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与政治观察家：人民发声 政府必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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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与政治观察家：人民发声　政府必须改变
（2011-05-15）
● 黄慧敏 李静仪
大选2011回顾

　　随着选民的政治意识日趋提高和成熟，本地选举制度有必要加紧改革使其更公平、更公正，否则执政党恐怕在下届大选将丢失更多选票。

　　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本届大选的总得票率是60.1%，比2006年少了6.5个百分点，也是行动党自新加坡独立以来取得的最低总得票率。这样的成绩，除了是因为选举竞争更激烈、选民感觉政府没在聆听民意外，前官委议员维斯瓦（Viswa Sadasivan）相信，选举制度让人感觉有欠公平也是关键之一。

　　维斯瓦说，在这资讯发达的社会里，年轻一代对各种政见和制度都有一定认识，因此对选举制度的公平与公正要求更高。他说：“年轻一代在外工作时间长，在家的时间反而短，所以对住家环境的管理没那么留意，倒是很重视政治理念。

　　“而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成为选民，选举制度的公平性对选举成绩的影响也将更大。”

选区划分　公正必须被看到

　　政府两年前已修订过国会选举法令，除了增加单选区数量、调高非选区议员的人数顶限，也限制集选区的平均议员人数不能超过5人。

　　这些措施让国会有更多机会出现“不一样”的声音，但受访分析员认为改变依然不足，因为关键性的集选区和选区划分缺乏独立性的问题始终没解决。

　　维斯瓦说：“每次大选，选区都得重新划分。虽说是为了让各区的人口分布更均匀，可是很多时候让人摸不着头脑。譬如如切路不在如切单选区，谁都觉得离谱。看不出合理的理由，当局又无意加以解释，难免让人觉得这全是为了保障执政党利益。”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系宪法专家张黎衍教授也有同感。她说，政府有必要尽量减少重新划分选区，并确保选区划分委员会的独立性。目前，委员会成员来自各政府部门。

　　张黎衍说：“（选区划分）这工作太重要了，其公正性不能容许任何怀疑。即便负责的政府官员不受政治左右，但只要表面上看似不公正，人们就会不满。公正不能只是做到，也得被看到才行。”

　　也正因如此，她和维斯瓦认为常常惹人非议的集选区制度应当检讨。但维斯瓦不忘指出，反对党在本届大选似乎已找到了应对或破解方法。

　　自1988年推出以来，集选区制度一直被指是执政党提高竞选门槛的手段，因为反对党难以召集足够人才挑战集选区，而执政党的集选区团队常不战而胜。但本届大选反对党已有能力挑战15个集选区里的14个。

选举制度不断改进有其必要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陈思贤认为，选举制度的不断改进原本就是个必要的进程。

　　目前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任客卿研究员的陈博士说：“处理政治意识日趋成熟所带来的问题的同时，国家领袖也得更关注政治道德权威（moral authority）的问题，我们的民主机制也需获得新加坡人的支持，并获人们认同为可靠且具合法性。这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李显龙总理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向人民道歉，保证政府会改善后，这样的转变更是势在必行。维斯瓦说，人民还是支持总理的，所以总理道歉相信为执政党争取了好些选票。但人民的期望也因此更高，如果最终一切成为空谈必然招来反感，流失选票。

　　维斯瓦说：“虽然向来较开明的外交部长杨荣文败选，但这不一定会对执政党的转型造成重挫，因为杨荣文还是能留在党内提供意见。最重要的是执政党其他领袖真的有心要变。”

　　阿裕尼集选区原议员杨荣文在投票日前曾提及执政党转型的必要，并表示要代选民在党内推动改变。不过他的团队最终败给工人党。

选举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集选区制度在本届大选成了反对党和行动党支持者同声攻击的对象，但受访学者表示，集选区在保障国会少数种族代表性上依然有其作用，只是确切模式和规模需重新检讨。

　　集选区制度向来是反对党攻击的对象，但随着阿裕尼集选区甚受爱戴的杨荣文在本届大选出局，而年轻候选人陈佩玲却能在国务资政吴作栋坐镇的马林百列集选区当选、进入国会，行动党的支持者也开始批评集选区制度。有网民甚至建议政府让杨荣文取代陈佩玲。

　　但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许林珠博士认为，这是大家从一开始就应了解的代价。她指出，行动党在阿裕尼集选区的失败是公平竞争下，民意所定，如果为留住杨荣文而补选，反而让人尴尬。

　　她说：“集选区的存在更重要是确保国会有一定比率的少数种族。即便因此损失部长，推行集选区的原则也不会被削弱。”

　　但许博士也认为，如有更好的制度，既能保障少数种族代表性又能避免极端种族主义，那还是值得探讨的。

　　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副教授契连·乔治博士（Cherian George）就建议缩小集选区规模。他说：“选举理想中应让选民选出他们觉得最好的87个议员。但我想没人会相信上星期六的选举会是这样的。

　　“但即便是为保障国会代表有至少25%是少数种族，只要有22个三人集选区和21个单选区就够了，无须那么多大型集选区。”

三人集选区太小？

　　赞成缩小集选区的杨荣文早前曾指三人集选区太小，四五人则较理想，因为队员能互补能力。

　　但契连·乔治博士并不认同，因为在他看来，不论大型集选区能带来什么好处，都已因选民的选择受限而被抵消了。

　　张黎衍教授也补充说，宪法上，推行集选区的唯一道理是为保障少数种族代表性，不是为了方便管理市镇理事会。

　　学者们因此呼吁政府正视批评声浪，认真探讨集选区的利弊以及保障少数种族代表性这个理念在今时今日是否还有必要。

　　陈思贤博士说：“我们不该因集选区让年轻且无经验的候选人进入国会，但流失有经验的老议员而怪罪这个制度。毕竟国会也得定时更新，议员们总要从某个地方开始做起。

　　“不过，如果大家都认为这制度把高素质且受欢迎的候选人挡在国会外，能力弱又不获支持的候选人却可进入，那我们就必须处理这个缺陷，因为它使选举结果与民意背道而驰。”

选民一般选党不选人

工人党在这次国会选举中取得大跃进，其他反对党的“明星”候选人虽然也对选票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最终却未能成功攻下任何集选区，有政治分析家认为，这显示新加坡选民基本上相当理智，大多是选党不选人。

　　也有政治观察家认为，有了这次反对党积极参选的先例，往后的大选预料还会继续出现大部分或全部议席都有人角逐的现象，一种全新的政治生态正在形成中。

黄奕鹏博士：鼓舞更多人参政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黄奕鹏博士认为，经过这次选战洗礼后，预料会鼓励更多人参与政治。

　　他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即使是持相反观点的公民，也不再害怕公开表达意见，这意味着所有政党必须学会通过社交媒体如面簿和推特等来与民众沟通。”

　　他认为，这间接降低了反对党、有意参选的候选人及政治评论家参与政治活动或政治讨论的门槛，有关讨论也不再局限于政治分析师、智库、学者或媒体圈子。

　　此外，黄奕鹏认为，另一个预料会出现的改变是，政府家长式的治理方式将结束，集选区制度也不再有利于行动党政府。

　　他说：“行动党将得同其他政党更激烈地争取最好的政治人才，不只是网罗奖学金得主或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也得吸引年轻、有热忱、熟悉媒体及上镜的候选人，他们要能够提出新鲜点子来解决老问题，也要拥有与民众沟通及吸引选票的能力。”

　　他认为，随着阿裕尼集选区失守，今后每个政党得更谨慎挑选候选人来组成集选区的竞选团队，不能再假设有一两个“重量级”候选人驻守的集选区就会万无一失，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必须能接受公众严格的审视。

分析家：工人党是最大赢家

　　另外，政治分析家也一致认为，工人党长期塑造的形象和品牌，让这个最大反对党成为这次大选的最大赢家。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陈恩赐认为，工人党这次攻破集选区，而大部分反对党也明显拉低了行动党的得票率，这同政党的品牌效应、较高素质及让选民产生共鸣的候选人，以及民众对执政党推出的政策和处理手法感到不满不无关系。

　　他说：“工人党拥有所有这些优势，其他反对党则可能欠缺一个或更多这些优势……工人党如果继续在这个轨道上发展，它可在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也许可在两党制下茁壮。”

　　独立政治学者德里克博士（Derek da Cunha）指出：“新加坡选民整体而言还是相当理智，他们只投票支持可靠的反对党及其候选人。榜鹅东单选区三角战的结果充分显示了这点。”

　　榜鹅东是这次唯一爆发三角战的单选区，但行动党在单选区派出的首个少数种族候选人柏默只以54.5%的支持票胜出，未占有明显优势。

　　反观，他的工人党对手李丽连虽然只在该区活动短短几个月，却赢得了41％的选票，令人刮目相看，民主联盟的林睦荃得票率仅4.45%，这显示“工人党效应”已在榜鹅东发酵。

　　政府在两年前修改宪法，规定如无反对党候选人成功中选为议员，国会至少有九名非选区议员和九名官委议员，但这次大选结果多少显示了选民希望看到的是国会里有真正的反对声音。

　　黄奕鹏说：“新加坡人民也是大选的赢家，他们向行动党发出了明确的信息，要的是真正参与式的民主，而不是选举式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及受到严格控制的反馈渠道。”

　　他说：“总理正面作出回应，他坐镇的宏茂桥集选区赢得近70%支持票，是所有集选区得票率最高的，总理在行动党的领导将进一步加强。

　　前官委议员萧锦鸿认为，在往后的大选中，大部分或所有选民还是会有机会投票，反对党相信仍会角逐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议席。他说：“这次大选，重量级部长得先捍卫自己的议席，而不是到选情较激烈的选区支援。随着以后更多人勇于加入反对党，预料这个情况还会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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