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在台灣念宗教研究所時,恰巧有一些轉世仁波切在當時當地傳法。在台灣一般草根性較强的男性稱爲“台客”。我喜歡台客代表歌手“伍佰”,同時也在台灣做客。轉世新加坡的台客就是這樣成爲我的部落格名稱。 “世間有轉世的仁波切,我只是墮入紅塵的台客...”
29 May 2011
新加坡的政治空间,从一张桌子改起……
http://www.zaobao.com.sg/yl/yl110528_001.shtml
游润恬:从一张桌子改起……
(2011-05-28)
● 游润恬
“哇塞,有人在组屋楼下开赌盘?!”
一名居民经过勿洛水池路第713座组屋楼下时,意外地发现那里人头攒动,有人围着几张桌子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有看起来像在做事的人手里拿着几张活页纸游走于不同桌子之间,有人低头忙着在电脑输入资料。这名居民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挨着繁忙大路和巴士站的组屋楼下,百余人竟公然聚赌。
但这名居民看错了。他们不是在聚赌,而是在见议员。而这里的阿裕尼集选区居民投选出来的议员,是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
刘程强接见选民的折叠式桌子,就摆在组屋底层的一个角落,前面是两张红色塑料椅子,头顶是一盏条形荧光棒。桌子的两旁是停车位,一边伸手可触到的是脚踏车停车架,另一边则是露天停车场。
这里没有门或四壁、没有风扇或冷气、没有打印机或复印机、没有厕所或茶水间。工人党所有六名当选议员都是在类似这样的组屋底层,举行每周一次的接见选民活动。
相比之下,行动党议员多数是在行动党社区基金会的冷气房里接见选民。对议员、居民和党工来说,那都是一个相对舒适、设施完善的空间。
朝野议员接见选民的环境与条件一个天一个地,令不少国人咋舌。我本周四去刘程强当选后的第一场接见选民活动。一名等候见刘程强的居民说,国家发展部不应歧视在野议员及在野党管理选区的居民,而应该提供一个像样的地方给所有议员。
另一名居民则关注议员被迫在组屋底层见居民似乎有损新加坡的国际形象,并认为在冷气房办活动比较有组织,另外也能比较好的照顾到选民的隐私。
一名妇女则为刘程强感到心疼。她说:“这里灯不够亮,议员‘看纸’很辛苦,灯不够亮蚊子也多。没有厕所,我们不要紧,急的话可以上楼回家用,议员就很不方便。”
在野党议员不是一直都来在组屋楼下接见选民的。在刘程强1991年当选之前,不少执政和在野党议员都是在组屋楼下或社区大厅里设办公室,以进行党支部活动和接见选民。1991年8月的大选,在野党一举拿下四个议席,这是自行动党执政以来及本届大选之前的最高纪录。建屋发展局在大选落幕后的两个月后,宣布了普遍被视为是出于政治考量的新条例——所有政党从来年的9月起,不准在组屋楼下设办公室。
当时的国家发展部长丹那巴南说,理由是,组屋底层应保持空旷,并留作居民的社交及休闲的空间,不应被政党所建的隔间或设施占去。
这项条例自然受到在野议员的猛烈抨击。自1985年以来便在组屋楼下设办公室的当时的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詹时中一语道破:政府是因为国会里在野党议员多了,而改变条例。
第一次进入国会的在野党议员刘程强、蒋才正和林孝谆,抗议条例让行动党议员占尽不公平的优势。
这是因为建屋局允许议员租用设于组屋底层的教育基金会的部分空间,并以部分时间的方式,在那里进行政治活动。这显然为行动党议员留了一条方便之门,让他们继续使用行动党社区基金会已在全岛各区设的幼稚园。
建屋局允许基层组织、福利团体或教育基金会继续以象征性租金租用组屋底层场地,而私人经营的托儿所须付的租金则是市价。
行动党当年反驳新条例不公平的说法时指出,在野党大可设立教育基金会,或以市价租用供商业用途空间。对资金与资源有限的在野党来说,这种故意刁难的话听了刺耳。
选民心里也不是滋味。政府美其名说不让政党设办公室是为了要保留空间给居民使用,但却为了满足执政党的利益而不惜把以小孩子为服务对象的幼稚园政治化。况且接见选民活动已是国人对任何当选议员的基本期待,不尊重议员在正当空间展开接见选民活动的必要,就是不尊重选民的意愿。
所以当国家发展部昨天下午宣布,建屋局即日起废弃延续了20年的禁令时,互联网上一片欢声四起。
在新条例下,建屋局今后允许当选议员,以教育基金会等非盈利组织所享用的优惠租金,租用组屋底层的空间以建设办公室。
许文远上任后的漂亮一步
这是原卫生部长许文远,接替因房屋政策而伤痕累累的马宝山,走马上任当国家发展部长后的第一个重要宣布。这第一步,不只走得漂亮大方,也反映出许文远顺应民意的高度敏感。国人是在工人党议员本周一展开接见选民活动时才开始发出政策不公平的呼声,本报星期三电邮建屋局询问是否考虑放宽禁令,刘程强在同一天的晚上发表“是否放宽政策就看政府的良知了”的言论。两天后,有关当局就宣布放宽条例了。
从行动党不再以组屋翻新为诱饵的迹象,相信它已经意识到一个受教育水平更高、除了关心口袋也关心社会公平的价值的选民,不再轻易苟同政府过度偏袒执政党的作风。
其实不少行动党议员也很卖力地付出时间和精力来接见选民,但选民看到工人党议员在条件较差的环境里接见选民,就难免会认为工人党议员的牺牲比较伟大,并对行动党和对政府产生反感。这无助于行动党赢取人心。许文远应该是明白这点,所以作出了识时务的决定。
行动党议员在冷气幼稚园里接见选民,在野党议员则在人来人往的组屋楼下接见选民。我在起草这篇评论时,本来要用的开头是,“如果说‘冷气国度’是人民行动党治理新加坡的最佳象征,那么‘组屋楼下开桌’,是在野党议员在本地政治生态的夹缝中生存的最明显体现。”不过随着国家发展部修改条例,这个比喻今后不再成立,我也欣然改掉这个评论的开头。
原内阁资政李光耀办事时保持头脑灵活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有冷气。政治观察家契连·乔治(Cherian George)因此以“冷气国度”(Air-conditioned Nation),来比喻行动党治理新加坡时确保一切细节尽在调控之中,就如李光耀用冷气来确保房间一定是某个温度。随着李光耀的淡出,以及行动党3.0领导人新思维新作风的抬头,希望各种政策将有更多伸缩的空间。希望行动党领导人也能履行承诺,更频密地为民意探温,发现人民太冷时就把冷气关小一点,发现人民太闷时就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
随着行动党采取更包容及更公平的态度,在野党也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减少发出“我们受不公平对待”之类的申诉,因为将更难博取选民的同情。毕竟,马绍尔当选首席部长后只被分配到楼梯口的一张桌子,直到他恫言把桌椅搬到政府大厦草场中央后才有正式办公处的时代,已经终结了。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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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张桌子:就象征了新加坡在野党的政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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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31, 2011
Chiam on closure of void-deck office
LAST Saturday's report ('All MPs can now rent void deck space') mentioned that I closed the office I built in 1985 at Block 108, Potong Pasir Avenue 1 for the Meet-the-People sessions (MPS).
This is untrue. The office was actually built by the HDB and not by me.
In 1992, the HDB swiftly demolished my MP's office within a day. This occurred a year after my former party (Singapore Democratic Party) won three seats in Parliament.
I was then forced to use the void deck, and this was where I conducted my MPS.
The premises had no toilet facilities and it was only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rough frugal savings by the Potong Pasir Town Council, that a toilet was built in that same void deck.
Chiam See Tong
FORUM NOTE: The writer was the MP for Potong Pasir from 1984 to 2011.
extracted from StraitsTime.com
http://www.straitstimes.com/STForum/Story/STIStory_6743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