更多的创造者以世界公民的心态参与创意产业，无形中推动了世界公民的概念。一个逐渐形成世界公民的城市，将不再局限国家、区域的差异，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融合与和谐。

发展为全球宜居城市

　　发展全球“宜居城市中心”是新加坡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一，提倡“work－life balance”（工作与生活平衡）是当前政府与企业提倡的项目之一。宜居城市的规划，除了发展环保、交通、经济、科技、教育等的便捷先进，使得人们乐于选择新加坡作为一个“生活、居住、学习的好地方”外，还应进一步发展人们心理健康，生活工作快乐“work-life happiness”。

　　“work－life happiness”（工作与生活幸福）是美国近年来非常重视的课题。美国职场上的暴力事件不完全因为经济衰退，事实上美国的种族冲突与暴力事件早已时有所闻，企业界特别关注员工职场上的不快乐，主要是关系着生产服务质量销量以及因为员工的快乐导致公司的名誉受损、巨额赔偿等财务信誉的损失，进一步增加美国社会安全成本。这些暴力冲突事件的发生原因，往往是基于这些人在职场或社会没有找到共同价值观或没有给予同等的尊重与社会地位。换句话说，就是缺乏共同道德价值观。

　　亨廷顿曾言“文化是相对的而道德是绝对的”，新加坡所奉行的共同道德价值观是多年来保持社会安定种族和谐的根本，当世界与新加坡经济逐渐复苏时，当新加坡正进行社会范式转型时，致力发展成全球“宜居城市”时，在种族融合课题上，或许可以从“安居乐业”、“井然有序”，更进一步深入探讨如何“使人们更快乐”？特别是工作场所的快乐？

　　本月26日早报报道新加坡人是亚洲7个国家中最快乐的人，是否可以间接说明新加坡种族融合社会和谐是基于人们比较快乐？如果人们快乐是种族融合社会和谐的因素之一，而种族融合与社会和谐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时，如何继续加强人们的快乐特别是在职场上的快乐情绪，避免职场暴力事件出现，将是企业与国家的一个新关注点，值得深入探讨发展。

作者是本地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