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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资政同国大校友对话 我国不大可能出现替代政府
（2009-03-21）
320万的新加坡人，不大可能出现替代政府。
内阁资政李光耀指出他并不担心日后的新加坡由哪个政党来执政，关键在于新加坡是不是由最优秀的人才管理。
他昨晚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协会主持校友会中心开幕式后同国大校友对话，回答问题时指出他所在乎的是领导人的品格、素质与能力、经验与对从政的奉献精神。
一名年轻女学生问他，如果有朝一日有部长和议员另起炉灶，成立新的政党并且在大选中胜出，这种政治局面的改变将对新加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李资政回应说：“如果是由能干的人才组成新政府，懂得治理国家，并把新加坡建设得更好，我不会担心到时是人民行动党还是其他政党在执政。”
他强调掌权者的素质很重要，而他们的诚信、能力和是否愿意无私地为新加坡人民争取福利，也是重要的因素。
李资政也不认为新加坡有一天会出现两党制。
他说，执政党必须从全国320万公民当中物色适合的从政人才。在被视为人才的潜在人选中，还得判断他们的品格、奉献精神和个人冲劲，以及是否懂得与民众打交道，而这是一项很吃力的工作。
身为新加坡第一代领导人，李资政表示他那一代人的情况是较为特殊的，因为他们经历过二战和英国殖民地政府的统治，是有自觉地出来组织政府，要把新加坡建设得更好。
现在摆在眼前的情况是执政党必须从300多万人口中挑选并组成一支高效能的领导团队，并同中国这个新崛起的大国的精明领导人在同一个水平上进行沟通。
李资政说，由于新加坡领导人言之有物，并能把构想化为事实，也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因此中国政府才派官员前来培训，至今有多达1万6000名官员接受培训，每年也有超过300名市长来新加坡上课。
他提到去年的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动用了多达4000万盆花卉，把整个北京绿化起来，这个情景令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他们这么做的灵感，也是来自新加坡花园城市的概念。
他说，中新两国继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合作之后，现在又联手建设天津生态城。因此，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新加坡也需要能干的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联系。
“新加坡必须由优秀的人才来领导，只要领导人的素质变差了，国家必然会走下坡。”
转载自联合早报
康熙来了又去了
ReplyDelete（2009-03-22）
● 陈迎竹
在美国引发的世界经济大混乱的“衰（退之）世”里，迎接康熙盛世的回忆，实在是相当有趣也耐人寻味的对比。
康熙即位时满人刚征服汉族不久，战战兢兢励精图治，不仅用尽心思争取汉人人心，例如向明太祖行三跪九叩之礼，祭孔等等，也能任人唯贤不分满汉，广纳谏言。在康熙一朝60年间，较诸同时代的俄国彼得大帝和法国路易十四，中国成为最繁荣，文化高度发达，疆界最广，国力最强的国家，一直延续到乾隆时代，开创了百年盛世。
然而终究因为是人治的体制，也就走不出历史的魔咒。封建王朝之盛，往往胜在出现明主，而吊诡的是它的衰败，也正是由于明主不曾弄清楚政权与国家之分。帝王制度让国家的兴衰决定于一二人，至多一二十个精英的手中，即便最开明的君主，广开言路，也就是止于一朝罢了——还得指望皇上不要太短命——既成不了体制，也无助于解决长期的问题。
李约瑟在整理中国科技史的时候，发现中国两千多年的科学技术工艺，在很多方面和很多时候，其实都超越西方，然而在欧洲黑暗时代结束，文艺复兴改变欧洲后，现代科学与民主体制却率先在西方文明中蓬勃起来。李约瑟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政治与经济结构的改变使到科学发现与发明受到商人和官员的追逐；而要获得新发明，就不能不尊重科学家和许许多多具有大自然观察和实验能力的普通人，这也就是民主心态的开始。他说：“科学头脑与民主心态有真实的血缘关系——二者皆有基本的怀疑态度。”现代科学的长足进展让欧洲文明一下子超越中国，而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却在这几百年间相对放缓，围绕着皇族统治阶级的官僚体系持续阻碍了商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崛起，科技发展因而得不到更多鼓励，中国也就没有可能出现民主制度的火苗。
奥巴马的上台，和马英九的上台一样，让许多人额手称庆，也同时让大家看见，再烂的政府和领袖，在那样的体制下，也能有不经流血而下台的一天。
现代国家莫不以成立政党为合法与合理的政治结构，这不完全是受西方影响的缘故，而是在民智普及的情况下，依赖官僚主义存续的封建王朝已经无法被人民接受。但二战以后独立的许多国家，反倒处处可见“政党化王朝”的现象，这些国家虽然以政党政治的形态出现，其实并不能免于封建王朝的积弊，也就是领袖及其政党会设法使行政与司法体系倾向以政党为效忠对象，执政者既不信任人民的选择能力，也不打算为全民分享权力而筹划长远并有普遍意义的政治蓝图。于是，本来具有广义代表性的政党政治，却因为行政与司法体系不能中立，而使不同形式的腐败得以滋生繁衍，终于在少数领袖或唯一有影响力的政党陷入衰微时，出现类似王朝时代的动荡局面。
把政权和国家划分清楚，对民主后进国的执政者来说，应该是最艰难的工程，不过这却是国家长治久安免于革命烽火的人类共同经验。把国家的治理让少数明主决定，固然可以很有效率，但明主可遇不可求，何况是不是明主，在知识高度普及的时代，是很难有共识的。所以让舆论和权力的平衡与监督普遍化习惯化，是连康熙这样的明主都能明了其优点的。
康熙来了，但皇上再英明，他终究有离去的一天，这是生物法则，公道得很，只不过对一些亚洲人来说，始终很不习惯没有皇帝的日子，甚至硬要把政治领袖当皇帝崇拜。康熙生在今天，也要起来反对的吧。
（作者是本报新闻编辑）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yl/yl090322_503.shtml
把两则文章放在一起看是很有趣的，可以看到不同人看世界的方法。
ReplyDelete是不是还有人不知道个性化的后现代MTV看世界时代已经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