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zaobao.com/yl/yl090828_001.shtml
通过创意产业深化种族融合
(2009-08-28)
● 石惠敏
思维空间
本月23日,《联合早报》报道了美国学者达文波特(Thomas Davenport)于访问新加坡后,在其博客中指出新加坡具有“人们勤奋工作、社会秩序井然、较少个人主义、高度资本主义社会”等特质,堪为美国甚至世界的榜样。
无独有偶早在1997年,美国著名政论家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在其著作《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World Leader Reflect》就曾对新加坡多元化社会发出这样的感言:“这个高科技城市国家由中产阶级组成,它容忍多元文化、秩序井然,却属于后自由主义时期,它为进入21世纪所作准备之充分,是举世无双的”。
从森·加德尔斯在1997年所指新加坡是个“后自由主义社会”,至2009年达文波特所说的“高度资本主义社会”,两位西方学者的观察,符合了新加坡“国家至上、社会为先”;“求同存异协商共识”以及“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等社会建设共同价值观以及多元化社会下的经济建设发展事实。
文化多元化与多样化发展,为国家与社会带来创意、文化活力与经济繁荣,已被大多数国家与学者认同,早在50年代,莱斯特·皮尔逊曾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Lester Pearson,1995);泰勒·考恩在《创造性的破坏》一书中也一再引述多方论证强调“我们有证据相信经济上较为自由的社会在多样性和种族冲突方面问题较少。”(考恩,2007)。
多元化是全球趋势
另外,多元化是全球趋势,全球化的进程是从一至多,具有亚里士多德的“分有”的含义,具有差异与多元的含义。600年前的哲学家库萨德尼古拉提出民族性的差异是不能被忽视的,但这种差异性不但不会影响到统一性,相反的,还有益于统一性的健康成长(库萨德尼古拉在担任罗马教皇的使节在被派往土耳其人占领的君士坦丁堡时,理解到民族间所存在的差异性并不是导致冲突的症结),此观点佐证了多元化有益于国家社会的进步发展。
如果“文化多元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影响力”这个命题成立,接下来所要考虑的就是文化多元化与文化认同间的平衡与选择问题。
新加坡从建国之初就选择了文化多元化发展,并且对文化多元化发展所可能产生的文化稀释、种族冲突等问题,采取了前瞻性策略与经验性对策。1991年所颁布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就是一项前瞻性的举措,目的在加强国人的国家意识形态(National Ideology),为新加坡人思想塑模。《白皮书》内的五项共同价值观分别是:一、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二、家庭为根,社会为本;三、关怀扶持,尊重个人;四、求同存异,协商共识;五、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此五项共同价值观是以个人品德操守为主要诉求,以有别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与自我中心。
除了前瞻性的政策,对多元化问题也提出对策性的举措,例如在生活居住空间以及教育学额上的辅助安排;制定法律规章明确宗教种族平等自由开放原则以及灵活的语言政策等。多年以来,新加坡种族融合政策的成效所带动的是经济的高速成长与社会的“秩序井然”,但是,在受到西方国家赞叹之余,我们必须谨记:这些成果是新加坡多年精心研究设计得来,是高度敏感与谨慎迅速处理任何可能酿成种族冲突问题的经验积累。这些成果得来不易,国人不但应珍惜,更应思考如何发扬光大。
媒体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种族融合是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而社会和谐是建立在全民安居乐业之上。共同价值观除了通过政策措施具体规划实施,全方位创意产业的发展,对种族融合社会和谐能起到深化作用,也能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多元化社会是新加坡从建国以来一贯的发展模式,但在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新加坡面临新挑战与可持续发展转折点,必须进一步强调多元社会的重要性。主要原因是面对经济、科技以及人才全球流通的冲击,新加坡必须通过创意产业的发展进行社会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使新加坡能转型成为更多元化、更具创造性、创新力与包容性的社会。
在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的稀释与文化差异是可以预见的,也需要勇气与智慧进行平衡与取舍间的判断与抉择。但随着大量移民的引进,在经过两三代的融合后,新加坡社会将可能融合成“泛亚洲人”(Pan Asian)的社会。面对这样的转变,除各有关政府部门、社团与社区基层组织善用种族融合政策,为国人在认识与心态上作准备以及继续推动种族融合外,结合文化、艺术、媒体与设计等的创意产业代理部门应在社会范式转移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其中,兼具整合传输功能的媒体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通过数字互动媒体科技将各种语言类型的创意与创作加以改造整合,在不同的传输平台上以娱乐、游戏或教育等方式呈现,加强多元化社会意识,例如通过电影、电视、广播述说异族通婚、混血儿文化认同、生化科技的未来、医疗新知、中老年寻根等等故事,不但能吸引最大族群——中产阶层族群(全球或新加坡职业层),也能通过所提出的多元化社会中共同关注的话题,降低了播映与发行时的文化折扣。此外,加强跨文化遗产建设,塑造人们对该文化遗产的拥有感与自豪感;举办大型跨文化节庆艺术活动,以唤起人们共同记忆,牵动全民共同情感等设计与举措,可以较根本与长远地打造社会文化资本。
再者,创意是无国界的,正如罗马斯多噶学派将多元文化视为“没有国家的艺术”,创意产业中的科技创新、艺术、音乐、设计是自由的、是无远弗届的,当更多的创造者以世界公民的心态参与创意产业,无形中推动了世界公民的概念。一个逐渐形成世界公民的城市,将不再局限国家、区域的差异,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融合与和谐。
发展为全球宜居城市
发展全球“宜居城市中心”是新加坡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一,提倡“work-life balance”(工作与生活平衡)是当前政府与企业提倡的项目之一。宜居城市的规划,除了发展环保、交通、经济、科技、教育等的便捷先进,使得人们乐于选择新加坡作为一个“生活、居住、学习的好地方”外,还应进一步发展人们心理健康,生活工作快乐“work-life happiness”。
“work-life happiness”(工作与生活幸福)是美国近年来非常重视的课题。美国职场上的暴力事件不完全因为经济衰退,事实上美国的种族冲突与暴力事件早已时有所闻,企业界特别关注员工职场上的不快乐,主要是关系着生产服务质量销量以及因为员工的快乐导致公司的名誉受损、巨额赔偿等财务信誉的损失,进一步增加美国社会安全成本。这些暴力冲突事件的发生原因,往往是基于这些人在职场或社会没有找到共同价值观或没有给予同等的尊重与社会地位。换句话说,就是缺乏共同道德价值观。
亨廷顿曾言“文化是相对的而道德是绝对的”,新加坡所奉行的共同道德价值观是多年来保持社会安定种族和谐的根本,当世界与新加坡经济逐渐复苏时,当新加坡正进行社会范式转型时,致力发展成全球“宜居城市”时,在种族融合课题上,或许可以从“安居乐业”、“井然有序”,更进一步深入探讨如何“使人们更快乐”?特别是工作场所的快乐?
本月26日早报报道新加坡人是亚洲7个国家中最快乐的人,是否可以间接说明新加坡种族融合社会和谐是基于人们比较快乐?如果人们快乐是种族融合社会和谐的因素之一,而种族融合与社会和谐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时,如何继续加强人们的快乐特别是在职场上的快乐情绪,避免职场暴力事件出现,将是企业与国家的一个新关注点,值得深入探讨发展。
作者是本地资深媒体人
當時在台灣念宗教研究所時,恰巧有一些轉世仁波切在當時當地傳法。在台灣一般草根性較强的男性稱爲“台客”。我喜歡台客代表歌手“伍佰”,同時也在台灣做客。轉世新加坡的台客就是這樣成爲我的部落格名稱。 “世間有轉世的仁波切,我只是墮入紅塵的台客...”
28 August 2009
26 August 2009
新加坡人对于台湾风灾的意见
http://www.zaobao.com/zg/zg090822_005.shtml
有些事,在家里做就好
(2009-08-22)
● 沈泽玮
台湾风灾的主战场,本周从南部换到了北部,从灾区拉到了总统府和行政院,画面由心急如焚的灾民换成愁容满面的高官。
从台北大都会传出一连串匪夷所思的信息包括:行政院长刘兆玄在风灾期间去染发;行政院秘书长薛香川在八八父亲节当天,陪岳父到五星级饭店吃番薯粥;第一个为风灾提出辞呈的,竟是和在前线救灾没有直接关系的外交部政务次长夏立言。台湾真是怪事连连。
救灾不力,由不少博士精英组成的刘内阁,被舆论和网友骂到臭头。
刘兆玄去染发,网友酸当官的还是秃头比较好;薛香川搞不清楚台湾媒体生态,竟然还打电话去call-in节目喊屈,一句“我们吃完马上走耶,拜托!”,成了经典的搞笑电话答铃声。
网友还嘲讽,气象局水灾报成旱灾,气象局长辛在勤应该可以流放到听障奥运基金会;风雨太大,部队不能立即救灾,国防部长陈肇敏应去当国防部的安亲班班主任;王清峰以法务部长身份,却到灾区发便当,网友建议可调任看守所清洁妇。`网友还把马英九团队恶搞成韩国人气组合Super Junior,扭腰摸胸大跳“Sorry Sorry”舞。
舆论对官员们的道德要求,不是一般的严苛,显然民众认为政府应当大禹治水,高官却认为照平日的生活模式生活没什么不妥,官民之间的思维落差甚大,似乎是上个世纪的官僚脑袋,跟不上新世纪民间和媒体的要求,他们更忘了自己活在强势媒体和在野党紧盯的政治状态中。
网友尖酸刻薄,台湾媒体及外国媒体则是炮火一致对准马英九。
星期二马英九召开中外记者会,有同行开玩笑说,台湾两个总统,一个谋财,一个害命。
谋财的,现在在看守所可能在暗笑,下个月轮到他当新闻人物;害命的,开完记者会就到灾区拼命补网,两个人都让媒体很忙。结果,马英九在中文记者会上鞠躬道歉七秒钟,在国际记者会上一秒都没有,让不少外国通讯社的摄影记者扑了个空,得向台湾媒体调照片,还真的是忙。
那场记者会,马英九硬着头皮上,沙盘推演肯定做了不少。一国总统,在上千上万双眼睛面前,任由国内外记者训骂,“教”他怎么当总统,颜面全失。
笔者感叹,中华民国的总统真不好当。
在国际上,能走出去的地方少之又少,一不小心就迷航,在内部,得面对无穷尽的蓝绿博弈、中央与地方的不搭调。在海峡对岸,得和一个布局绵密、高深莫测的中国大陆交手;在美日中之间,这个拥有绝佳战略位置的宝岛,又得做好微妙平衡。
不过,好些台湾朋友认为,马英九没什么好同情的。理由很简单,台湾是个“民主国家”。
一般反应是,“没能力,就不要出来选总统”,“我们不是专制国家,总统是民选的,就是人民公仆”,“人民可以把他捧起来,也可以把他轰下去,办不好事还尊敬他?”
民主赋予人民很大的权利,但问题是,把这名总统轰下去后,要换谁上?把行政院长轰下去要换谁上?换过之后,会好吗?
马英九不懂得勘灾的沟通和表演艺术,和对岸的温爷爷相比,高下分明。不过,拿台湾和大陆对比,也不完全对称,两边的媒体生态和政治模式都不一样。
大陆媒体没有太多自由伸展的空间,四川地震,全面站在政府那一边,没有太大意外。台湾媒体自由奔放,其主导舆论走向的能力,大概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甚至可以无限上纲。政府救灾不力,台湾媒体一面倒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同样没有太大意外。或许让当局措手不及的是,这次连外媒也成了《小林村报》。
共产大陆政府有媒体在背后支持,刻意营造上下团结一条心的氛围,而且一声令下,就不得不和谐。民主台湾政府不只没有媒体支持,还得不断接媒体和舆论的招,疲于奔命之余,也让判断力不足、执行力不足的弱点暴露无遗。在灾难面前,不管问题的症结是在地方还是中央,台湾的中央领导只要拿不出霸气和决断力,就注定被盯得满头包。
马英九说,这次台风灾害让很多人都“得到教训”。接下来还会有台风,说不定还有地震,得到的教训,应该要派上用场。
要强制撤离的,一定要强制撤离,要发动的军力就要发动,要凶就得凶,还有染发,在家里染就好了,番薯粥,在家里煮来吃就好了。
有些事,在家里做就好
(2009-08-22)
● 沈泽玮
台湾风灾的主战场,本周从南部换到了北部,从灾区拉到了总统府和行政院,画面由心急如焚的灾民换成愁容满面的高官。
从台北大都会传出一连串匪夷所思的信息包括:行政院长刘兆玄在风灾期间去染发;行政院秘书长薛香川在八八父亲节当天,陪岳父到五星级饭店吃番薯粥;第一个为风灾提出辞呈的,竟是和在前线救灾没有直接关系的外交部政务次长夏立言。台湾真是怪事连连。
救灾不力,由不少博士精英组成的刘内阁,被舆论和网友骂到臭头。
刘兆玄去染发,网友酸当官的还是秃头比较好;薛香川搞不清楚台湾媒体生态,竟然还打电话去call-in节目喊屈,一句“我们吃完马上走耶,拜托!”,成了经典的搞笑电话答铃声。
网友还嘲讽,气象局水灾报成旱灾,气象局长辛在勤应该可以流放到听障奥运基金会;风雨太大,部队不能立即救灾,国防部长陈肇敏应去当国防部的安亲班班主任;王清峰以法务部长身份,却到灾区发便当,网友建议可调任看守所清洁妇。`网友还把马英九团队恶搞成韩国人气组合Super Junior,扭腰摸胸大跳“Sorry Sorry”舞。
舆论对官员们的道德要求,不是一般的严苛,显然民众认为政府应当大禹治水,高官却认为照平日的生活模式生活没什么不妥,官民之间的思维落差甚大,似乎是上个世纪的官僚脑袋,跟不上新世纪民间和媒体的要求,他们更忘了自己活在强势媒体和在野党紧盯的政治状态中。
网友尖酸刻薄,台湾媒体及外国媒体则是炮火一致对准马英九。
星期二马英九召开中外记者会,有同行开玩笑说,台湾两个总统,一个谋财,一个害命。
谋财的,现在在看守所可能在暗笑,下个月轮到他当新闻人物;害命的,开完记者会就到灾区拼命补网,两个人都让媒体很忙。结果,马英九在中文记者会上鞠躬道歉七秒钟,在国际记者会上一秒都没有,让不少外国通讯社的摄影记者扑了个空,得向台湾媒体调照片,还真的是忙。
那场记者会,马英九硬着头皮上,沙盘推演肯定做了不少。一国总统,在上千上万双眼睛面前,任由国内外记者训骂,“教”他怎么当总统,颜面全失。
笔者感叹,中华民国的总统真不好当。
在国际上,能走出去的地方少之又少,一不小心就迷航,在内部,得面对无穷尽的蓝绿博弈、中央与地方的不搭调。在海峡对岸,得和一个布局绵密、高深莫测的中国大陆交手;在美日中之间,这个拥有绝佳战略位置的宝岛,又得做好微妙平衡。
不过,好些台湾朋友认为,马英九没什么好同情的。理由很简单,台湾是个“民主国家”。
一般反应是,“没能力,就不要出来选总统”,“我们不是专制国家,总统是民选的,就是人民公仆”,“人民可以把他捧起来,也可以把他轰下去,办不好事还尊敬他?”
民主赋予人民很大的权利,但问题是,把这名总统轰下去后,要换谁上?把行政院长轰下去要换谁上?换过之后,会好吗?
马英九不懂得勘灾的沟通和表演艺术,和对岸的温爷爷相比,高下分明。不过,拿台湾和大陆对比,也不完全对称,两边的媒体生态和政治模式都不一样。
大陆媒体没有太多自由伸展的空间,四川地震,全面站在政府那一边,没有太大意外。台湾媒体自由奔放,其主导舆论走向的能力,大概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甚至可以无限上纲。政府救灾不力,台湾媒体一面倒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同样没有太大意外。或许让当局措手不及的是,这次连外媒也成了《小林村报》。
共产大陆政府有媒体在背后支持,刻意营造上下团结一条心的氛围,而且一声令下,就不得不和谐。民主台湾政府不只没有媒体支持,还得不断接媒体和舆论的招,疲于奔命之余,也让判断力不足、执行力不足的弱点暴露无遗。在灾难面前,不管问题的症结是在地方还是中央,台湾的中央领导只要拿不出霸气和决断力,就注定被盯得满头包。
马英九说,这次台风灾害让很多人都“得到教训”。接下来还会有台风,说不定还有地震,得到的教训,应该要派上用场。
要强制撤离的,一定要强制撤离,要发动的军力就要发动,要凶就得凶,还有染发,在家里染就好了,番薯粥,在家里煮来吃就好了。
24 August 2009
生病何嘗不是一種修行......
感冒好幾天,天天在昏睡之中。醒來找吃的,吃飽又去睡。覺得自己像個廢人,想到在大陸從廣州乘搭火車到昆明的經驗,就兩天兩夜(?),人在車上,吃了看書和陌生人聊天,上廁所,然後又到吃飯時間。人在火車上就吃喝拉撒,彷彿什麼事都不能做。
因為生病,注意力彷彿回到身體上。在醒來吃東西的時候,可以很深切的感覺食物進入身體,身體在渴望能量的補充,食物進腸胃後,彷彿能量就從胃部傳到全身。喉嚨發炎,也可以感到一場病菌跟在免疫系統的戰爭。因為藥物的作用,睡覺連夢都沒有,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身體也因為藥物的關係,渾身沒有力氣的感覺。有一種不能自己的失落感。
後來,睡醒了。因為已經沒有食物了,非得出去買東西吃。走在宿舍長長的走廊,天色暗暗的,覺得路很漫長,有點寂寞的感覺。記得有一個晚上,病房臨時有人需要幫忙助唸,也是走在這長廊。有一次,看到生病的老師在這走廊上,一個人,很寂寥。我感嘆到:即使比別人早知道,生老病死這回事,還是得自己一步一步的自己慢慢的走。
一陣風吹過來,撫過因為不斷流汗粘答答的身體,感覺到片刻的清涼。但是身體內還是很不舒服:虛弱、頭暈暈的。突然覺得能夠感覺自己的存在是需要感恩的,比起很多在受苦受難的人們,我是幸運的。我突然感覺到一種存在的喜悅,這種喜悅就在辛苦和清涼之中交錯著。我自然的就唱起泛音......
你如果問我還想不想繼續生病,我當然是不想。但是,生病何嘗也不是修行的一種可能性。
22 August 2009
八八水災VS猶太大滅絕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50102400+112009082100122,00.html
非關正確-弱者的滅頂與強者的生還
2009-08-21 中國時報 【胡晴舫】
猶太浩劫餘生者普利摩李維在跳樓自殺前寫的最後一本書中提到,許多事後諸葛最愛問從種族滅絕行動奇蹟生還的猶太人一個問題:你們為什麼不逃走?甚至,你們為何不反抗?
既然知道德軍要來了,幹嘛還死守家園不走?當德國人對你們使用不人道待遇,為何不抵抗?一名熱心的小學生還認真規畫了集中營的逃跑路線,告訴李維他當初絕對有機會脫逃,只要他詳細計畫外加膽大心細。
受害者在此彷彿必須要替自己的苦難道歉。他的不幸,純粹因為他能力不足及性格缺憾。言下之意,如果他夠聰明(像我),如果他夠努力(如我),如果他夠勇敢(似我),一切災難就不會降臨他身上。
然而,李維冷靜指出,各處紀念碑不斷重複奴隸自行掙脫沉重鎖鏈的意象僅是一種修辭,其實枷鎖必由那些鎖鏈比較輕鬆的同伴們打破。對李維來說,除了文學與電影之外,所有革命從來不是由真實小人物所發起,而是由那些「懂得壓迫但不是親身經歷」的人所領導。自身雖過著特權生活,看出社會制度的不公後願意從他們的優渥環境走出來,是這樣的社會強者才有力氣改變這個世界,而不是早已遭制度壓得奄奄一息的真正弱者。
引述李維觀點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把八八水災比作猶太大滅絕,而是思索為何我們社會的強者會在這次水災中缺席。當弱者在滾滾洪水中掙扎求生時,他們照常上街剪髮,去飯店喝粥慶祝父親節,撒嬌自己忙到沒吃早餐。面對輿論口水排山倒海而來,他們雖然鞠躬道歉卻帶著自我犧牲的委屈表情,猶如聖徒上十字架,渾身飄散一股明知世人無知可笑但因他如此深沉大度所以選擇原諒的凜然正氣味。
一場惡水,沖毀了村落,沖走了生命,卻也沖出我們社會道德座標的嚴重問題。由我們教育體系所培養出來的菁英,嚴重缺乏同理心,因為社會與家庭向來只告訴他們把書讀好,其他不用管。除非會入考卷,不要讀雜書也不要關心時事。數學考一百分,你就是好學生,其餘管你多愛潛水、種花、熱愛動物還是喜歡陪老人家聊天,只要不能寫上成績單變成學術成就,你的人生就算毫無建樹。
為何自我感覺良好,因為沒有理由不。他們從小奮發向學,考第一名,拿獎學金,長輩父母都誇讚他們是天底下最棒的孩子,不像隔壁小胖「不愛讀書,只懂打彈珠」。他們拿了該拿的文憑,考了該考的執照,做了該做的工作,他們都沒做錯。事實上,他們做得太好,今天才爬到這個地位。
只培養讀書機器的教育制度最後只能得到一群優秀的機器人。我們的社會獎賞了這群「佼佼者」,賜予金錢、權力與地位,他們當然認為自己一定做對了才值得如此社會報酬。也難怪他們常常流於好辯爭強,自我防衛心重,難以接受自己立場不是唯一的社會選項,因為在我們的社會裡,知識只是證明自己有資格往上爬的梯子,而不是提供思索的地板。因此,「我是對的」變成「我必須是對的」。少了探索智性的驅動也乏聽取異議的好奇,只剩下捍衛自身優越的固執,難容異己,更不接受質疑。
民主制度讓智者沮喪,因為它賦予天才與白癡同等權力,把學者與屠夫的智慧相等起來,一個台大畢業、哈佛學位、當了總統的人還是得面對一個一無所有卻仍要替一間已經不見了的房子繳電費的民眾,靜靜聽訓。但,民主制度卻讓仁者安慰,因為它令強者必須來到弱者面前,傾聽他的需求。
當民主制度多少暫時強制平衡了強者與弱者的社會能量時,我們更應該問,目前教育體系裡還有多少個未來的馬英九、劉兆玄、薛香川甚至陳水扁,什麼時候,我們的強者才會不必親身經歷卻理解弱勢的處境,不用制度強迫也會主動打碎弱者身上的沉重枷鎖。
非關正確-弱者的滅頂與強者的生還
2009-08-21 中國時報 【胡晴舫】
猶太浩劫餘生者普利摩李維在跳樓自殺前寫的最後一本書中提到,許多事後諸葛最愛問從種族滅絕行動奇蹟生還的猶太人一個問題:你們為什麼不逃走?甚至,你們為何不反抗?
既然知道德軍要來了,幹嘛還死守家園不走?當德國人對你們使用不人道待遇,為何不抵抗?一名熱心的小學生還認真規畫了集中營的逃跑路線,告訴李維他當初絕對有機會脫逃,只要他詳細計畫外加膽大心細。
受害者在此彷彿必須要替自己的苦難道歉。他的不幸,純粹因為他能力不足及性格缺憾。言下之意,如果他夠聰明(像我),如果他夠努力(如我),如果他夠勇敢(似我),一切災難就不會降臨他身上。
然而,李維冷靜指出,各處紀念碑不斷重複奴隸自行掙脫沉重鎖鏈的意象僅是一種修辭,其實枷鎖必由那些鎖鏈比較輕鬆的同伴們打破。對李維來說,除了文學與電影之外,所有革命從來不是由真實小人物所發起,而是由那些「懂得壓迫但不是親身經歷」的人所領導。自身雖過著特權生活,看出社會制度的不公後願意從他們的優渥環境走出來,是這樣的社會強者才有力氣改變這個世界,而不是早已遭制度壓得奄奄一息的真正弱者。
引述李維觀點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把八八水災比作猶太大滅絕,而是思索為何我們社會的強者會在這次水災中缺席。當弱者在滾滾洪水中掙扎求生時,他們照常上街剪髮,去飯店喝粥慶祝父親節,撒嬌自己忙到沒吃早餐。面對輿論口水排山倒海而來,他們雖然鞠躬道歉卻帶著自我犧牲的委屈表情,猶如聖徒上十字架,渾身飄散一股明知世人無知可笑但因他如此深沉大度所以選擇原諒的凜然正氣味。
一場惡水,沖毀了村落,沖走了生命,卻也沖出我們社會道德座標的嚴重問題。由我們教育體系所培養出來的菁英,嚴重缺乏同理心,因為社會與家庭向來只告訴他們把書讀好,其他不用管。除非會入考卷,不要讀雜書也不要關心時事。數學考一百分,你就是好學生,其餘管你多愛潛水、種花、熱愛動物還是喜歡陪老人家聊天,只要不能寫上成績單變成學術成就,你的人生就算毫無建樹。
為何自我感覺良好,因為沒有理由不。他們從小奮發向學,考第一名,拿獎學金,長輩父母都誇讚他們是天底下最棒的孩子,不像隔壁小胖「不愛讀書,只懂打彈珠」。他們拿了該拿的文憑,考了該考的執照,做了該做的工作,他們都沒做錯。事實上,他們做得太好,今天才爬到這個地位。
只培養讀書機器的教育制度最後只能得到一群優秀的機器人。我們的社會獎賞了這群「佼佼者」,賜予金錢、權力與地位,他們當然認為自己一定做對了才值得如此社會報酬。也難怪他們常常流於好辯爭強,自我防衛心重,難以接受自己立場不是唯一的社會選項,因為在我們的社會裡,知識只是證明自己有資格往上爬的梯子,而不是提供思索的地板。因此,「我是對的」變成「我必須是對的」。少了探索智性的驅動也乏聽取異議的好奇,只剩下捍衛自身優越的固執,難容異己,更不接受質疑。
民主制度讓智者沮喪,因為它賦予天才與白癡同等權力,把學者與屠夫的智慧相等起來,一個台大畢業、哈佛學位、當了總統的人還是得面對一個一無所有卻仍要替一間已經不見了的房子繳電費的民眾,靜靜聽訓。但,民主制度卻讓仁者安慰,因為它令強者必須來到弱者面前,傾聽他的需求。
當民主制度多少暫時強制平衡了強者與弱者的社會能量時,我們更應該問,目前教育體系裡還有多少個未來的馬英九、劉兆玄、薛香川甚至陳水扁,什麼時候,我們的強者才會不必親身經歷卻理解弱勢的處境,不用制度強迫也會主動打碎弱者身上的沉重枷鎖。
21 August 2009
My respect to Director Yasmin Ahmad 我敬佩的雅絲敏·阿莫導演 - Star World interview 電視訪談
Yasmin Ahmad (July 1, 1958 - July 25, 2009) was a critically-acclaimed multi-award winning film director, writer and scriptwriter from Malaysia and was also the executive creative director at Leo Burnett Kuala Lumpur. Her television commercials and films are well-known in Malaysia for their humour, heart and love that crosses cross-cultural barriers, in particular her ads for Petronas, the national oil and gas company. Her works have won multiple awards both within Malaysia and internationally.
extracted from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Yasmin_Ahmad
雅絲敏·阿莫(Yasmin Ahmad,1958年7月1日-2009年7月25日)是一位馬來西亞頗受好評且多次獲獎的電影導演與編劇,並且也是在吉隆坡李奧貝納廣告公司相當有創意的廣告導演。她的電視廣告與電影作品都因為其中關於跨越文化差異的幽默、鼓舞與愛而在馬來西亞廣為人知,特別是她為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所拍的廣告。她的作品無論在馬來西亞國內或是國際上都獲得不少獎項。
引用自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7%B5%B2%E6%95%8F%C2%B7%E9%98%BF%E8%8E%AB
some extracts of interviews
“It never starts from an idea (when I thinking about a film). It starts from the feeling. Something I feel about for example people who stay in love when they old, second film something I feel about inter-racial marriage…”
“I never have ambition. Life is too short for ambition.”
“I think the fact that ours is an imperfect country makes it great for the writing (of story). For example if you were in a squeak clean city, there is nothing much to write about. But if you live in New York I guess there is plenty to write about. May be painful but its have ups and downs…. ”
訪談摘錄
“在構思電影時,我從不是從一個想法,而是從一種感觸開始。有時我對於比如說當人們在年紀大的時候還在相戀相愛有所感觸...第二部電影是我對於不同種族通婚的感觸...”
“我從來沒有野心。對雄心壯志而言,生命是過於短促了。”
“我覺得我們的國家的不完美有助於寫劇本和故事。比方說你在一個乾淨無瑕的城市裡,就沒有太多值得寫的東西。但是如果你生活在紐約,我想你會有很多題材可以書寫...可能心會有些疼,但是有高低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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