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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程强:回应早报总编辑文章《别把主流媒体当箭靶子》
（2012-05-29）
吴新迪总编辑在刊登于早报5月28日言论版的文章中说：“这起事件，我们没有在后面暗中操盘，想要破坏工人党。” 我必须在此严正澄清：我所说的是“成为暗箭的有力射手”，并没有指控任何主流媒体就是那个“放暗箭的行动党打手”。
我在记者会上的完整说词是：“明枪易挡、暗箭难防。意想不到的是，主流媒体竟然成为暗箭的有力射手，一些媒体甚至没有根据，也没确认事实，就大事报道和藏镜人通过电邮所说的话。”
我所要表达的是，媒体的大事报道，成为了放暗箭者的有力工具，助长了放暗箭者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也同时鼓励更多有心之人在未来关键的时刻效法。不论所说是真是假，不敢站出来面对自己的所做所为，为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任，不但是小人行为，更是胆怯的伪君子。新加坡朝向第一世界国会民主进程迈进的过程中，主流媒体应该协助清理政坛，不应该允许这类人搅局作乱。反之则等于助纣为虐。这是我的担忧。
更有甚者，如果媒体不查证所获得的消息来源是否正确，甚至在不确定提供消息者的真正身份就大事报道匿名者不利某人或政党的言谈，不但误导读者，更会使媒体失去公信力。
所以，我接着说：“一些媒体甚至没有根据，也没确认事实，就大事报道和藏镜人通过电邮所说的话。”我所指的是《我报》5月24日的头版“揭秘者接受本报电邮访问”的内容。大标题是“揭秘不是要害工人党、我也不会退出工人党”。《我报》难道已经知道“神秘松鼠”的身份？已经证实“神秘松鼠”是工人党的党员？
吴总编辑说：“（我）选择在补选成绩揭晓后的记者会上，突然向媒体发难，把所有主流媒体说成是暗箭的射手，是人民行动党在竞选期间的政治打手。”
补选成绩揭晓后的记者会是在5月26日晚上。但是，我早在5月24日，最后一场的后港补选群众大会上，在以英语演讲时就已经说：“……但是，当主要的资讯来源都被垄断，人民又如何能在真正了解事实之后作出选择呢？到今天为止，新加坡报业控股的主席还是由前内阁部长担任，新传媒电视的主要股东是政联公司，淡马锡控股。我们能够期待他们到底有多中立呢？
我也说：“传媒有潜能成为对付或支持某个政党强而有力的工具。因此，媒体必须独立，不能受到政府的强力影响，其所提供给人民的信息也必须是可靠的。只有这样，媒体才能够有效审视所有的政党，包括人民行动党，不单单只是反对党。我们不能够让媒体被政府利用，成为政治工具。”
所以，记者会是我对这次补选媒体整体表现质疑的总结，以及进一步更具体的表达我的看法和担忧。不是选择在补选后突然向媒体发难。
同样在5月24日的最后一场群众大会上，我也说：“……许多记者和摄影记者都有使命感，也负责任。尽管它们在写报道时尽力做到公平，但最终所刊登出来的，是超越了他们的权限。”
从我30年从政所累积的经验中，我知道媒体所刊载的信息对公众有很强的渗透力；尤其在政治上，塑造形象的重要性。我也见证了媒体在新加坡政治发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所要表达的，就如我在记者会上担心的，媒体成为新加坡民主进程的绊脚石，会使我们的政治文明倒退20年。
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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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新迪：别把主流媒体当箭靶子
（2012-05-28）
● 吴新迪
回应
这次的后港补选，还真是如工人党秘书长所说的“充满变数”。
最后一个变数，竟然是来自他本人。他选择在补选成绩揭晓后的记者会上，突然向主流媒体发难，把所有主流媒体说成是暗箭的射手，是人民行动党在竞选期间的“政治打手”。
这些话，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对主流媒体的公正和诚信所作出的严厉指控。更重要的，这些话，不是他在被记者提问时临场回答的，而是从事先早已准备好的中英文讲稿中念出来的。也就是说，他是经过慎重和周密考虑后，向主流媒体开炮的，而且所选择的字眼，都是经过推敲的，绝不含糊。
尽管后来回答记者提问时，《联合早报》并不在他所列举的两个实例中，但因为他曾很具体地说“媒体在无法确认自称‘神秘松鼠’的身份，就刊登了匿名者电邮的相关报道”，而《联合早报》是第一家报道这个匿名电邮内容的主流媒体，刘程强的谈话，无疑让人认为，《联合早报》就是那个放暗箭的“行动党打手”。
虽然，刘程强在昨天上午答谢后港选民后接受本报访问时澄清，《联合早报》的报道在竞选期间相对来说是持平的，说法跟前一晚有很大的不同，让人摸不清工人党究竟持着什么立场。但最重要的，破坏已造成了。
作为《联合早报》的总编辑，作为有尊严的新闻从业员，我必须严正指出，我们不能接受刘程强毫无根据的指控。
5月21日（星期一），工人党的候选人方荣发在接受电视访问时说，他是因为反对非选区议员制度，而向中委要求在投票推选非选区议员时不要把他的名字放在名单上。《联合早报》后来收到他的声明，解释为什么工人党没有推选他为非选区议员。
但是，当天晚上10时许，我们接到自称“神秘松鼠”的匿名信，指称方荣发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并附上了当年工人党中委开会推选非选区议员的会议记录。在这个会议记录上，方荣发得了一票，这就跟他之前接受电视访问时的说法有出入。
虽然这已接近我们的截稿时间，但是我们的记者以专业的本能，尝试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求证。其中，当然包括工人党发言人。不过，工人党的指定发言人没有音讯。过了半夜，工人党主席林瑞莲终于回复询问，并表示会在隔天回应。我们以所得到的信息，凭着做新闻的经验，判断会议记录并非伪造，决定在当天第4版刊登匿名信的内容。
这起事件，我们没有在后面暗中操盘，想要破坏工人党。相反的，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记者都是以非常专业的态度进行查证和报道。我们认为，读者有权利知道这个最新的发展，至于这个发展对哪个政党有利，并不是报纸所考虑的。工人党会不会回应、要怎么回应、它的回应是否能说服选民，这些也都不是我们所关注的。作为一个传播信息的平台，我们要确保的，是如果工人党有回应，我们会公正地照实报道，而实际上，我们在隔天也这么做了。我们在23日（星期三）的封面，显著与全面地刊登了刘程强和方荣发的回应。
为什么有人要选择在这个时候通过匿名方式来揭发这些事？工人党是否要展开内部调查？这些其实应该公开向选民交代清楚的问题，工人党并不正面回答，而是选择把主流媒体当成是箭靶子，这是不负责任，也是不公平的指责。
从选战开始的报道，包括对两党候选人的专访，到今天见报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谢票活动，《联合早报》的记者、编辑在处理时所秉持的信念是：专业、公正与独立。面对我们的读者，我们问心无愧。
本文作者是本报总编辑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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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程强与主流媒体的争议之我见
ReplyDelete王昌伟 2012-5-29
新闻工作者捍卫自己的尊严无可厚非，对工人党在这起事件上的指责也可义正言辞的驳斥，但如果因此而忽视目前体制和环境对新闻自由所造成的限制，或者真的认为主流媒体在处理政党新闻方面已经一视同仁，无懈可击，把所有的指责都当成是无的放矢，那就更让人感到遗憾。
周六晚上，坐在电视机前看刘程强骂主流媒体，马上就想到我的许多在主流媒体工作的朋友，他们一定很不爽。
作为一个从90年代就开始投函早报“妄议朝政”的人来说，这些朋友的不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现在的环境和十几年前真的不一样了，媒体相对独立了，对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报道也相对平衡了，言论的空间更是宽松了许多。我个人的观察是，这些变化其实在新媒体出现以前就开始发生了，新媒体不过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
问题是，为什么还是有许多人认为主流媒体是执政党的“打手”呢？有人说，刘程强骂主流媒体是在操控民意，但也总得要有民意可操控才行。
我想答案其实明显不过，只是身在主流媒体，不见得想要面对而已。
举个简单的例子，星期天早报头版头条标题：
工人党获胜，得票率下跌。
这固然是“据实报道”没错，但如果把标题改为“工人党获胜，得票率微跌不到3%“，同样也是“据实报道”，但传递出来的信息却是南辕北辙。早报下标题的方式对哪一方有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更何况，工人党得票率下跌是意料中事，让人惊讶的是，在面对那么多的负面消息之后，其得票率才下跌这么一点，或者说，执政党居于这么有利的位置，得票率才微升这么一点。个人以为，“下跌”不是新闻点，“只微跌”或“只微升”才是。因此，以早报下标题的方式，想要说服读者它是中立的，谈何容易！
再举一个例子，星期一早报社论中的一段文字。首先要弄清楚的是，社论代表的是一份报纸的立场，与读者来函和个别记者的评论不能相提并论：
工人党领袖、阿裕尼集选区议员刘程强昨早对总理选后的文告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表示工人党为了新加坡的好处要跟政府合作应对接下来的问题，这是值得国人欣慰的。选举期间因选举语言引起的争执应该随着选举的结束而结束，不应该带进国会纠缠不清，而使国会充满意气之争，工人党要在国会中扮演建设性角色，就应该以国家前途为重，以人民利益为依归。朝野政党、全国上下，应共同重新聚焦总理所特别强调的住屋、交通、移民、人口、经济提升和提高工人收入等长期课题；最重要的是国人不要因为政党立场的不同而搞分裂，一个和谐的社会、团结的人民才能甘苦与共。
这篇社论看似四平把稳，不偏不倚，但这段文字却很清楚揭示了作者的价值判断的倾向。似乎在作者看来，只有执政党才会“以国家前途为重，以人民利益为依归”，因此他对工人党说明要跟政府合作感到“欣慰”，也特别告诫工人党，要“以国家前途为重，以人民利益为依归”，好像反对党才会把政党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
可是我们都知道，在历届大选中，以组屋翻新课题分化新加坡人的，把政党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恰恰是执政党本身。如果说这样的文字能够算是中立的话，那我可能要重新去理解“中立”的意思。
没错，主流媒体是在改变，但对大多数的受众而言，改变的速度太慢，跟不上他们（包括我本人）的期待。我对在主流媒体工作的朋友充满敬意，因为我理解他们所面对的压力，也相信和感受得到他们的坚持，但这并不表示，我认为现在主流媒体在处理政党新闻的时候，就已经完全能够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则。
在匿名信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在问，如果事情发生在执政党身上，主流媒体敢不敢以同样的方式报道（即不等当事人的正式回应就先刊登，或者过后再通过电邮对那个不愿透露身份的告密者进行访问）？我甚至不知道，主流媒体到底知不知道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如果不知道，那我会对主流媒体更加失望。因为任何新闻报道的原则是，我们为了各种原因，可以“姑隐其名”，但我们必须知道他新闻提供者的身份。如果不知道他的身份就任由他做出如此严重的指控，那是违反专业操守的。我们投函言论版，不是也被要求提供自己的真实姓名吗？
另外，在去年的全国大选以前，执政党原本派到某个选区的候选人突然被撤换。根据坊间的流言，个中原因跟饶欣龙事件同样劲爆，但主流媒体却点到为止，没有什么跟进，基本上执政党说什么就是什么。但饶欣龙事件，主流媒体却不遗余力地想要发掘更多的内幕，难道不会给受众一种“柿子挑软的吃”的印象？
新闻工作者捍卫自己的尊严无可厚非，对工人党在这起事件上的指责也可义正言辞的驳斥，但如果因此而忽视目前体制和环境对新闻自由所造成的限制，或者真的认为主流媒体在处理政党新闻方面已经一视同仁，无懈可击，把所有的指责都当成是无的放矢，那就更让人感到遗憾。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主流媒体在处理执政党的负面新闻的时候也能如此“问心无愧”，才能令人心悦诚服。
转载自新国志
http://xinguozhi.wordpress.com/2012/05/29/%E5%88%98%E7%A8%8B%E5%BC%BA%E4%B8%8E%E4%B8%BB%E6%B5%81%E5%AA%92%E4%BD%93%E7%9A%84%E4%BA%89%E8%AE%AE%E4%B9%8B%E6%88%91%E8%A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