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教授： 让新加坡成中国及华人研究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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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赓武教授： 让新加坡成中国及华人研究重镇
（2009-06-07）
● 韩咏梅　陈能端

　　剑桥大学曾经出版了一部世界上极具影响力的中国历史权威著作《剑桥中国史》，主编是西方研究中国史权威费正清，从公元前221年的上古、秦汉、隋唐、辽、宋、元、明、清，一直到晚清、中国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洋洋洒洒16卷，那是西方汉学研究的代表作。

　　这套让英国人引以为豪的学术著作，并没有让汉学在英国蓬勃发展起来。相反地，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展现出的衰弱，让原本对中国文化抱着浪漫情怀的欧洲人感到失望，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像古代史一样激起他们的兴趣。

　　这10多年来，趋势改变了，英国开始重视中国近现代史，而且还从中国、美国找来学者，重新做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

　　在剑桥大学这个英国学术研究重镇庆祝创校800周年的此刻，将学术地位崇高的名誉博士学位，颁发给研究中国及华人的华人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显示了剑桥大学对中国研究的关注。他将在12日到剑桥大学与另外九人一起接受这名誉博士学位。

　　上星期五的早上，我们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武吉知马校园的东亚研究所，与王赓武教授进行了一次专访，请他深谈这项荣誉的意义以及他对本地人文与中国研究的期许。

　　问：获得剑桥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这对一个华人历史学家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答：剑桥大学重视中国历史文化已经一百多年了，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有中国研究的教授，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和儒家思想，汉学基础打得很好。在他们的图书馆里，经史子集、四库全书，传统的资料相当完整。

　　但是他们的特点是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化，对近代史方面是忽略的。

　　中国对西欧的影响，主要从16世纪开始，当时传教士进入中国，在他们笔下的资料都是强调中国古代有多了不起，包括中国的发明、建立的政治管理和政府的制度，还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同一个时候，西欧的情况是恰恰相反的，国家之间战争不断，死亡人数很高，所以大家那两百年间，西欧包括英国，很尊敬中国的传统文化。

　　19世纪后一切改变了，中国打败仗，而到中国经商的欧洲人发现，中国官僚腐败，人民穷苦，教育水平不高，于是他们对中国就再也不感兴趣了。

　　问：这是不是反映出西方历史研究的功利色彩？

　　答：正好相反，欧洲是抱着尊敬的心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因为看到中国的衰弱，所以忽视了中国人的潜力。唯一没有忽略中国的，是美国。

　　美国才是非常功利的，他们看到中国这个大国，有庞大的市场，现在可能贫困，但还是要了解它，不要让其他国家把中国吞掉了。他们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注意到中国的潜力，于是发了很多奖学金鼓励中国学者和学生到美国去，这一点他们很有眼光。

　　不过美国的中国研究只看现代，可能有些肤浅。不懂得古代，对现在或许会有误解。真正要了解中国，不得不把远古、近古、近代到现代，都好好地研究。

　　　问：你曾说过，中国要在世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华人知识分子要建立一套自己的知识体系。这次剑桥对华人历史学家的肯定，是不是西方开始承认中国知识力量？

　　答：1949年之后，中国很多学者都到欧美去了，我觉得他们没有受到适当的尊重和欣赏，不过这些年来他们教的一批学生，在美国和欧洲得到一定的重视，台湾也一样。这些学者建立了新的学术研究方向，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而中国在1949年到80年代，对传统学问研究很有限，新一代的学者也要一二十年才能看到成就。不过，现在中国几个重点大学里，文科和社会科学的人才不断出现，他们与西方也有相当的交流，学习了西方的理论。

　　中国学者有自己的一套马列理论，他们参考了西方现代的理论加以分析和比较，同时回归中国的传统学术，如果这些能融合成一种新的观点，再看下一代能不能全部消化，拿出新的想法，如果能够这样，中国的知识力量就不得了。

　　问：中国很多年轻学者在六四后离开中国，从学术角度看，这是不是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

　　答：其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原则，就是建立在东西方交流的基础上的，但是他的重点摆在科技方面，对人文科没有那么重视。

　　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交流比较困难，基本上西方有它的价值观，而中国有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加上马列主义的价值观，与西方那套有一定的矛盾。

　　从中国出去的学生，加上原本就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大家如果能够通力合作，在各方面互相学习，培训下一代，而这些工作已经开始了。大家都是学者，脑子清楚，观点开放，学术上的公开讨论态度越来越开明，这方面我相当乐观。

中国须对国际关系体制深沉思考

　　崛起的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但中国还须对现有的国际关系体制做出深沉的思考，以建立一个对中国更有利的框架。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对美国造成的双重打击，未来的国际关系，将考验大国智慧。

　　东亚研究所将在6月26日和27日举行王赓武学术研讨会，题目是“中国研究与国际关系”（Bridging Chin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在这次访谈中，我们也请教王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王教授说，“国际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实是很新的概念。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与国际的碰撞，经历了一段崎岖的道路。从开始的不懂国际关系，到怀疑国际关系，到如今中国人对国际关系已经有了自己的把握。

　　17世纪以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由各自的皇室主导，一直到建立了民族国家后，才开展了国际关系新篇章，把各国平等关系的概念引进西方近代史。

　　反观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就有类似“国际关系”的概念，但这个观念没有系统化。到了秦朝一统后，中国只有“天下”的概念了。邻近的国家如果要与中国建立邦交关系，就得朝贡，接受中国高高在上的地位。

　　王赓武教授说：“费正清（John Fairbank）把这样的关系称为Chinese World Order（中国世界秩序），中国并没有和朝贡国有太多的往来，它当时是从国防和贸易出发，建立朝贡制度的。”

　　明朝时期，朝贡的规模和体制最完整，但过后的世界局势开始有很大的变化。满清皇朝在19世纪时，凭帝国的姿态跻身西方国家建立的国际关系制度内，但当时它是个弱势、被欺负的大国。二战后的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把世界分化为两派势力，中国也因此无法真正领略国际关系学。

　　共产党掌舵后，1971年再次加入联合国。中国领导层当时发现懂得这方面专长的人才不够，于是派学生到国外学习。起初，中国人对国际关系抱怀疑的态度，他们学习国际关系学，是为了对付西方。

　　“一直到邓小平主张改革开放，才安排更多人往这方面研究。你可以注意到，从80年代开始，中国对美国的政治越来越了解，另一方面对联合国各个部门的作用，也分析研究得很详细。中国国际关系的学者现在越来越多，而他们分析的方法，都是西方的。”

　　摸透了国际关系的理论，并不表示能够驾驭风云万变的世界局势，因为国际关系是不定性的，中国要在这个框架中游刃有余，还得先管理好内部的问题。原则上，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好好地治理内部事务，国际关系就应该是稳定的，但也要记得，国际关系是一种有助于和平的框架，但却无法保障和平。

　　对于未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王教授抛出了几个问题：“先懂得理论，中国才能知道自己应扮演什么角色。是接受了然后在里头和其他大国一起斗争？还是一起享受特别地位？或者是理想化地追求各国平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

　　他以美国正在为攻打伊拉克的错误决定付出代价为例说，这场战争不仅影响了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形象，其他国家也不认同这个做法。

大国任何决定　　都应慎重考虑

　　把目光拉回中国，中国现在有了政治和经济实力，每一个举动势必受到关注。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化世界里，大国的任何决定都应该经过慎重考虑才付诸行事。

　　王赓武教授总结说：“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天下”的概念中了，若要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国际关系框架，就必须在了解理论之后，通过创造性思考为中国争取机遇。”

要吸引更多年轻知识分子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武吉知马校园，透着清新的绿草和书香气，坐在东亚研究所旁边的小餐厅整理访问资料的时候，旁边两桌人都在讨论做学问的方法。

　　1949年，刚刚上马来亚大学的王赓武，就是从这个校园迈进了学术的殿堂，60年后的现在，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王教授希望这里，能吸引更多年轻知识分子一起做研究，结合国大和南大的力量，让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中国以及华人研究的重镇。

　　这几年来，新加坡已经成为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科研中心，很多科技人才愿意到新加坡来，而文科与社会科学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国大和南大虽吸引了一些年轻的学者，但是人数还不够。

　　虽然如此，王赓武教授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他说：“新加坡以前是有基础的，华校还有南洋大学都办得不错。后来因为政治上的冷战、意识形态的矛盾，使得这方面的发展停顿了。”

　　谈到新加坡的中国研究前景时，王教授坚定的语气中充满了激情，他希望政府和学术界共同重视这点。

　　“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到，不过基础有了，可以开始了，现在我们要不停地做，而且还要下功夫，把中国大陆、台湾和其他海外那些有真正水平的学者，请到新加坡来。他们在这里，能提拔年轻人，提高知识水平。”

国大南大中文系　这几年出不少人才

　　根据王教授的观察，国大和南大中文系这几年出了不少人才，很多学生很认真地想做研究，他们需要适当的帮助和鼓励，让他们到中国大陆或外国的汉学中心去学习，就像对工程和商科学生一样。

　　这个愿景绝不是一两个人或者一两所大学所能做到，它需要人们能欣赏这方面的成就，也需要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与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