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January 2012

刘安安:公共服务忘了为民服务才是本位

http://www.zaobao.com.sg/yl/yl120106_004.shtml
刘安安:失焦了的核心价值观
(201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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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安

  对一向来以效率第一见称的公共服务之精英团队,地铁大瘫痪事件无疑是个醍醐灌顶的案例,在这个关键时机,各个公共服务机构须要好好地来个釜底抽薪的省思及变革,才能化危机为转机,将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观导入正轨。正如叶鹏飞君在《地铁大瘫痪的教训》一文所说的重话:“地铁大瘫痪的意义,就在于宣判目前关于效率的主流论述的破产。国人还是希望公共交通系统有高效率,但那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效率,而不是通过各种手段如增加收费、削减成本来提高企业盈利的效率。如果大家能从在地铁大瘫痪里吸取真正的教训,痛定思痛并改弦易辙,也未尝非塞翁失马之福”。

  个人尝试在这个课题上,再将问题抜高到更深更广的层次来讨论,即公共服务的精英团队的核心价值观是否已经失了焦呢? 又,整个导航体系是否迷失了方向?

  中国改革开放后脱颖而出的一位儒商,说到在企业家的身上,必须具备及精通两“学”,即“数学”和“哲学”。所谓的“数学”,是精于在整体规划上精打细算,并且生财有道,使企业有了赖以生存的源泉。所谓的“哲学”,即企业家所拥有的扎实的哲学底蕴,对个人一生的修身养性大有裨益;对企业来说,既有能力又善于将抽象的企业理念化为全体上下、人人能够理解的愿景,并且引领大家齐心合力,去创造企业能够永续发展的动力及企业文化。

  倘若不能在“数学”和“哲学”中取得一个平衡点,只一味地向“数学”倾斜,追求利润最大化,忘了组织原有的责任与使命,迟早是会发生乱子的。先说美国的例子,金融界的精英分子,凭着第一流的“数学本事”,出尽法宝以谋利,结果误国又误民,甚至是误了全世界。美国政府为了国家经济免于崩溃,动用国库来拯救银行,而这些金融界的精英分子在国难当前,还在打政府援助金的主意,奥巴马总统气得破口大骂亦无济于事。

  说回SMRT,自成立之初开始至今,单一的沟通语言及告示就一直为人所诟病,SMRT根本不为所动,最近的地铁大瘫痪事件,可以说是给SMRT一个狠狠的教训,也是给其它的公共服务机构的一个殷鉴。

  像类似以创造财富为贤能的事件不断地出现,民众不禁要问:精英分子经常告诉百姓不要视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百姓也要告诉精英分子,高薪养贤亦是理所当然吗?若只知道为集团创造财富以领取高薪花红而忘了使命感,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哲理为美丽的词藻,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神话故事,则社会有难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不禁使我想起有关已故文化人郭宝崑的新闻报道,在每年国庆的群众大会演说之后,郭宝崑总是在摇头叹息:领导人每年花几个钟头的演说,都在大谈特谈经济,人文及文化素养靠边站,这个国家将来会变成怎么样?哲人先知先觉的话几乎成了预言,在今日验证了重“数学”、轻“哲学”的精英分子所暴露出来的严重缺憾。当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观,一切都以功利至上来算计,忘了为民服务才是本位,已非人民之福,更非社稷之幸。

作者是社团秘书

3 comments:

  1. 在每年国庆的群众大会演说之后,郭宝崑总是在摇头叹息:领导人每年花几个钟头的演说,都在大谈特谈经济,人文及文化素养靠边站,这个国家将来会变成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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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许振义:21世纪什么最贵?
    (2012-01-08)
    义点义见
    许振义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这是一部中国卖座电影的经典台词。人才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有价值的事物,就有价格,而且还不低——这是新兴商业社会的标准思维方式。

      根据新加坡董事学院去年对68家上市公司的统计调查,四成的企业总裁2010年的年薪在百万以上。从这个角度来看,部长资历比企业高管来得高,工作责任也来得重,部长薪金与之接近是合理的。既然如此,为何选民普遍对部长领取高薪表示不满呢?

      敢于把部长薪金直接与高收入者挂钩,我国创世界之先河。支持者认为这是政府道德勇气的体现,敢于当伽利略。反对者的理由也很简单,认为你是自食而肥。

      纵观新加坡建国史,经济建设占了很高比例,而吸引外商投资又是经济建设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建国初期,除了国防部,公务员中的精英都集中在经济发展局。我记得《李光耀回忆录》里有一段提到当年为了展示诚心和决心,经济发展局官员在条件极其落后的环境下,为前来考察的外商特别接通了电梯,打动了他们,最后把项目落户在我国。我们很早就建立起了重商亲商的意识。

      凡事不能走极端。这样的重商亲商意识,如果走了极端,就会沦为“唯商”,说难听,就是唯利是图。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唯商思维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办个活动得靠幸运抽奖来吸引人们参加,大到大选时得把邻里翻新与选票挂钩。

      制定部长薪金也恐怕坠入唯商思维。人才不能亏待。但是,人才又岂能只用金钱衡量?我们认为取最高薪金1000人中位数扣四折就是体现了献身精神,似乎忘记了在现在这个社会,别说部长总理,就是普通执政党议员,当选之后社会地位骤升,各种光环和机会随即而来。我们不能只见到薪金扣四折而无视这种名人效应和光环作用所带来的有形的、无形的、眼前的、潜在的利益。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领政府奖学金的高材生,没听说过毁约的,全都按合同、也凭良心回来报效祖国。而现在呢?毁约已经是司空见惯,就好像打个电话说今晚不回家吃饭一样。在我们这个唯商社会,他们并不会为毁约感到可耻,因为他们是按合同办事,合同允许他们毁约。道义?一不小心好像遗留在九十年代了。

      现在一些政治人物做事,言必称ROI(投资回报率)、行必法KPI(绩效指标)。这就是唯商社会培养出来的技术官僚的典型思维模式。表面上看起来很科学,但是深入一想,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难道只是你报告书上的点点数字吗?做生意尚且不能把客户简单化、统计化,更何况是政治?

      如果我们一直唯商下去,再过两三届大选,许多新一代精英养尊处优,心理上与基层民众脱节,一切都以商品经济的供、求、价格为主要思维。这样的精英不太可能为了从政报国而牺牲高薪。就算投身政治,也很难得到民众的由衷爱戴。从这个侧面看,傅海燕的担忧是有现实依据的。但是她点到为止,没说清楚该如何扭转这个局面。是继续高薪引才、把从政当作职业选择呢?还是给予中等薪金、把从政当作光荣使命?

      我国第一代政治领袖当政的年代,全世界刚走过二战、越战、冷战,百废待兴。客观上当时贫富差距不大,主观上政治领袖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高薪对他们不重要。而今天,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模式发展到了极致,欧美主导的企业模式主张给予高层高薪甚至天价报酬。在全球化的现实面前,精英要求高薪得到了合法性。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寄望我国政治人物乐于接受中等薪金,仅要求政府把部长薪金降下来是不够的。更为根本的是,我们如何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建立起经济利益以外的价值观?人心如何回归纯朴?

      有句老话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之亦然。政治负有教化人心、塑造国民性格的重任。

      21世纪什么最宝贵?不是人才。是人心。

    (作者从事教育工作。chinyee_koh@yahoo.com)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sg/yl/yl120108_0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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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不会大道理,但近两年的工作让我接触不少人,上至讲师下至劳工。
    最让我头疼的竟然是那些号称读得书多的人,别说道德就连最基本的尊重都不会出现在他们身上。
    因为你收了钱,理所当然的要做得象佣人般。(临走前还不忘在你背后插一刀。。。)
    反而是劳工会讲信用,也懂得尊敬,哪怕你只帮了他一个小忙也会要请喝茶请吃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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