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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长杨荣文： 新中关系处在历史潮流的高点
(2010-10-01)
外交部长杨荣文是融汇中西方文化的新加坡人，这些特质决定了他一些谈话风格——在流利的英语以外，他经常随机引入许多华语，用来描述新中关系或与中国有关的话题，例如“建交”、“南巡”、“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东盟（即亚细安）的发展，东盟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发展”，词汇转变自然，表达精准。
在新中庆祝建交20周年之际，杨荣文接受本报专访，回顾与展望双边关系的过去、未来。
他认为新加坡与中国，亚细安与中国交往紧随古人的智慧，做到“中不偏、庸不易”，用中国古人的“中庸”概念来辅佐他对于新加坡国际定位“网点”理论。
新中20年建交要放在新中关系漫长发展历程中理解，他说，我们正处于新的历史周期，在潮流的高点。
● 韩咏红报道（北京特派员）
专访杨荣文外长时，他正进入一次中国行的尾声。9月中旬，他与总理李显龙访问了上海、苏州，接着续程前往北京，会见20岁的中国全国政协委员、藏传佛教转世活佛班禅。那场会见被中国官方喉舌节目《新闻联播》以超长时间地报道，反映出中国对于班禅第一次会见外国政要的重视。
当天晚上，就有北京的政治观察者给记者发短信问：“你们外长见了班禅？”之后，也有学者称赞说，可见新加坡对中国的外交工作做得很好。一场政要与宗教界特别人士的会见，给新中建交20周年纪念再增添积极氛围。
新中关系远不止20年
然而，说是庆祝建交20年，但这个数字可能是把新中源远流长的关系说短了。杨荣文首先强调说，新中关系远不止20年。自晚清以来，新加坡就是大陆剧烈变革的一部分，中国人反西方列强与日本侵华的抗争传导到新加坡，本地人也参与了孙中山革命。
他提醒说：“明年我们将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这是新加坡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辛亥革命不是最后一场将两地人联系起来的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此后还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抗日运动，杨荣文指出，二战期间日本军在南京以外的最大规模屠杀发生在新加坡，并非偶然，而是由于两地固有的历史联系。战后，新加坡岛内发展民族主义思潮，出现各种面向，像华人慈善家陈嘉庚所选择的是其中一种。杨荣文说：“他选择了认同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所以回到中国，在那里开展重要事业。”
也有人去了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直到1954年，人民行动党将各族团结起来，创造独特、认同于新加坡的民族主义。杨荣文形容说，这都是塑造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我们灵魂挣扎的一部分。新中两地拥有血缘与文化联系，但是新加坡独有的政治身份经过多年才找到清晰的形式，这个过程对于新中建交有特殊意义：它使得新加坡能与中国发展良好的双边关系，而不让东南亚国家觉得敏感。
杨荣文说：“不了解前面的这段历史，也就不能完整理解此后新中建交的意义。”
最终，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后第二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双方建交联合公报在1990年签署。
这个结果表明，在新中发展双边关系的过程中，邻国的观感、新加坡人国家认同的构建，一直是一个被考虑的因素。
但新中的文化与血缘联系，这个现实却不会因为政治身份转变而变化。于是，当中国文革结束后，两国“又再纠缠到一起”。谈到此，不能不提到1978年邓小平对新加坡的访问。正决心走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在众多模式中看到了新加坡——一个找到自己的前进方向、以华人为主的社会。
中国有许多文章探讨新加坡经济建设与社会管理对邓小平的启示。但杨荣文没有将重点放在这里，他点出了精神层面的因素。他说，由于国情的不同，中国不可能采用与新加坡一样的模式，但是我们走出自己的道路，这点让中国领导人得到信心与鼓励。相比之下，同样是华人为主的社会，当时的香港还由英国治理；台湾由国民党统治，又得到美国支持，因而对中国而言，生存与主权都独立的新加坡，在政治上显得更容易被接受、更适合于学习。
外长杨荣文： 我们要建立 新中关系整体构架
此后10年，由于中国与亚细安都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共同立场，中国与亚细安政治领袖与外交官员建立起互信与联系。到了1992年，邓小平看到1989年以后保守力量再一次控制了政府，高龄88岁的他决心扭转乾坤，将国家带回改革开放的轨道。就在他南巡时，提出借鉴新加坡社会管理经验的意见。
杨荣文回忆说，起初新加坡以为邓小平只是随口说说，没有意识到这就好比教皇在颁布指示，结果那一年新加坡迎来400个代表团，中国官员纷纷来到本地考察社会管理。“情况有点像他们在文革中说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现在是）社会管理学新加坡。”杨荣文引出文革口号，自己演绎增添出最后一句。
这促使当时已卸下总理职务的内阁资政李光耀想，与其通过参观学习，不如一起做事，苏州工业园区的构想由此而生。新加坡政府相信，邓小平在意识还清醒时，批准并祝福了这项合作。20年后的今天，这个项目本身取得了成功，每年还吸引数万名中国官员前往考察，苏州借鉴了一部分新加坡的经验，而中国其他城市再借鉴苏州的经验，苏州工业园区成为新中建交20年的一个成就、一个新加坡在中国成功打造的品牌，以致最近总理李显龙访问中国中西部，各省市领导都提出要和新加坡再造一个“苏州”。
双边关系史中一个新的周期
最近几年，国务资政吴作栋注意到中国探索对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意愿，提出合建生态城的构想，推动两国关系又迈前一步。
杨荣文总结说：“总的来说，我们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伙伴关系，很多年来中国都是新加坡最大的海外投资目的地。在经过前期一些磕磕绊绊以后，新加坡企业已经遍布中国，有的发展得相当好。反过来，也有超过3000家中国企业在新加坡，我有时候听说是3000家，有时4000家，搞得我都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家，但他们为数众多，而且在发展，他们在新加坡投射的影子越来越大，对应新加坡对中国参与程度的增长。”
“这几乎是新中漫长双边关系史中一个新的周期，现在我们是两个不同的政体，我相信在新的角色里，新加坡将对亚细安与中国关系的强化发挥重要作用。”
新中关系在各领域得到发展
记者问到李光耀资政在新中关系中的作用，以及在下一代新中领导人的交往中，这样的作用与影响力能否继续。
杨荣文说：“李资政在中国享有很高声望，他与中国有长期的交往，也在重要方面对中国给予了帮助。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我们不能重现的现象，就好像中国不可能再出现一个邓小平。随着历史演进，我们的关系将以不同方式往前发展，现在不会只有一个基石，而是会有好多柱子，我们不只在建立单一结构，而是一整个构架。”
他将现在的新中关系形容为“多层面、多面向、有不同色彩，越来越丰富，在各种领域发展”。“潮水有时候强，有时候变弱，但潮水的流动永不止息。我想我们现在处于潮水的高点，在文化、政治、经济各领域、不同年代的中国人与新加坡人在交流，甚至还包括跨国通婚，这是交流的最高形式。”
外长在这个比喻用了潮水、变化与循环的概念，再一次融合了东西方的智慧。
中国—亚细安自贸区 是对中国战略眼光的献礼
新加坡是亚细安的活跃成员，也是区域合作的积极支持者。中国官方媒体叙述新中关系时，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句话：“中国支持新加坡在亚细安一体化进程和区域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新中双边关系发展中，新加坡、亚细安与中国的多边关系近年显得日益重要。谈到此，杨荣文赞扬中国对于发展与亚细安关系的战略远见，也有感于中国高层对于中国—亚细安共荣未来的坚定且一贯态度，他也不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将亚细安收纳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中国—亚细安自贸区的概念，最早是由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提出，杨荣文还记得朱镕基当年在其中一场会议中这样说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东盟的发展，东盟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发展。”
中国—亚细安自贸区的概念刚提出时，亚细安国家并不确定要如何回应，新加坡是自贸协定最强力的支持者，由此将中国与亚细安的未来联系确定了下来。
杨荣文回忆说，最初中方官员谈判态度强硬，亚细安国家不是太愉快。事情传到朱镕基耳里，他提醒贸易官员这项协定的重要的政治战略意义。结果是中方官员让步，双方完成早期收获协议，接着是货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贸易的协定，到最终达成了全面自贸协定。他认为，中国—亚细安自贸区的成立，显出中国的战略眼光。
亚细安与中国不会是排他关系
不过同样清楚的另一点是：亚细安与中国之间，不会是排他的关系。
杨荣文指出：“从亚细安的角度看，亚细安的未来不只是与中国绑在一起，它也同时与印度、与发达国家、与日本紧密联系，我们的政策也是所有人都保持友好、保持中立。
“但是在总的格局中，亚细安与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未来还会更重要。就像在历史中一样，中国的繁荣会给东南亚带来繁荣，不管是唐朝或者是宋、元、明，明代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为马六甲的崛起提供了经济基础，一直到清朝。我相信，在这个世纪里同样的事情会再发生：一个经济发达的中国会给东南亚带来繁荣。而我们幸运的地方，是现在不只有中国，另一边的印度也在发展，东南亚将因这两个古老国家的重新崛起而大大获益。”
他不认为中国的崛起，会迫使亚细安改变在它区域政治格局中的定位。因为21世纪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网络世界”，国际外交不应该被视为零和游戏，每增加一个联系点，整个联络网的价值将会得到提升。
亚细安与中国的关系，长期而言是建设性与互惠关系，但是双方也可能时不时出现利益冲突与问题，因此双方应该保持长远眼光，并且照顾对方利益。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双边关系将不断加强巩固；如果有任何一方基于短期考虑而忽略长期战略，关系可能出现不必要的挫折，但是杨荣文认为，总体而言，双方还是有互信。
他也记得2002年当中国与亚细安领导人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提出建立自贸协定时，朱镕基表明中国不谋求在亚细安形成排他性的独特位置，换言之，中国没有将亚细安视为它的附属地区，而是一个独立的地区。
“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也是中国所采取的一种大方做法。他明白我们与世界各地已有联系，中国也要成为有联系的一方。
“随着这个图景越来越多元，天枰的倾向肯定会改变的，无论是在经济领域、军事领域都好，我们必须不断地进行调整，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一个总体的平衡。我觉得我们应该遵循中庸里的智慧。
“我记得三字经里是这么说的：‘中不偏、庸不易’。换句话说，你不能僵直不动。如果你腿脚笨拙，大船摇晃时你就会跌倒。所以你必须灵敏地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所以很自然地，当我们跟某一个国家的关系变得太不平衡，我们就会设法平衡它，可能是与那个国家做调整，或者与其他国家。”
中国不会成为西方式帝国
中国在快速的崛起中，目前的趋势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年内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的崛起被形容为本世纪最重要的现象，但是威胁论的说法也始终消解不去。
对于威胁论，杨荣文认为亚细安可以不必太忧虑。东南亚国家都不是第一次看到中国崛起，在历史上它几乎没有侵略过东南亚，而且按照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人也没有兴趣将其他人变成中国人。
杨荣文举出了犹太人做对比：你可以说他们的语言，喜欢他们的食物，大家做朋友，但是你自称是他们的一员，如果你自认是犹太人，他们反而觉得很不自在。
“这是一种愿意接受大家和而不同的心态，中国人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的文化与特性，他们也会在承认大家都不同的基础上，和你打交道。”
“当然，他们有利益，他们要求他们的重要关切受到尊重，否则他们会向你施压。但是中国演变成西方式的帝国，攻城掠地发展殖民地，我不相信那会发生，这不在他们的历史、文化与文明传统中。”
但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却是另一个问题，因为任何新大国的崛起，都会造成现有大国的不自在，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需要把握新的平衡点，这个过程有时候可以是充满紧张的。
杨荣文说：“接下来，亚洲‘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答案都将指向中美关系的问题。我认为中国领导人说得很对，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的利益是对立的，同时也坏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有太多共同利益。所以他们必须要在这个矛盾的格局里去设法协调出新的出路。”
“如果这个主轴能维持住，现在的结构将可以保持，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可以活动发展的空间；如果维持不了，世界将变得非常不同。”
杨荣文精彩语录
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所有亚细安国家都知道，单凭哪个国家个别的力量，都不可能有任何基础去平等地和中国、印度相处。所以我们还是保持在一起，组成一个6亿人口的大社群，占领世界两大洋之间的战略位置。在这个基础上，带着尊严与足够的体积，来与中国、印度、以及世界上其他的大国相处。
你如果变得不再精彩，你会被忽略过去；你想垄断一切，你会被忽略过去；只有当你能够为网络里的其他成员提供有益的服务，你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网点（node）。所以这对新加坡来说很关键，我们必须为他人服务，一直发挥作用，表现我们对其他人的价值。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继续表现我们的用处，继续生存。
血缘因素在两国关系中依然发挥作用。总体而言，文化与血缘的联系让新中更了解彼此，所以是加分作用。但偶尔也会引起不切实际与虚假的期望，例如去年当李资政在美国提出亚洲需要美国平衡中国力量的言论被错误地翻译成要“制衡”中国时，在中国网民间激起反弹，我想他们忘记李资政不是中国公民。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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