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zaobao.com.sg/yl/yl120106_004.shtml
刘安安：失焦了的核心价值观
（2012-01-06）
热点话题
刘安安
对一向来以效率第一见称的公共服务之精英团队，地铁大瘫痪事件无疑是个醍醐灌顶的案例，在这个关键时机，各个公共服务机构须要好好地来个釜底抽薪的省思及变革，才能化危机为转机，将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观导入正轨。正如叶鹏飞君在《地铁大瘫痪的教训》一文所说的重话：“地铁大瘫痪的意义，就在于宣判目前关于效率的主流论述的破产。国人还是希望公共交通系统有高效率，但那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效率，而不是通过各种手段如增加收费、削减成本来提高企业盈利的效率。如果大家能从在地铁大瘫痪里吸取真正的教训，痛定思痛并改弦易辙，也未尝非塞翁失马之福”。
个人尝试在这个课题上，再将问题抜高到更深更广的层次来讨论，即公共服务的精英团队的核心价值观是否已经失了焦呢? 又，整个导航体系是否迷失了方向？
中国改革开放后脱颖而出的一位儒商，说到在企业家的身上，必须具备及精通两“学”，即“数学”和“哲学”。所谓的“数学”，是精于在整体规划上精打细算，并且生财有道，使企业有了赖以生存的源泉。所谓的“哲学”，即企业家所拥有的扎实的哲学底蕴，对个人一生的修身养性大有裨益；对企业来说，既有能力又善于将抽象的企业理念化为全体上下、人人能够理解的愿景，并且引领大家齐心合力，去创造企业能够永续发展的动力及企业文化。
倘若不能在“数学”和“哲学”中取得一个平衡点，只一味地向“数学”倾斜，追求利润最大化，忘了组织原有的责任与使命，迟早是会发生乱子的。先说美国的例子，金融界的精英分子，凭着第一流的“数学本事”，出尽法宝以谋利，结果误国又误民，甚至是误了全世界。美国政府为了国家经济免于崩溃，动用国库来拯救银行，而这些金融界的精英分子在国难当前，还在打政府援助金的主意，奥巴马总统气得破口大骂亦无济于事。
说回SMRT，自成立之初开始至今，单一的沟通语言及告示就一直为人所诟病，SMRT根本不为所动，最近的地铁大瘫痪事件，可以说是给SMRT一个狠狠的教训，也是给其它的公共服务机构的一个殷鉴。
像类似以创造财富为贤能的事件不断地出现，民众不禁要问：精英分子经常告诉百姓不要视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百姓也要告诉精英分子，高薪养贤亦是理所当然吗？若只知道为集团创造财富以领取高薪花红而忘了使命感，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哲理为美丽的词藻，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神话故事，则社会有难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不禁使我想起有关已故文化人郭宝崑的新闻报道，在每年国庆的群众大会演说之后，郭宝崑总是在摇头叹息：领导人每年花几个钟头的演说，都在大谈特谈经济，人文及文化素养靠边站，这个国家将来会变成怎么样？哲人先知先觉的话几乎成了预言，在今日验证了重“数学”、轻“哲学”的精英分子所暴露出来的严重缺憾。当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观，一切都以功利至上来算计，忘了为民服务才是本位，已非人民之福，更非社稷之幸。
作者是社团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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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January 2012
07 January 2012
百年愛迪生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4%BD%99%E5%BE%B7%E6%85%A7/%E7%99%BE%E5%B9%B4%E6%84%9B%E8%BF%AA%E7%94%9F/258632634172019
老师的看世界方式。
百年愛迪生
by 余德慧 on Friday, 7 October 2011 at 23:25
這麼多弔念文章，佔據這麼多版面，卻絲毫聞不出一點丁的哀戚，他的平庸語句變成世界名言，(如把死亡當作 「發明) ，台灣彷彿紀念一個死去百年的大人物，他的名字與莎士比亞一樣的久遠，在台灣，有人突然變成他的親人，在中國，他好似為國捐軀的革命烈士。如此隆重的喪禮，卻聽不到他妻兒的哭聲，我想起了愛迪生，這個發明天王已經沒人曉得他是否有周年慶，只有一天，平板電腦被魔幻電腦取代，智慧型手機被魔幻手機取代，賈伯斯這個名字立刻被抹除，忘得比愛迪生快。
04 December 2011
城市的眼睛2010年12月31日 eye e city 31 December 2010
19:23 Lorong 1 Toa Payoh 大巴窑一巷
I passed by this HDB flat at ground floor when I strolling with my wife and there was always no one at home. The corridor outside the unit often filled with paper boxes, cans, plastic bottles, and other old items.
Sometimes, there are dark stains on the ground. I presume this is the accumulation of stains which spraying out while flattening the cans.
The corridor considered clean at the day of shooting this photo. However, whenever I thought of the life of this household compared with the general households in Singapore, I was lost in reverie.
和太太在家附近散步时，经过这个位于一楼，经常没有人在的组屋单位。单位前常常摆满了纸皮箱、汽水罐、塑胶瓶子，还有其他旧物。有时候，地上还有黑黑的污迹，估计是在踏扁汽水罐的时候，剩余汽水喷出来，累积堆积出来的污迹。
这天经过拍摄时，已经算是整理清理过的。但是，这户人家相对于一般新加坡人的生活，还是会引起我很多的遐想。
Ang Chong Leong 汪忠良, 41/Social Worker 社会工作者
My photos selected by organiser of eye e city 2010 was censored by exhibition partner, Singapore Discovery Centre (SDC), during the exhibition. Is the photos political incorrect ???
I always feel proud of these people who still choose to work hard and earn a living. This is an alternative view Singapore and Singaporean could have besides thinking they are poor and pitiful ones.
Luckily, it was still in the photo book published by eye e city. Hope the book will not censored and removed from NLB library. :)
这两张被2010年城市的眼睛主办者遴选的照片，在展览时被展览伙伴新加坡知新馆(SDC)剔除。这两张照片出了什么问题？是政治不正确吗?天晓得?
我常常为这些选择努力工作生活的人感到骄傲。与其觉得这些人可怜，值得同情，新加坡和新加坡人可以对这样的生活方式，有另外一种领悟。
还好城市的眼睛出版的2010年摄影集包含这两张照片，希望国家图书馆不会冷藏这本摄影集。 :)
24 September 2011
南都周刊：阮次山是个什么人
http://www.sgwritings.com/bbs/viewthread.php?tid=59269&extra=page%3D1
南都周刊：阮次山是个什么人
“高级五毛党”、“为政府说话”、“没有脊梁”……诸多骂名背后的阮次山，站在愤青的对立面，主张像对待信仰一样爱国，却因为美籍华人的身份以及对“中国模式”的推崇等原因备受争议。
网上有段子这样调侃阮次山。
“名字像越南人，长得像日本人，口音像台湾人，护照是美国人，看他的节目，才知道其实是党的人。”
寥寥数语，不无质疑之意，却也勾勒出阮次山的基本人生经历：大陆出生，童年曾在越南，后在台湾成长，留学美国后变身美籍华人。
阮次山，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时事评论员，曾访问过江泽民、科菲·安南、希拉里、鲍威尔、托尼·布莱尔、卡扎菲、内贾德等多国政要。
这些经历为他在国内积累了影响力。但也因为一些言论，他被网友冠以“高级五毛党”的称号，被指“为政府说话”，骂得难听的，说他是“没有脊梁的走狗”。
阮次山的自我定位也是耐人寻味：在业务层面，他视自己为“新闻资讯的提供者”，“不提供答案”；同时，他站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呼吁青年人爱国，拒绝从愤青的角度看问题。
9月1日下午，当学者秦晖、孙立平、展江等对“中国模式”进行讨论的同时，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北京分部的办公室接受本刊专访。谈及他所推崇的“中国模式”，阮次山赞叹中国高铁的效率与成就，即代表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一例。
“可是呢，你问执政者，你问官员，什么是‘中国模式’，他也不知道。这叫摸着石头过河。”阮次山说。
争议
在中国的电视人当中，阮次山有其独有的特殊地位。在凤凰卫视《风云对话》节目里，他常常与各国政要握手言谈。即便在中国内地，他也扮演着颇让人意外的角色—为宣传体系做人才培训，甚至充当智囊团。
一个例证是：阮次山经常为广电总局或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各省地市中高层宣传人才培训班讲课。2003年，在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中，包括前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内的74名部委发言人，聆听了阮次山等人的授课。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讲师、博士徐帆曾旁听过类似的培训，“你就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现场是很特别的，凤凰卫视的阮次山，说起来是一个美籍华人，（凤凰卫视）也是一个比较自由派的媒体，但是他却在给宣传体系最内部的这些人士讲课。有时候讲国际形势，讲中国媒体，讲海外媒体，讲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讲海外媒体的中国问题分析……”
徐帆的这番话在一定程度上传达着某种普遍的疑虑，甚至是质疑。
“我以前在国新办第一届新闻发言人训练的课程上，跟他们讲，不要怕媒体，必须要让政府跟民众之间有媒体做桥梁。我们过去是闷着头干，到现在还是这样，其实政府做很多好事，你不知道。”阮次山主张政府要建立跟媒体之间的积极互动。
而正是因为这种看似站在政府立场想问题的思路，阮次山屡屡被网民指为“为政府说话”。与此同时，外界还将矛头对准了他的国籍—拥有美国国籍，却高呼“爱国”口号；爱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阮次山努力将自己的爱国观念通过多种途径传达出去，他在多个高校演讲，被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海南大学等超过十所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他呼吁年轻人们不要做愤青，要看到国家的进步。
他公然站在愤青对面的立场，也招来骂声一片。在百度贴吧、新浪微博以及香港某些论坛中，网民直接称呼他为“五毛党”，言语很不客气。
2011年3月，阮次山开通新浪微博，才发第二条，便被转发九千多次，铺天盖地的唾骂声。到7月，阮次山请助手针对微博评论进行了统计分析，“我一个微博放出来，有多少人是骂你的，有多少人意在宣传，很明显能看出一个趋势。”
根据助手的分析，在阮次山的微博评论中，“40%是邪教分子，10%-20%是愤青，还有30%-40%是靠境外人士出钱在网上翻云覆雨的人。”
阮次山认为这么多人骂他，原因不仅仅在于他的某些言论得罪了太多愤青，还在于“网民的复杂程度超出你的想象”。他觉得这也能大体反映现在的网友成分，并把分析结果传达给“有关当局”，“我说这是我的判断，你们以后必须要小心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审查，可是你有时候审查来不及，最快也要半分钟，一秒钟、十几秒，它已经出去啦……所以你看我以前发出一条东西，反应一面倒。现在有我的粉丝出来对骂。现在新浪啊，为我这个微博，有五六个人在替我删—所以这是一场战争。”
近两年凤凰卫视将《风云对话》、《新闻今日谈》两档节目的制作总部搬到北京，也是阮次山的建议，“所谓他‘亲中’的言论，并不是一个空头的言论指向。他为了更好地实现这种言论的传播，也在生产机制上有些调整。”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讲师、博士徐帆这样评论阮次山带随节目搬至北京。
北京有大量的外国使馆和外国机构驻华办事处。节目组可基于这些外交资源，获得更多、更有效、更直接的政治接触。对此，原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印证说：“阮先生曾在北京举办一次酒会，来了80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外交部长李肇星也过去了。”
《风云对话》制片人周周也透露，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做一些国际重要政要专访时，有时会有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在门外等候，了解某某到底说了什么。
“所以说他们（凤凰卫视）还是一个国家立场，而阮次山跟这个台的总体立场相对来说比较匹配。同时他的声音和形象又给人一种外来的这种声音和形象的感觉，所以他这个角色一直在凤凰生存得不错。”据徐帆说，他曾听凤凰卫视前节目主持人杨锦麟说过，“其实中国的很多中高层官员，从地方到中央的，这些评论员的观点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因为此，阮次山一直都很安全。基本上他在中国的评论，很少受到高层的点拨。”
所谓“高层的点拨”，便是杨锦麟常遭遇的“迎客松”—遇到讨论敏感问题，便插入迎客松画面进行屏蔽。阮次山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困扰，这让他对当局立场的把握看起来比较娴熟。
阮次山有句口头禅是“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这被许多人批评为一种盲目的“大国情怀”—批评者认为他对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种种灾难、不堪视而不见。
阮次山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不同于“没有脑筋”的“匹夫”，“你看到问题，你认为它是病入膏肓，我看到问题我认为它是进步。贪污腐化，你不要以为美国没有耶，我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那么久，哪一样没有贪污腐化，只是人家贪污腐化包装得很好，我们的官员刚刚开始贪污腐化不会包装，只能这么说。”
阮次山《风云对话》栏目访问各国政要，从左到右别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巴基斯坦外长希娜、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罗马尼亚总理博克、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老华侨
阮次山职业生涯中最得意的事，是2004年专访美国原国务卿鲍威尔时，促成鲍威尔公开宣称美国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表态，称台湾不是独立的，它没有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主权。台湾股市曾因此大幅下跌。
“对台湾来讲，我算是出卖它。”与台湾的关系，对阮次山来说，是一个隐隐作痛的话题。他也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脱离台湾，入籍美国。
1951年，身为国民党军官的父亲从家乡海南败走越南，阮次山一家变成无国籍难民，被关在法国人的难民营中。后经富国岛退往台湾，几经辗转终于在高雄定居。
两年后，阮次山考上高雄中学，这段时间往后的经历，被阮次山形容为“辉煌经历”—在高雄中学，他享受到整个台湾都不多见的开放气氛，图书馆里藏有戴东原的《哲学》、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外面禁止的书。他读过胡适之，读过陈独秀的《最后的自白》，在美国新闻处开放的图书室里，也有令他着迷的海明威、杰克·伦敦等人的原版着作。“对我的价值观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呢，语言视角方面开放了很多。”
从初一到高三，阮次山投稿赚钱，学校还会给予与稿费同等的奖励。那时候写的都是散文、诗歌、评论，深论也不过是“为什么要遵守交通规则”之类的话题。“我们为什么要爱国？写这个是不可能的。找死嘛！”
阮父被在台的国民党队伍收编，经分配负责组织工作，对阮次山发表在报章的作品，“没有启发，也从来不会说做得好”。阮父把孙中山、蒋介石“当神一样”，阮次山不认同他国民党那一套，“有时候跟他争，父子之间就红了脸。他说：你懂什么？”
因为自信满满，大学联考本可报一百多个志愿，阮次山只报了十个而落榜。当时已经19岁半，只好去当兵，目睹了最后一次视察金门的蒋介石，坐在山顶远眺大陆，“四个钟头动都不动”，这让他印象深刻。
退伍后，阮次山再度报考当年的第一志愿：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老师们都对我很头疼，写新闻没有我多，文字功底没有我好，采访没有我多。”他旁听政治系的课程，从中风的邹文海老师那里习得西洋政治、思想史的“哲学”。
课余的阮次山“一腔热血”，大国梦在当时就留下了“案底”。
1970年，台湾爆发“保钓运动”。阮次山的同学临时抽退，因为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大官，知道“党中央的政策”。“到我这儿，怎么可能抽退？我是政大学生代表，主要成员。我们这边支持台湾同胞保护钓鱼岛。”有从美国回来的年轻老师，“充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上拿着麦克风喊：“当初孙中山做革命时也没有理智过……”阮次山等人于是举着旗帜上了街。
毕业后，阮次山同时在《中央日报》与“中国广播公司”任职，两年后赴美留学，在纽约St.John’s大学东亚研究所做中国研究，读遍了图书馆里的“几千本中文书”。在纽约一家中文报社工作时，他遇到前来面试校对一职的作家刘宾雁报告文学作品《第二种忠诚》的男主角倪育贤，倪在书中说过一句话：我爱我的国家，我的国家爱我吗？
“我说，里面这句话我要纠正你。国家永远爱你，你要把国家、党和政府分离。国家永远是国家。”
不久后，母亲过世，阮次山回台签证受挫，利用私人关系找到里根幕僚，才得以回台。1985年，他取得美国国籍。1999年，阮次山回到台湾，任创刊达50年的《CHINANEWS》副社长兼总编辑。不到半年，报名更改成《TAIWANNEWS》，老板更是易帜，背叛“不搞台独”的承诺。
阮次山因此辞职，转赴香港。不久，在曹景行邀请下，加盟凤凰卫视。
在刘春看来，正是“老华侨”这一身份赋予了阮次山有别于国内人士看问题的角度。“他那一代人在美国的年轻时候，遭受到种种歧视。像我们在中国，有时候对我们国家过于追求GDP发展带来的问题看得更透，而他们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地位的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变，这些事情看得更多。”
安全阀
在中国人民大学北门对面，有一座六层小楼，便是凤凰会馆。凤凰中文台几档口碑不错的节目，如《冷暖人生》、《锵锵三人行》、《凤凰大视野》、《社会能见度》等，制作总部都设在这里。
阮次山的办公室位于凤凰会馆五楼一角。记者正是在此，采访了刘春眼里“永远文质彬彬，衣着整齐，非常有仪式感”的阮次山。
阮的桌上堆着一尺多高打印出来的资料。从日历上的圈点看来，9月份里，他要跑乌克兰、西安、四川等多个地方，而《风云对话》接下来预约的两个重头采访，分别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以及泰国总理英拉。
凤凰内部有几位“长者”，如阮次山、何亮亮，包括已经离开的曹景行、杨锦麟，一度构成了一道“老头子”风景线。有知情人士这样观察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内部，大家习惯把阮次山叫阮先生。杨锦麟就会叫杨老师啊，曹景行就曹老师啊。但对于阮次山，叫他阮先生……他毕竟是在台湾长大的美籍华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阮次山离开《国际日报》，开始为“全世界的中文报”撰写时事评论，比如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香港经济日报》、《亚洲周刊》等，后也被内地的《参考消息》转载。
“我还没有到凤凰工作时，在内地已经很出名了。《参考消息》很多人看。后来到了凤凰，名字跟人对上了，回来就更受到欢迎。”
阮次山在凤凰卫视一直负责两档节目：《新闻今日谈》与《风云对话》。在前者中，阮次山作为评论员对当下社会热点新闻发表看法；后者则是一档对国际高端人物的访谈节目。
转载自随笔南洋网 » 时事沙龙
28 April 2011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不应该参与支持各别政党
http://www.zaobao.com.sg/ge/pages/ge110427e.shtml
大选2011 宗乡总会全力支持华社工作小组
(2011-04-27)
● 郭丽娟 王珏琪 报道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席蔡天宝对李显龙总理给予华社的肯定和重视，以及他对华社诉求所作的回应，表示倍感欣慰。
他受访时指出，宗乡总会在培养华社中流砥柱和激发国人对华文和华族文化的兴趣等方面义不容辞，属下的200个宗乡会馆将全力支持李总理宣布将成立的华社工作小组。
李总理前天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非常重视华社对政府的期望，并表明政府在带领新加坡社会向前迈进时，一定会保留华语和华族文化在新加坡的地位。
在来临的大选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除了引进华英双语能力强的新候选人，也计划大选后在人力部长颜金勇所领导的华社联络组之下，成立一个新的工作小组去拉近政府与华社组织的距离，并培养新一代的双语、双文化人才成为华社领袖。
李总理透露将委任有潜力担任政治职务的新候选人沈颖领导这个工作小组，成员预计将包括另外六七名华语能力强的新候选人。
还未当选就获得李总理委以加强政府同华社联系的任务，沈颖对于自己将有机会领导华社联络组之下新设的一个工作小组，表示深感荣幸。
她受访时说，目前已经有好些华社组织在鼓励母语学习和促进社会融合方面作出一定的贡献，因此她认为小组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多听取各方的建议和意见。
过去在国际企业发展局和国家人口及人才署任职时，她曾有机会同宗乡会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通商中国”等机构合作，因此对于这个领域有基本的认识。她也将以此为基础，向同华社有密切联系的资深部长和国会议员学习，并和小组成员一起接受这项考验。
随着时代的变迁，国人普遍接受双语教育，华社的定义也将出现变化。在李总理看来，新的华社在本质上与旧华社相当不同，他们的英文能力强，但对华族文化的认同及对母语的敬爱也很强烈，并且在双语环境下生活或者工作。因此，这个由行动党新候选人组成的小组，也将成为新旧华社之间的桥梁。
除了沈颖，李总理认为新候选人当中的双语人才还包括王乙康、朱倍庆、陈秉禾、陈佩玲和颜添宝等，他们皆有可能成为工作小组的成员。
这个工作小组将利用华社联络组已建立起来的网络与平台来接触华社。
颜金勇昨天受访时，表示他打算尽量放手让沈颖等人去做。
“我不想为工作小组可能提出的建议设限。较好的做法是给他们更大的空间，让他们探讨各种不同的可能做法。”
他表示向李总理提议成立这个由沈颖等新的双文化候选人组成的工作小组，是希望能深化及拓展政府与华社的接触；促进国人对华文和华族文化的兴趣，并促进社群的融合。
*queklk@sph.com.sg
*ongjq@sph.com.sg
及时和必要的保证
社论第20页
华文教师总会吁社会合作
帮助学生克服学华文困难
工作小组还未成立，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已积极表示愿意参加工作小组的讨论活动。总会也呼吁社会上下合作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华文的困难。
针对李总理表示要成立工作小组的消息，华文教师总会理事长连慧英说：“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华社那么支持华文教育，还有政府的配合，是很难得的。” 她说，这时候华文教师特别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教师总会理事会
乐意参加工作小组讨论
她表示，若有需要，教师总会的理事会乐意参加工作小组的讨论。总会属下有1000多名会员。
在华文学习方面，她指出，华社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她举例，自己参与华社自助理事会举行的社区阅读计划，孩子们在社区里通过这个计划学习华文，长久下去学习华文就不会那么困难。
她相信，若华社、华文教师和对华文有热忱的人，积极合作，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华文的困难，这是能做得到的。
其他华社领袖对总理提出成立的工作小组也非常欢迎，宗乡总会副秘书长方百成说，政府已经了解到培养双文化、双语人才是迫切需要的，在这时候成立这样的工作小组，“还是来得及的”，因为若我们不好好保留华族文化和华语，多十年后就可能有断层。他也是福建会馆副会长。
他指出，民间力量有限，民间所作的如果没有当局的支持或带头，成效不大，而成立工作小组胜过只由一两个部长，甚至是总理来发表意见，因为这个组织可以推动、领导整个工作，做起事来事半功倍。
不过，方百成提出，这些成员必须符合的先决条件是，认同华文、华语，并把推广优良的华族传统文化视为他的责任之一。他说：“如果他只是一个表面的桥梁，是没用的。”
至于华文能力，他说：“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工具，如果你不认同，这个工具是没有用的。”
宗乡总会秘书长李国基说，政府发出了很有力的信息，委任的负责任也很注重华文华语，这个信息会激励来自讲英语家庭的人，要多鼓励孩子学习华文。
针对总理为工作小组定下的三大目标，李国基说，这也是他们宗乡总会想要做的，他们一向来提倡双语双文化，也希望新移民能融入本地社会，打造更有凝聚力的华社和社会。
三江会馆会长和中华总商会董事李秉萱认为，总理的谈话重点在于“根的延续”。他说，人们温饱后，就会想要知道他们的宗族，若人们断了这个文化的联系，就会在社会上漂浮不定。
总理在专访中表示，将委派新候选人沈颖领导这个工作小组。曾接触沈颖的两名社团领袖都给予她好评。方百成对她的初步印象不错，他说：“她的华语好，态度谦和。”
认识沈颖的李秉萱也说，她毕业自华中初级学院，底子很好，接下来要参与更多华社的活动，进一步熟悉华社。
大选2011 宗乡总会全力支持华社工作小组
(2011-04-27)
● 郭丽娟 王珏琪 报道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席蔡天宝对李显龙总理给予华社的肯定和重视，以及他对华社诉求所作的回应，表示倍感欣慰。
他受访时指出，宗乡总会在培养华社中流砥柱和激发国人对华文和华族文化的兴趣等方面义不容辞，属下的200个宗乡会馆将全力支持李总理宣布将成立的华社工作小组。
李总理前天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非常重视华社对政府的期望，并表明政府在带领新加坡社会向前迈进时，一定会保留华语和华族文化在新加坡的地位。
在来临的大选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除了引进华英双语能力强的新候选人，也计划大选后在人力部长颜金勇所领导的华社联络组之下，成立一个新的工作小组去拉近政府与华社组织的距离，并培养新一代的双语、双文化人才成为华社领袖。
李总理透露将委任有潜力担任政治职务的新候选人沈颖领导这个工作小组，成员预计将包括另外六七名华语能力强的新候选人。
还未当选就获得李总理委以加强政府同华社联系的任务，沈颖对于自己将有机会领导华社联络组之下新设的一个工作小组，表示深感荣幸。
她受访时说，目前已经有好些华社组织在鼓励母语学习和促进社会融合方面作出一定的贡献，因此她认为小组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多听取各方的建议和意见。
过去在国际企业发展局和国家人口及人才署任职时，她曾有机会同宗乡会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通商中国”等机构合作，因此对于这个领域有基本的认识。她也将以此为基础，向同华社有密切联系的资深部长和国会议员学习，并和小组成员一起接受这项考验。
随着时代的变迁，国人普遍接受双语教育，华社的定义也将出现变化。在李总理看来，新的华社在本质上与旧华社相当不同，他们的英文能力强，但对华族文化的认同及对母语的敬爱也很强烈，并且在双语环境下生活或者工作。因此，这个由行动党新候选人组成的小组，也将成为新旧华社之间的桥梁。
除了沈颖，李总理认为新候选人当中的双语人才还包括王乙康、朱倍庆、陈秉禾、陈佩玲和颜添宝等，他们皆有可能成为工作小组的成员。
这个工作小组将利用华社联络组已建立起来的网络与平台来接触华社。
颜金勇昨天受访时，表示他打算尽量放手让沈颖等人去做。
“我不想为工作小组可能提出的建议设限。较好的做法是给他们更大的空间，让他们探讨各种不同的可能做法。”
他表示向李总理提议成立这个由沈颖等新的双文化候选人组成的工作小组，是希望能深化及拓展政府与华社的接触；促进国人对华文和华族文化的兴趣，并促进社群的融合。
*queklk@sph.com.sg
*ongjq@sph.com.sg
及时和必要的保证
社论第20页
华文教师总会吁社会合作
帮助学生克服学华文困难
工作小组还未成立，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已积极表示愿意参加工作小组的讨论活动。总会也呼吁社会上下合作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华文的困难。
针对李总理表示要成立工作小组的消息，华文教师总会理事长连慧英说：“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华社那么支持华文教育，还有政府的配合，是很难得的。” 她说，这时候华文教师特别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教师总会理事会
乐意参加工作小组讨论
她表示，若有需要，教师总会的理事会乐意参加工作小组的讨论。总会属下有1000多名会员。
在华文学习方面，她指出，华社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她举例，自己参与华社自助理事会举行的社区阅读计划，孩子们在社区里通过这个计划学习华文，长久下去学习华文就不会那么困难。
她相信，若华社、华文教师和对华文有热忱的人，积极合作，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华文的困难，这是能做得到的。
其他华社领袖对总理提出成立的工作小组也非常欢迎，宗乡总会副秘书长方百成说，政府已经了解到培养双文化、双语人才是迫切需要的，在这时候成立这样的工作小组，“还是来得及的”，因为若我们不好好保留华族文化和华语，多十年后就可能有断层。他也是福建会馆副会长。
他指出，民间力量有限，民间所作的如果没有当局的支持或带头，成效不大，而成立工作小组胜过只由一两个部长，甚至是总理来发表意见，因为这个组织可以推动、领导整个工作，做起事来事半功倍。
不过，方百成提出，这些成员必须符合的先决条件是，认同华文、华语，并把推广优良的华族传统文化视为他的责任之一。他说：“如果他只是一个表面的桥梁，是没用的。”
至于华文能力，他说：“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工具，如果你不认同，这个工具是没有用的。”
宗乡总会秘书长李国基说，政府发出了很有力的信息，委任的负责任也很注重华文华语，这个信息会激励来自讲英语家庭的人，要多鼓励孩子学习华文。
针对总理为工作小组定下的三大目标，李国基说，这也是他们宗乡总会想要做的，他们一向来提倡双语双文化，也希望新移民能融入本地社会，打造更有凝聚力的华社和社会。
三江会馆会长和中华总商会董事李秉萱认为，总理的谈话重点在于“根的延续”。他说，人们温饱后，就会想要知道他们的宗族，若人们断了这个文化的联系，就会在社会上漂浮不定。
总理在专访中表示，将委派新候选人沈颖领导这个工作小组。曾接触沈颖的两名社团领袖都给予她好评。方百成对她的初步印象不错，他说：“她的华语好，态度谦和。”
认识沈颖的李秉萱也说，她毕业自华中初级学院，底子很好，接下来要参与更多华社的活动，进一步熟悉华社。
26 April 2011
Vote My Way -- Singapore GE 2011
Lyrics below:-
It don't matter if you tick yes, or choose hell no (no, no..)
Just lock in your vote
'cos you can choose your way, people
My parents told me when I was young
Study, work hard, a-nd stay employed
Talked politics in na-i-ve-ty
They rolled their eyes and to me said
"There is no point in voting an-y-way
Same result, it wouldn't change a thing
So put your head down and keep working hard
we know best how you should SING"
"Don't vote for the oth-er side,
'cos you know that we're right
Stay on the right path baby
Live the same every day
Choose wrongly, and you'll regret
And if you're sad, just abstain
Stay on the right path baby
Let's live on with no change"
Isn't there another way?
Can't believe this is my fate
Tell me that it's not too late
Positives and negatives
What is my alternative?
Don't know what to say, so
I go on ho-li-day!
There's GST, and ERP
And COE, and LRT
Then HDB, every GE
'Vote me! Vote me! Vote me!...'
Pause for a moment
Just simply feel
What this nation means to you
Really search, deeply within your heart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hold true
Please don't make me wrong, when I say No
I'm being true to-o my beliefs
I love my family and my country
A no to you's a Yes for me
"See there ain't no oth-er side,
I need both hands, left and right
No need to prove or fight
I have seen the light
It wouldn't hurt either way
Only lo-sers abstain
I have found my voice, and
I have made my choice"
Surely there's another way
Do something to change my fate
Certainly it's not too late
Forget all the pros and cons
None of these I can count on
Don't care what they say,
I can vote my way!
(complain, explain, complain, explain...)
Don't just explain, get on the train
See for yourself, the nation's pain
Whether you're white, yellow or blue
I darn sure hope you've got a clue
Don't just complain, it's such a strain
Your life is yours; it's not for them
Ten thousand lives the world has gave
For the one choice you now can have
"See there ain't no oth-er side,
I need both hands left and right
No need to prove or fight
I have seen the light
It wouldn't hurt either way
Only lo-sers abstain
I have found my voice, and
I have made my choice"
"See there ain't no oth-er side,
We've got hands left and right
No need to prove or fight
Can't you see the light?
It wouldn't hurt either way
Only lo-sers abstain
Have you found your voice,
Have you made your choice?"
Come on people seize the day
For the top we cannot wait
Our future we can create
Our values the land's built on
'Pon each other we count on
Thanks for today
I can vote my way, yeah!
I can vote my way, yeah!
I can vote my way, yeah!
No more staying still
Let's exercise our will
I can vote my way, yeah!
I can vote my way, yeah!
Just give them the sack
And cla-im my country back
Vote wisely, yeah
Just vote your way ;-)
Vote wisely, yeah
Just vote your way ;-)
==============================
This video is for Singaporeans who are wondering if it is worthwhile to vote during GE.
It's karaoke, sing along if you will.
End Apathy Today.
The creator is a concerned citizen with no affiliation to any political party.
Feel free to share this with others for the good of the nation.
Contact the creator twitter.com/sgvoter
Copyright 20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 February 2011
How western media look at China in the eye of Chinese journalist and broadcaster?
"We should be colorful as a media, not just one sided....... if western media report in this way, this help Chinese Government to slow down the process of democracy ...."
Xuē Xīnrán (薛欣然, pen name Xinran) is a British-Chinese journalist and broadcaster, born in Beijing in 1958.
extracted from We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Xue_Xinran
担任过中国电台节目主持人，现居住英国伦敦小说家。
详情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3497457.htm
11 February 2011
马宝山部长一星期内写了两封信给联合早报
http://www.zaobao.com.sg/yl/yl110209_001.shtml
马宝山：根据组屋的价值来定价
（2011-02-02）
部长来论
马宝山
我在此向他们保证，建屋局会定期检讨津贴额，以确保首次购屋者买得起组屋。
政府组屋价格向来是国人关注的课题。我在和年轻夫妇交谈时，经常被问及一个问题：“为什么政府组屋这么贵？现在的屋价似乎比我们的父母在七八十年代所付的价格高出许多！”
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担忧，尤其是那些打算购买第一间房子的国人的感受。没错，组屋价格近几年来的确有所增加。不过，我会在本文中解释其中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会说明在经济根基稳固的情况下，为什么节节上升的组屋价格对所有的人，包括屋主和购屋者都有好处。
该让国人居者有其屋还是一直租房子住？政府在决策时必须作出抉择和取舍。哪项政策会为人民带来更多好处？对纳税人会有什么影响？纳税人又得承担哪些成本？在公共住屋方面，政府必须从根本上在让国人居者有其屋，还是在租房子住之间作出抉择。多数国家都选择了租赁的模式。租户支付受津贴的租金，但不拥有所住的房屋。
新加坡很早就决定推行居者有其屋政策。政府津贴公共住屋，让每个家庭都可拥有而不是租用所住的房屋。这样一来，组屋就成了能够保值的资产，会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增值。让国人拥有负担得起的住屋，是我国公共住屋政策的主要支柱。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做到这一点的国家。
我们在选择了居者有其屋的模式之后，下一步就是要让国人认识并套现组屋的真正价值。
我们再次面临抉择：我们该规定国人以固定价格将组屋卖回给建屋发展局，还是允许组屋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让市场决定价格，但会密切留意市场情况，必要时会出手调节过度活跃的市场。
目前，每间组屋都有公开市场价值，屋主在达到最低居住年限后，就可套现房子的市场价值。当前的组屋价值反映了我国自七八十年代以来所取得的增长与繁荣。
组屋价值提高，固然会令屋主高兴，但首次购屋者该怎么办？我们要如何履行承诺，为他们提供负担得起的住屋？我们是从两方面着手履行承诺。其一，通过提供购屋津贴，协助国人购买转售组屋；其二，通过兴建新组屋，再以各收入群都负担得起的津贴价格出售组屋。
政府每年花费数亿元为首次购屋者提供津贴。这就是年轻国人的拥屋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也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没有的现象。
确保新组屋价格公道
在转售组屋方面，我们是让市场根据组屋的价值决定屋价。那我们又如何为新组屋定价呢？总的来说，我们有两种选择：根据市场价值来定价或根据成本来定价。
建屋局早期采用了地区定价机制，即根据新组屋所处的地区来定价。当时，建屋局考虑的主要是建造组屋的成本，不论组屋所处的实际地点或具备的特点，同一地区的同类型组屋的售价都一致。十楼的单位和二楼的单位售价完全一样。那个时候，本地实际上并没有公开转售市场。
不过，随着政府在1980年代让转售市场发展，我们发现国人会根据组屋地点、周围风景和设计等因素，清楚划分不同组屋的价格。
比起楼层较低且面向垃圾收集站的单位，国人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购买风景优美的顶楼单位。有鉴于此，建屋局就不能再将顶楼单位和低楼单位以同样的价格出售。这样做只会对低楼单位的买主不公平。因此，建屋局开始转而采用按市价为新组屋定价的机制。
现在新组屋的价格，是根据专业估价师评估类似组屋在公开市场上所能售出的价格而定的，但建屋局会提供可观的津贴，让组屋以折扣价出售。这样做比较公平，原因有二。首先，所有购屋者都会获得同等的政府津贴，而如果他们的组屋在转售市场售出，将能够套现这笔津贴。其次，购屋者会根据组屋的地点、方向和周围风景，付出他们认为合理的价格。
公平对待每一代人
有些人认为土地尤其不应该按市场价位来定价，因为有些地皮在过去是被政府以低价强制征用的。
如果我们遵循这样的逻辑，榜鹅等填海地段的组屋价格，应该定得比丹戎巴葛这片政府征用土地建造的组屋高很多。这对榜鹅组屋的买主肯定是不公平的，因为丹戎巴葛组屋的转售价明显比榜鹅组屋来得高。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土地的真正市场价值，以确保我国珍贵及有限的土地，得到谨慎而充分的利用。如果土地估价过低，我们现在会使用过多的土地，结果牺牲了后代的利益。
如果按市价为组屋定价比较公平，为什么有些人会要求政府按成本为组屋定价？或许他们认为按成本来定价，会降低组屋价格。但其实不然。为了确保国人负担得起组屋，建屋局已提供大量津贴，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组屋。这样一来，按市价来定价的组屋，才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以Punggol Spectra和Fernvale Crest这两个近期推出的预购组屋项目为例，每间组屋的平均建筑成本介于22万元至24万元，而它们的平均售价则介于16万元至20万元，比成本低了4万元至6万元。
组屋的价格一般都定得比建筑成本低。过去三年，政府为了建造和出售组屋，每年平均亏损约6亿元。如果再加上其他的购屋津贴，如额外公积金购屋津贴和公积金购屋津贴，建屋局的总赤字每年将达约10亿元。
无论采用何种定价机制，政府都能确保组屋价格处于国人负担得起的水平。因为能否做到这一点，完全取决于政府所提供的津贴多寡。我知道有些首次购屋者担心按市价为组屋定价，将导致屋价任由市场力量摆布。我在此向他们保证，建屋局会定期检讨津贴额，以确保首次购屋者买得起组屋。我会在下篇文章中更详细探讨这个课题。
根据组屋的价值来定价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以居者有其屋政策为基础的独特公共住屋制度。这个制度不但给了国人一个遮风挡雨的家，也让国人拥有能够保值的资产。国人一般都了解这点，也愿意付出同组屋价值相当的价格。这就是有些售价较高的优质组屋，会比价格大众化的标准型组屋吸引更多申请者的理由。例如榜鹅水滨台（Waterway Terraces）组屋，平均每个单位有13名申请者，而在那一带推出的标准型预购组屋，每个单位只吸引了四至七个人申请。
我们在为新组屋定价时，必须确保组屋在转售时，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津贴，能够公平地分配给不同的买主。作为公共财富的监护者，政府也必须明智地使用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无论这些土地是通过何种方法征用得来的。唯有这样，政府才能满足当前和下一代购屋者的需求。
在这方面，根据组屋的价值来定价是关键的一环。
作者是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sg/yl/yl110202_0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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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宝山：维持良好的住屋供应平衡
（2011-02-09）
● 部长来论
马宝山
有一对年轻夫妇曾向我申诉，他们申请了榜鹅水滨台的首个濒水预购组屋项目的组屋，不过由于申请者太多，他们担心新组屋供应不足。如果价格节节上升，他们或许将买不起组屋。
这对夫妇说：“报纸上报道，建屋发展局近年来每年所建的新组屋数量没跟上结婚人数，也就是说建屋局没为新家庭提供足够的新组屋。”
许多国人也可能有相同的担忧。让我解释为何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以及建屋局在住屋供应规划方面，如何满足人们长期和短期的需求。
为大众提供负担得起的住屋
在满足首次购屋者的需求方面，多年来政府所信守的承诺是明确而且不变的——那就是为广大民众提供负担得起的住屋。今天，每十个新加坡人当中，就有八个是住在组屋。
为了履行我们对下一代的承诺，建屋局必须加大力度，帮助首次购买组屋的年轻夫妇购得组屋。不过，这并不表示我们得建足够的数量，让每一个新家庭都有一间新组屋可以选购。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总有些家庭会选择购买转售组屋，而不是新组屋。他们或许会因考虑地点或组屋类型等因素，而决定不买新组屋。建屋局为这些人提供3万元至4万元的公积金购屋津贴，还有贷款津贴，以帮助他们购买组屋。收入较低的购屋者，也可申请高达4万元的额外津贴。过去十年来，每年有30%至55%的首次购屋者选择购买转售组屋，而不是新组屋。
一部分首次购屋者的需求，在转售市场得到满足之后，建屋局以此计算出新组屋的需求，再根据需求兴建新组屋，并为首次购屋者保留更多的组屋单位。在对组屋供应进行规划方面，建屋局采取了全方位的做法。它不只考虑结婚人数，同时也考虑其他因素，如永久居民和外国人的引进数量，以及现有组屋在转售市场中售卖的数量。因为如果屋主逝世或移民国外，或要换大屋或小屋时，房子就得在转售市场上售卖。
过去十年，建屋局共建造并售出超过10万间新组屋，相当于兴建了三个大巴窑镇。在这期间，转售市场也非常活跃，总共供应了超过30万间组屋。新组屋和转售组屋的供应数目总和，满足了国人长期的住屋需求。
然而，事情往往不是那么简单。尽管中期内的供应大致上和所预测的一致，短期内的需求波动却是比较大的，因为购屋者会根据经济展望和市场情绪来调整他们的购屋计划。当价格走低时，购屋者可能会期望价格继续滑落而按兵不动，不过价格一旦高涨时，购屋者却可能会担心错失购买时机而涌入市场。
因此，尽管过去十年里结婚后有条件申请公共住屋的国人，人数每年大致上维持在1万6000人左右，首次购屋者对受津贴组屋的需求，每年却在1万2000至1万9000间之间波动。在这期间，转售市场总成交量的波动更大，每年成交量在3万7000宗至5万8000宗之间波动。
如果建屋局不考虑市场情况，硬性固定每年的供应量，那么就可能造成有些年份出现供应过剩的现象。例如从2002年至2006年，转售组屋的价格大致上是横摆的。如果当时建屋局坚持按照长期预测制定供应量，那么我国目前的80万个政府组屋屋主所拥有的房子价值，很可能已进一步被压低。
应对越来越大的波动幅度
过去两年来的市场变化尤其难以预测。前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测亚洲会面对“持久而严重的经济衰退”。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新加坡的新移民数目在经济衰退时不减反增，而经济活动也恢复得很快。
市场情绪也是个重要因素。尽管这里有很多外国人，房地产价格却在前年上半年开始放缓。不过，市场展望却于2009年下半年，在全球利率走低的情况下大幅度改善，带动了新加坡以及本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扬。
鉴于经济的强力回弹，建屋局在前年下半年迅速增加新组屋供应，从原先的6000间增至9000间。它后来还调高了2010年的新组屋供应量，从原定的1万2000间增至1万6000间，增加幅度超过30%。
建屋局也计划在今年推出多达2万2000间新组屋。按这样的速度来看，建屋局只需两年时间，就能供应比大巴窑现有的组屋还要多的新组屋。
要确定短期内的正确住屋供应量是很困难的，更何况我们还要在这方面维持平衡。经济情况和市场情绪的变化速度，肯定要比我们更改建屋计划的速度要快得多。因此，在对组屋供应进行规划，以应付较长远的需求时，我们也采取了一些缓冲措施，来应付短期的波动。
有些人可能会建议建屋局扩大缓冲范围，或在需求出现之前就开始建造组屋，以应付市场波动。但是，这会造成一些问题，如新组屋的空置率造成成本太高，以及供需可能不平衡等。
不论我们的组屋申请制度是一个怎么样的制度，我们最终还是得在供应太少而不能满足购屋者的需求，以及供应过剩而对现有屋主或纳税人造成不利之间做出权衡。为了全体国人的利益，我们必须在这些方面谨慎地找出平衡点。
作者是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sg/yl/yl110209_001.shtml
马宝山：根据组屋的价值来定价
（2011-02-02）
部长来论
马宝山
我在此向他们保证，建屋局会定期检讨津贴额，以确保首次购屋者买得起组屋。
政府组屋价格向来是国人关注的课题。我在和年轻夫妇交谈时，经常被问及一个问题：“为什么政府组屋这么贵？现在的屋价似乎比我们的父母在七八十年代所付的价格高出许多！”
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担忧，尤其是那些打算购买第一间房子的国人的感受。没错，组屋价格近几年来的确有所增加。不过，我会在本文中解释其中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会说明在经济根基稳固的情况下，为什么节节上升的组屋价格对所有的人，包括屋主和购屋者都有好处。
该让国人居者有其屋还是一直租房子住？政府在决策时必须作出抉择和取舍。哪项政策会为人民带来更多好处？对纳税人会有什么影响？纳税人又得承担哪些成本？在公共住屋方面，政府必须从根本上在让国人居者有其屋，还是在租房子住之间作出抉择。多数国家都选择了租赁的模式。租户支付受津贴的租金，但不拥有所住的房屋。
新加坡很早就决定推行居者有其屋政策。政府津贴公共住屋，让每个家庭都可拥有而不是租用所住的房屋。这样一来，组屋就成了能够保值的资产，会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增值。让国人拥有负担得起的住屋，是我国公共住屋政策的主要支柱。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做到这一点的国家。
我们在选择了居者有其屋的模式之后，下一步就是要让国人认识并套现组屋的真正价值。
我们再次面临抉择：我们该规定国人以固定价格将组屋卖回给建屋发展局，还是允许组屋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让市场决定价格，但会密切留意市场情况，必要时会出手调节过度活跃的市场。
目前，每间组屋都有公开市场价值，屋主在达到最低居住年限后，就可套现房子的市场价值。当前的组屋价值反映了我国自七八十年代以来所取得的增长与繁荣。
组屋价值提高，固然会令屋主高兴，但首次购屋者该怎么办？我们要如何履行承诺，为他们提供负担得起的住屋？我们是从两方面着手履行承诺。其一，通过提供购屋津贴，协助国人购买转售组屋；其二，通过兴建新组屋，再以各收入群都负担得起的津贴价格出售组屋。
政府每年花费数亿元为首次购屋者提供津贴。这就是年轻国人的拥屋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也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没有的现象。
确保新组屋价格公道
在转售组屋方面，我们是让市场根据组屋的价值决定屋价。那我们又如何为新组屋定价呢？总的来说，我们有两种选择：根据市场价值来定价或根据成本来定价。
建屋局早期采用了地区定价机制，即根据新组屋所处的地区来定价。当时，建屋局考虑的主要是建造组屋的成本，不论组屋所处的实际地点或具备的特点，同一地区的同类型组屋的售价都一致。十楼的单位和二楼的单位售价完全一样。那个时候，本地实际上并没有公开转售市场。
不过，随着政府在1980年代让转售市场发展，我们发现国人会根据组屋地点、周围风景和设计等因素，清楚划分不同组屋的价格。
比起楼层较低且面向垃圾收集站的单位，国人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购买风景优美的顶楼单位。有鉴于此，建屋局就不能再将顶楼单位和低楼单位以同样的价格出售。这样做只会对低楼单位的买主不公平。因此，建屋局开始转而采用按市价为新组屋定价的机制。
现在新组屋的价格，是根据专业估价师评估类似组屋在公开市场上所能售出的价格而定的，但建屋局会提供可观的津贴，让组屋以折扣价出售。这样做比较公平，原因有二。首先，所有购屋者都会获得同等的政府津贴，而如果他们的组屋在转售市场售出，将能够套现这笔津贴。其次，购屋者会根据组屋的地点、方向和周围风景，付出他们认为合理的价格。
公平对待每一代人
有些人认为土地尤其不应该按市场价位来定价，因为有些地皮在过去是被政府以低价强制征用的。
如果我们遵循这样的逻辑，榜鹅等填海地段的组屋价格，应该定得比丹戎巴葛这片政府征用土地建造的组屋高很多。这对榜鹅组屋的买主肯定是不公平的，因为丹戎巴葛组屋的转售价明显比榜鹅组屋来得高。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土地的真正市场价值，以确保我国珍贵及有限的土地，得到谨慎而充分的利用。如果土地估价过低，我们现在会使用过多的土地，结果牺牲了后代的利益。
如果按市价为组屋定价比较公平，为什么有些人会要求政府按成本为组屋定价？或许他们认为按成本来定价，会降低组屋价格。但其实不然。为了确保国人负担得起组屋，建屋局已提供大量津贴，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组屋。这样一来，按市价来定价的组屋，才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以Punggol Spectra和Fernvale Crest这两个近期推出的预购组屋项目为例，每间组屋的平均建筑成本介于22万元至24万元，而它们的平均售价则介于16万元至20万元，比成本低了4万元至6万元。
组屋的价格一般都定得比建筑成本低。过去三年，政府为了建造和出售组屋，每年平均亏损约6亿元。如果再加上其他的购屋津贴，如额外公积金购屋津贴和公积金购屋津贴，建屋局的总赤字每年将达约10亿元。
无论采用何种定价机制，政府都能确保组屋价格处于国人负担得起的水平。因为能否做到这一点，完全取决于政府所提供的津贴多寡。我知道有些首次购屋者担心按市价为组屋定价，将导致屋价任由市场力量摆布。我在此向他们保证，建屋局会定期检讨津贴额，以确保首次购屋者买得起组屋。我会在下篇文章中更详细探讨这个课题。
根据组屋的价值来定价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以居者有其屋政策为基础的独特公共住屋制度。这个制度不但给了国人一个遮风挡雨的家，也让国人拥有能够保值的资产。国人一般都了解这点，也愿意付出同组屋价值相当的价格。这就是有些售价较高的优质组屋，会比价格大众化的标准型组屋吸引更多申请者的理由。例如榜鹅水滨台（Waterway Terraces）组屋，平均每个单位有13名申请者，而在那一带推出的标准型预购组屋，每个单位只吸引了四至七个人申请。
我们在为新组屋定价时，必须确保组屋在转售时，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津贴，能够公平地分配给不同的买主。作为公共财富的监护者，政府也必须明智地使用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无论这些土地是通过何种方法征用得来的。唯有这样，政府才能满足当前和下一代购屋者的需求。
在这方面，根据组屋的价值来定价是关键的一环。
作者是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sg/yl/yl110202_001.shtml
========================================
马宝山：维持良好的住屋供应平衡
（2011-02-09）
● 部长来论
马宝山
有一对年轻夫妇曾向我申诉，他们申请了榜鹅水滨台的首个濒水预购组屋项目的组屋，不过由于申请者太多，他们担心新组屋供应不足。如果价格节节上升，他们或许将买不起组屋。
这对夫妇说：“报纸上报道，建屋发展局近年来每年所建的新组屋数量没跟上结婚人数，也就是说建屋局没为新家庭提供足够的新组屋。”
许多国人也可能有相同的担忧。让我解释为何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以及建屋局在住屋供应规划方面，如何满足人们长期和短期的需求。
为大众提供负担得起的住屋
在满足首次购屋者的需求方面，多年来政府所信守的承诺是明确而且不变的——那就是为广大民众提供负担得起的住屋。今天，每十个新加坡人当中，就有八个是住在组屋。
为了履行我们对下一代的承诺，建屋局必须加大力度，帮助首次购买组屋的年轻夫妇购得组屋。不过，这并不表示我们得建足够的数量，让每一个新家庭都有一间新组屋可以选购。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总有些家庭会选择购买转售组屋，而不是新组屋。他们或许会因考虑地点或组屋类型等因素，而决定不买新组屋。建屋局为这些人提供3万元至4万元的公积金购屋津贴，还有贷款津贴，以帮助他们购买组屋。收入较低的购屋者，也可申请高达4万元的额外津贴。过去十年来，每年有30%至55%的首次购屋者选择购买转售组屋，而不是新组屋。
一部分首次购屋者的需求，在转售市场得到满足之后，建屋局以此计算出新组屋的需求，再根据需求兴建新组屋，并为首次购屋者保留更多的组屋单位。在对组屋供应进行规划方面，建屋局采取了全方位的做法。它不只考虑结婚人数，同时也考虑其他因素，如永久居民和外国人的引进数量，以及现有组屋在转售市场中售卖的数量。因为如果屋主逝世或移民国外，或要换大屋或小屋时，房子就得在转售市场上售卖。
过去十年，建屋局共建造并售出超过10万间新组屋，相当于兴建了三个大巴窑镇。在这期间，转售市场也非常活跃，总共供应了超过30万间组屋。新组屋和转售组屋的供应数目总和，满足了国人长期的住屋需求。
然而，事情往往不是那么简单。尽管中期内的供应大致上和所预测的一致，短期内的需求波动却是比较大的，因为购屋者会根据经济展望和市场情绪来调整他们的购屋计划。当价格走低时，购屋者可能会期望价格继续滑落而按兵不动，不过价格一旦高涨时，购屋者却可能会担心错失购买时机而涌入市场。
因此，尽管过去十年里结婚后有条件申请公共住屋的国人，人数每年大致上维持在1万6000人左右，首次购屋者对受津贴组屋的需求，每年却在1万2000至1万9000间之间波动。在这期间，转售市场总成交量的波动更大，每年成交量在3万7000宗至5万8000宗之间波动。
如果建屋局不考虑市场情况，硬性固定每年的供应量，那么就可能造成有些年份出现供应过剩的现象。例如从2002年至2006年，转售组屋的价格大致上是横摆的。如果当时建屋局坚持按照长期预测制定供应量，那么我国目前的80万个政府组屋屋主所拥有的房子价值，很可能已进一步被压低。
应对越来越大的波动幅度
过去两年来的市场变化尤其难以预测。前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测亚洲会面对“持久而严重的经济衰退”。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新加坡的新移民数目在经济衰退时不减反增，而经济活动也恢复得很快。
市场情绪也是个重要因素。尽管这里有很多外国人，房地产价格却在前年上半年开始放缓。不过，市场展望却于2009年下半年，在全球利率走低的情况下大幅度改善，带动了新加坡以及本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扬。
鉴于经济的强力回弹，建屋局在前年下半年迅速增加新组屋供应，从原先的6000间增至9000间。它后来还调高了2010年的新组屋供应量，从原定的1万2000间增至1万6000间，增加幅度超过30%。
建屋局也计划在今年推出多达2万2000间新组屋。按这样的速度来看，建屋局只需两年时间，就能供应比大巴窑现有的组屋还要多的新组屋。
要确定短期内的正确住屋供应量是很困难的，更何况我们还要在这方面维持平衡。经济情况和市场情绪的变化速度，肯定要比我们更改建屋计划的速度要快得多。因此，在对组屋供应进行规划，以应付较长远的需求时，我们也采取了一些缓冲措施，来应付短期的波动。
有些人可能会建议建屋局扩大缓冲范围，或在需求出现之前就开始建造组屋，以应付市场波动。但是，这会造成一些问题，如新组屋的空置率造成成本太高，以及供需可能不平衡等。
不论我们的组屋申请制度是一个怎么样的制度，我们最终还是得在供应太少而不能满足购屋者的需求，以及供应过剩而对现有屋主或纳税人造成不利之间做出权衡。为了全体国人的利益，我们必须在这些方面谨慎地找出平衡点。
作者是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sg/yl/yl110209_001.shtml
28 November 2010
只见颜色 不见台湾 激烈竞争导致媒体惟利是图
http://www.zaobao.com.sg/zg/zg101128_012.shtml
只见颜色 不见台湾 激烈竞争导致媒体惟利是图
（2010-11-28）
● 庄慧良
台湾知名政论节目主持人郑弘仪7日为在野的民进党大台中市长候选人苏嘉全站台时，公然以粗鄙的三字经抨击执政的马英九政府，事后虽然哽咽道歉，但他在亲绿的三立电视台主持的《大话新闻》中依然昧于事实，指责马政府独厚大陆学生、不顾弱势者的健保权益等，让相关部会疲于澄清，中央研究院士胡佛更斥之为“民粹”。
连日来，郑弘仪无畏外界訾议，依然故我，大放厥辞，但《大话新闻》收视率依然居高不下，位居所有政论节目之首（见表）。
很多人问：“这就是台湾的新闻自由吗? ”
“传播法规的确无法可管!”台湾媒体观察基金会董事长、中正大学传播学系助理教授管中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直截了当这么说。
他表示，对不符事实的言论订定罚责，但后来发现很难规范，不仅执行上难以查证，后遗症更大，所以作罢，目前只能诉诸司法。但他认为，相关法律应该规定媒体人不宜为政治人物助选，郑弘仪在这点上是逾越了媒体人应保持中立的新闻伦理。
一个台湾 两个世界
台湾的电视新闻密度几乎冠全球，但随着政治情势蓝绿对立升高，各电视台各拥其主，《TVBS》和《中天》电视台被归类为亲蓝的，《民视》和《三立》电视台被定位为亲绿的，从新闻取向到政论节目的议题设定是“只问蓝绿，不问是非”，长期下来，形成“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事实上，在政治对立的背后，市场的竞争更是台湾新闻生态恶化的重要关键。
1988年元旦，台湾开放报禁，各媒体虽如雨后春笋兴起，过去因垄断居于优势的《中国时报》《联合报》囊括了八成左右的平面广告和读者市场，同时《台视》《中视》《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单月领单薪，双月领双薪”，数十个月的年终奖金更是羡煞不少同业。
然而，1993年“有线电视法”通过后，媒体开始进入了战国时代。
有线电视台在草创之初，因普及率不高，收视又差，难获广告主青睐。1996年，广告商的媒体购买改采CPRP(Cost Per Rating Point的简写，即广告成本除以收视率后的每个收视点成本）。有线电视台为了争取广告，进而推出“保证CPRP”（指广告主先下单，若收视率不足，电视台只按比例收钱，或是将收视率补足才收钱，对广告主非常划算）制度，收视率自此扶摇而上，2003年达到70%，广告占有率也增至74%，对无线电视台和报纸构成严重威胁。
为了争夺观众的眼球，有线、无线电视台都以最速成的社会新闻挂帅，耸动、暴力、色情，乃至造假，无所不用其极。
在2000年，全球经济不景气，广告大饼缩水，僧多粥少，媒体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隔年，以膻色腥见长的香港《壹传媒》进军台湾，更助长窥人隐私的报道风气，旗下的《壹周刊》《苹果日报》销售量在短短数年之间跃居首位，自诩为“名门正派”的台湾媒体纷起效尤原本鄙视的“魔教”，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的“置入性行销”更甚嚣尘上。
一切唯收视率是问
“一切唯收视率是问，新闻准则早已被拋诸脑后”一名电视新闻主管告诉本报，“一上班，收视率就摆在桌上，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没办法，怪力乱神的新闻收视率最好，大家就往这个方向做”。
“媒体要的是什么？刺激辛辣，不然没有人看!”东森集团创办人王令麟在2004年事业高峰时，说了这句经典名言。“不要跟我谈专业，show me the money!”充分流露出资本家追求利益的心态。许多传播学者为之气结，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一度拒绝接受该集团提供的新闻奖学金。
台湾的媒体环境惟利是图，理应客观报道事实的新闻，也成了商品，故新闻有无卖点，远胜过有无意义，应该被重视的公共议题，多在收视率的考量下自动夭折。
媒体从社会公器变成社会公害，且媒体生态每况愈下，不少媒体工作者感慨，他们已从昔日高高在上的“无冕王”，变成人人喊打的老鼠。
许多民众抗议无效，自动关机；有孩子的家庭，怕被污染，不再订阅有线电视，包括教新闻的教授，有的也不看电视新闻，“因为看不到重要的新闻及有用的信息，更甭论国际重要事件”，有的甚至羞于表明自己的职业。
低成本高获益 政论节目兴起
在利之所趋下，低成本高获益的政论节目大量兴起。一名主持过政论节目，目前以上政论节目为专职的人士向本报表示，政论节目成本低廉，一个来宾只要3000元（台币，下同），一集几万元就可搞定，而且筹备方便，制作人打通电话拜托媒体朋友来上节目即可，不像综艺或戏剧节目，动辄数十万元。
早年电视政论节目多是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喉舌，1994年TVBS电视台的《2100全民开讲》强调和观众互动，开启了叩应（call in）的风潮，其他电视台也陆续跟进。2004年总统大选期间，选战厮杀激烈，政论节目盛况空前，高峰期甚至达到二三十个。
但这些政论节目多徒具公共领域形式，既无法透过理性批判凝聚社会共识，反而制造冲突，撕裂台湾。
各台政论节目起初还维持平衡假象，各找一蓝一绿的专家代表搭配媒体人评论时事，但冲突性是新闻价值之一，有些制作单位会刻意挑起矛盾，让来宾对骂，严重时还曾大打出手。
熟悉政论节目生态的人士说，外界固然有些批评，但制造冲突，即台语俗谚“弄狗相咬”，收视率才会高。
随着蓝绿势力呈五五波，媒体干脆连“假平衡”的外衣也撕去了，亲蓝、亲绿的电视台直接找相关阵营的人士上电视畅所欲言，成了一言堂，各拥蓝绿基本观众。
熟悉媒体操作的政论名嘴懂得如何制造效果，如何引起观众共鸣，逐渐形成固定班底，且他们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言，无所不谈，蔚为奇观。
郑弘仪：我其实没有很绿
政论名嘴原本蓝多于绿，但部分媒体人嗅到绿营市场商机大有可为，陆续跳至绿营，最成功的莫过于郑弘仪。
学历只有亚东工专的郑弘仪，退伍后在《中时晚报》担任财经记者，后转战财经电视台。他在《三立》电视台主持《大话新闻》后，半国语、半台语的主持风格受到强调本土特色的绿营青睐，前总统陈水扁四次接受他的专访，更奠定了他“绿色一哥”的地位。
“我其实没有很绿”，郑弘仪曾在2006年自剖心迹地这么说。认识他的朋友也称，郑没有特定政治立场。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郑的《大话新闻》收视率佳，主持费水涨船高，民进党执政时，还请他代言国营事业产品的广告。据报道，他目前的年收入逾亿元，住的是6000万元的豪宅，开的是奔驰350，可谓名利双收。
置入性行销无孔不入 平面电子媒体分食甜头
传统新闻学将新闻视为监督政府的第四权，但在市场经济，不同的媒体各有其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媒体老板会要求记者和编辑配合其追求利润的做法，而政府与利益集团也会利用经济手段来影响媒体的报道，这些年来台湾新闻的“置入性行销”就是典型之一。
新闻的“置入性行销”指的是媒体凭借自己的专业，以新闻包装商品内容，利用民众对新闻的信任，进而达到商品宣传的效果。
台湾监察委员吴丰山11日提出调查报告，指责政府花钱买新闻是欺骗人民，“政府滥用置入性行销是在吃安非他命与吸毒，虽然很爽，但长期会伤害国家体制与侵蚀民主根基”。他并明确点出，《旺旺中时》在大陆的公司就招揽大陆官方的广告，再转包给台湾《联合报》等其他媒体。
早在1980年左右，部分财经报纸就由所谓的“工商记者”招揽“置入性行销”的业务，有线电视台在草创之初，也多由新手负责这方面的事务，但行事低调。
随着有线电视的崛起，网络科技日益发达，市场竞争激烈，其中报纸所受的冲击最大。“早年印报是印钞票，但现在印报是烧钱”，一名报社记者向本报这么形容。
在2000年后，全球经济不景气，广告量急遽萎缩，主要报纸一家接一家地关门，报纸开始“卖新闻赚钱”，以专访县市首长为例，一个版面约70万（台币，约3万新元）。
报纸、广播、电视和杂志等媒体，一起分食“置入性行销”的甜头，因此报社里有“编（辑）业（务）合作”，电视台有“项目小组”。此外，蓝绿媒体政治立场虽对立，但为了商业利益，他们可以携手同心，亲蓝的《民生报》与亲绿的《民视》电视台共同为彰化花卉博览节行销就是例子。
政府和私人企业便以“广告主”姿态，公然影响媒体的报道内容，无论是国民党、民进党执政，皆是如此。
新闻机构既然接受“置入性行销”，就必须为广告主涂脂抹粉，无法再秉千秋之笔，言所当言。这不仅违反新闻专业，也不符合新闻自主的原则。
受访的一名电视台记者就说：“拿人手短（礼物），当你向新闻对象伸手时，立场尽失，新闻的公信力也荡然无存。”
只见颜色 不见台湾 激烈竞争导致媒体惟利是图
（2010-11-28）
● 庄慧良
台湾知名政论节目主持人郑弘仪7日为在野的民进党大台中市长候选人苏嘉全站台时，公然以粗鄙的三字经抨击执政的马英九政府，事后虽然哽咽道歉，但他在亲绿的三立电视台主持的《大话新闻》中依然昧于事实，指责马政府独厚大陆学生、不顾弱势者的健保权益等，让相关部会疲于澄清，中央研究院士胡佛更斥之为“民粹”。
连日来，郑弘仪无畏外界訾议，依然故我，大放厥辞，但《大话新闻》收视率依然居高不下，位居所有政论节目之首（见表）。
很多人问：“这就是台湾的新闻自由吗? ”
“传播法规的确无法可管!”台湾媒体观察基金会董事长、中正大学传播学系助理教授管中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直截了当这么说。
他表示，对不符事实的言论订定罚责，但后来发现很难规范，不仅执行上难以查证，后遗症更大，所以作罢，目前只能诉诸司法。但他认为，相关法律应该规定媒体人不宜为政治人物助选，郑弘仪在这点上是逾越了媒体人应保持中立的新闻伦理。
一个台湾 两个世界
台湾的电视新闻密度几乎冠全球，但随着政治情势蓝绿对立升高，各电视台各拥其主，《TVBS》和《中天》电视台被归类为亲蓝的，《民视》和《三立》电视台被定位为亲绿的，从新闻取向到政论节目的议题设定是“只问蓝绿，不问是非”，长期下来，形成“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事实上，在政治对立的背后，市场的竞争更是台湾新闻生态恶化的重要关键。
1988年元旦，台湾开放报禁，各媒体虽如雨后春笋兴起，过去因垄断居于优势的《中国时报》《联合报》囊括了八成左右的平面广告和读者市场，同时《台视》《中视》《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单月领单薪，双月领双薪”，数十个月的年终奖金更是羡煞不少同业。
然而，1993年“有线电视法”通过后，媒体开始进入了战国时代。
有线电视台在草创之初，因普及率不高，收视又差，难获广告主青睐。1996年，广告商的媒体购买改采CPRP(Cost Per Rating Point的简写，即广告成本除以收视率后的每个收视点成本）。有线电视台为了争取广告，进而推出“保证CPRP”（指广告主先下单，若收视率不足，电视台只按比例收钱，或是将收视率补足才收钱，对广告主非常划算）制度，收视率自此扶摇而上，2003年达到70%，广告占有率也增至74%，对无线电视台和报纸构成严重威胁。
为了争夺观众的眼球，有线、无线电视台都以最速成的社会新闻挂帅，耸动、暴力、色情，乃至造假，无所不用其极。
在2000年，全球经济不景气，广告大饼缩水，僧多粥少，媒体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隔年，以膻色腥见长的香港《壹传媒》进军台湾，更助长窥人隐私的报道风气，旗下的《壹周刊》《苹果日报》销售量在短短数年之间跃居首位，自诩为“名门正派”的台湾媒体纷起效尤原本鄙视的“魔教”，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的“置入性行销”更甚嚣尘上。
一切唯收视率是问
“一切唯收视率是问，新闻准则早已被拋诸脑后”一名电视新闻主管告诉本报，“一上班，收视率就摆在桌上，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没办法，怪力乱神的新闻收视率最好，大家就往这个方向做”。
“媒体要的是什么？刺激辛辣，不然没有人看!”东森集团创办人王令麟在2004年事业高峰时，说了这句经典名言。“不要跟我谈专业，show me the money!”充分流露出资本家追求利益的心态。许多传播学者为之气结，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一度拒绝接受该集团提供的新闻奖学金。
台湾的媒体环境惟利是图，理应客观报道事实的新闻，也成了商品，故新闻有无卖点，远胜过有无意义，应该被重视的公共议题，多在收视率的考量下自动夭折。
媒体从社会公器变成社会公害，且媒体生态每况愈下，不少媒体工作者感慨，他们已从昔日高高在上的“无冕王”，变成人人喊打的老鼠。
许多民众抗议无效，自动关机；有孩子的家庭，怕被污染，不再订阅有线电视，包括教新闻的教授，有的也不看电视新闻，“因为看不到重要的新闻及有用的信息，更甭论国际重要事件”，有的甚至羞于表明自己的职业。
低成本高获益 政论节目兴起
在利之所趋下，低成本高获益的政论节目大量兴起。一名主持过政论节目，目前以上政论节目为专职的人士向本报表示，政论节目成本低廉，一个来宾只要3000元（台币，下同），一集几万元就可搞定，而且筹备方便，制作人打通电话拜托媒体朋友来上节目即可，不像综艺或戏剧节目，动辄数十万元。
早年电视政论节目多是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喉舌，1994年TVBS电视台的《2100全民开讲》强调和观众互动，开启了叩应（call in）的风潮，其他电视台也陆续跟进。2004年总统大选期间，选战厮杀激烈，政论节目盛况空前，高峰期甚至达到二三十个。
但这些政论节目多徒具公共领域形式，既无法透过理性批判凝聚社会共识，反而制造冲突，撕裂台湾。
各台政论节目起初还维持平衡假象，各找一蓝一绿的专家代表搭配媒体人评论时事，但冲突性是新闻价值之一，有些制作单位会刻意挑起矛盾，让来宾对骂，严重时还曾大打出手。
熟悉政论节目生态的人士说，外界固然有些批评，但制造冲突，即台语俗谚“弄狗相咬”，收视率才会高。
随着蓝绿势力呈五五波，媒体干脆连“假平衡”的外衣也撕去了，亲蓝、亲绿的电视台直接找相关阵营的人士上电视畅所欲言，成了一言堂，各拥蓝绿基本观众。
熟悉媒体操作的政论名嘴懂得如何制造效果，如何引起观众共鸣，逐渐形成固定班底，且他们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言，无所不谈，蔚为奇观。
郑弘仪：我其实没有很绿
政论名嘴原本蓝多于绿，但部分媒体人嗅到绿营市场商机大有可为，陆续跳至绿营，最成功的莫过于郑弘仪。
学历只有亚东工专的郑弘仪，退伍后在《中时晚报》担任财经记者，后转战财经电视台。他在《三立》电视台主持《大话新闻》后，半国语、半台语的主持风格受到强调本土特色的绿营青睐，前总统陈水扁四次接受他的专访，更奠定了他“绿色一哥”的地位。
“我其实没有很绿”，郑弘仪曾在2006年自剖心迹地这么说。认识他的朋友也称，郑没有特定政治立场。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郑的《大话新闻》收视率佳，主持费水涨船高，民进党执政时，还请他代言国营事业产品的广告。据报道，他目前的年收入逾亿元，住的是6000万元的豪宅，开的是奔驰350，可谓名利双收。
置入性行销无孔不入 平面电子媒体分食甜头
传统新闻学将新闻视为监督政府的第四权，但在市场经济，不同的媒体各有其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媒体老板会要求记者和编辑配合其追求利润的做法，而政府与利益集团也会利用经济手段来影响媒体的报道，这些年来台湾新闻的“置入性行销”就是典型之一。
新闻的“置入性行销”指的是媒体凭借自己的专业，以新闻包装商品内容，利用民众对新闻的信任，进而达到商品宣传的效果。
台湾监察委员吴丰山11日提出调查报告，指责政府花钱买新闻是欺骗人民，“政府滥用置入性行销是在吃安非他命与吸毒，虽然很爽，但长期会伤害国家体制与侵蚀民主根基”。他并明确点出，《旺旺中时》在大陆的公司就招揽大陆官方的广告，再转包给台湾《联合报》等其他媒体。
早在1980年左右，部分财经报纸就由所谓的“工商记者”招揽“置入性行销”的业务，有线电视台在草创之初，也多由新手负责这方面的事务，但行事低调。
随着有线电视的崛起，网络科技日益发达，市场竞争激烈，其中报纸所受的冲击最大。“早年印报是印钞票，但现在印报是烧钱”，一名报社记者向本报这么形容。
在2000年后，全球经济不景气，广告量急遽萎缩，主要报纸一家接一家地关门，报纸开始“卖新闻赚钱”，以专访县市首长为例，一个版面约70万（台币，约3万新元）。
报纸、广播、电视和杂志等媒体，一起分食“置入性行销”的甜头，因此报社里有“编（辑）业（务）合作”，电视台有“项目小组”。此外，蓝绿媒体政治立场虽对立，但为了商业利益，他们可以携手同心，亲蓝的《民生报》与亲绿的《民视》电视台共同为彰化花卉博览节行销就是例子。
政府和私人企业便以“广告主”姿态，公然影响媒体的报道内容，无论是国民党、民进党执政，皆是如此。
新闻机构既然接受“置入性行销”，就必须为广告主涂脂抹粉，无法再秉千秋之笔，言所当言。这不仅违反新闻专业，也不符合新闻自主的原则。
受访的一名电视台记者就说：“拿人手短（礼物），当你向新闻对象伸手时，立场尽失，新闻的公信力也荡然无存。”
01 October 2010
精彩的政治谈话：外长杨荣文新中关系
http://www.zaobao.com.sg/special/singapore/pages4/sg_cn101001.shtml
外长杨荣文： 新中关系处在历史潮流的高点
(2010-10-01)
外交部长杨荣文是融汇中西方文化的新加坡人，这些特质决定了他一些谈话风格——在流利的英语以外，他经常随机引入许多华语，用来描述新中关系或与中国有关的话题，例如“建交”、“南巡”、“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东盟（即亚细安）的发展，东盟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发展”，词汇转变自然，表达精准。
在新中庆祝建交20周年之际，杨荣文接受本报专访，回顾与展望双边关系的过去、未来。
他认为新加坡与中国，亚细安与中国交往紧随古人的智慧，做到“中不偏、庸不易”，用中国古人的“中庸”概念来辅佐他对于新加坡国际定位“网点”理论。
新中20年建交要放在新中关系漫长发展历程中理解，他说，我们正处于新的历史周期，在潮流的高点。
● 韩咏红报道（北京特派员）
专访杨荣文外长时，他正进入一次中国行的尾声。9月中旬，他与总理李显龙访问了上海、苏州，接着续程前往北京，会见20岁的中国全国政协委员、藏传佛教转世活佛班禅。那场会见被中国官方喉舌节目《新闻联播》以超长时间地报道，反映出中国对于班禅第一次会见外国政要的重视。
当天晚上，就有北京的政治观察者给记者发短信问：“你们外长见了班禅？”之后，也有学者称赞说，可见新加坡对中国的外交工作做得很好。一场政要与宗教界特别人士的会见，给新中建交20周年纪念再增添积极氛围。
新中关系远不止20年
然而，说是庆祝建交20年，但这个数字可能是把新中源远流长的关系说短了。杨荣文首先强调说，新中关系远不止20年。自晚清以来，新加坡就是大陆剧烈变革的一部分，中国人反西方列强与日本侵华的抗争传导到新加坡，本地人也参与了孙中山革命。
他提醒说：“明年我们将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这是新加坡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辛亥革命不是最后一场将两地人联系起来的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此后还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抗日运动，杨荣文指出，二战期间日本军在南京以外的最大规模屠杀发生在新加坡，并非偶然，而是由于两地固有的历史联系。战后，新加坡岛内发展民族主义思潮，出现各种面向，像华人慈善家陈嘉庚所选择的是其中一种。杨荣文说：“他选择了认同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所以回到中国，在那里开展重要事业。”
也有人去了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直到1954年，人民行动党将各族团结起来，创造独特、认同于新加坡的民族主义。杨荣文形容说，这都是塑造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我们灵魂挣扎的一部分。新中两地拥有血缘与文化联系，但是新加坡独有的政治身份经过多年才找到清晰的形式，这个过程对于新中建交有特殊意义：它使得新加坡能与中国发展良好的双边关系，而不让东南亚国家觉得敏感。
杨荣文说：“不了解前面的这段历史，也就不能完整理解此后新中建交的意义。”
最终，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后第二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双方建交联合公报在1990年签署。
这个结果表明，在新中发展双边关系的过程中，邻国的观感、新加坡人国家认同的构建，一直是一个被考虑的因素。
但新中的文化与血缘联系，这个现实却不会因为政治身份转变而变化。于是，当中国文革结束后，两国“又再纠缠到一起”。谈到此，不能不提到1978年邓小平对新加坡的访问。正决心走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在众多模式中看到了新加坡——一个找到自己的前进方向、以华人为主的社会。
中国有许多文章探讨新加坡经济建设与社会管理对邓小平的启示。但杨荣文没有将重点放在这里，他点出了精神层面的因素。他说，由于国情的不同，中国不可能采用与新加坡一样的模式，但是我们走出自己的道路，这点让中国领导人得到信心与鼓励。相比之下，同样是华人为主的社会，当时的香港还由英国治理；台湾由国民党统治，又得到美国支持，因而对中国而言，生存与主权都独立的新加坡，在政治上显得更容易被接受、更适合于学习。
外长杨荣文： 我们要建立 新中关系整体构架
此后10年，由于中国与亚细安都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共同立场，中国与亚细安政治领袖与外交官员建立起互信与联系。到了1992年，邓小平看到1989年以后保守力量再一次控制了政府，高龄88岁的他决心扭转乾坤，将国家带回改革开放的轨道。就在他南巡时，提出借鉴新加坡社会管理经验的意见。
杨荣文回忆说，起初新加坡以为邓小平只是随口说说，没有意识到这就好比教皇在颁布指示，结果那一年新加坡迎来400个代表团，中国官员纷纷来到本地考察社会管理。“情况有点像他们在文革中说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现在是）社会管理学新加坡。”杨荣文引出文革口号，自己演绎增添出最后一句。
这促使当时已卸下总理职务的内阁资政李光耀想，与其通过参观学习，不如一起做事，苏州工业园区的构想由此而生。新加坡政府相信，邓小平在意识还清醒时，批准并祝福了这项合作。20年后的今天，这个项目本身取得了成功，每年还吸引数万名中国官员前往考察，苏州借鉴了一部分新加坡的经验，而中国其他城市再借鉴苏州的经验，苏州工业园区成为新中建交20年的一个成就、一个新加坡在中国成功打造的品牌，以致最近总理李显龙访问中国中西部，各省市领导都提出要和新加坡再造一个“苏州”。
双边关系史中一个新的周期
最近几年，国务资政吴作栋注意到中国探索对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意愿，提出合建生态城的构想，推动两国关系又迈前一步。
杨荣文总结说：“总的来说，我们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伙伴关系，很多年来中国都是新加坡最大的海外投资目的地。在经过前期一些磕磕绊绊以后，新加坡企业已经遍布中国，有的发展得相当好。反过来，也有超过3000家中国企业在新加坡，我有时候听说是3000家，有时4000家，搞得我都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家，但他们为数众多，而且在发展，他们在新加坡投射的影子越来越大，对应新加坡对中国参与程度的增长。”
“这几乎是新中漫长双边关系史中一个新的周期，现在我们是两个不同的政体，我相信在新的角色里，新加坡将对亚细安与中国关系的强化发挥重要作用。”
新中关系在各领域得到发展
记者问到李光耀资政在新中关系中的作用，以及在下一代新中领导人的交往中，这样的作用与影响力能否继续。
杨荣文说：“李资政在中国享有很高声望，他与中国有长期的交往，也在重要方面对中国给予了帮助。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我们不能重现的现象，就好像中国不可能再出现一个邓小平。随着历史演进，我们的关系将以不同方式往前发展，现在不会只有一个基石，而是会有好多柱子，我们不只在建立单一结构，而是一整个构架。”
他将现在的新中关系形容为“多层面、多面向、有不同色彩，越来越丰富，在各种领域发展”。“潮水有时候强，有时候变弱，但潮水的流动永不止息。我想我们现在处于潮水的高点，在文化、政治、经济各领域、不同年代的中国人与新加坡人在交流，甚至还包括跨国通婚，这是交流的最高形式。”
外长在这个比喻用了潮水、变化与循环的概念，再一次融合了东西方的智慧。
中国—亚细安自贸区 是对中国战略眼光的献礼
新加坡是亚细安的活跃成员，也是区域合作的积极支持者。中国官方媒体叙述新中关系时，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句话：“中国支持新加坡在亚细安一体化进程和区域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新中双边关系发展中，新加坡、亚细安与中国的多边关系近年显得日益重要。谈到此，杨荣文赞扬中国对于发展与亚细安关系的战略远见，也有感于中国高层对于中国—亚细安共荣未来的坚定且一贯态度，他也不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将亚细安收纳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中国—亚细安自贸区的概念，最早是由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提出，杨荣文还记得朱镕基当年在其中一场会议中这样说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东盟的发展，东盟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发展。”
中国—亚细安自贸区的概念刚提出时，亚细安国家并不确定要如何回应，新加坡是自贸协定最强力的支持者，由此将中国与亚细安的未来联系确定了下来。
杨荣文回忆说，最初中方官员谈判态度强硬，亚细安国家不是太愉快。事情传到朱镕基耳里，他提醒贸易官员这项协定的重要的政治战略意义。结果是中方官员让步，双方完成早期收获协议，接着是货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贸易的协定，到最终达成了全面自贸协定。他认为，中国—亚细安自贸区的成立，显出中国的战略眼光。
亚细安与中国不会是排他关系
不过同样清楚的另一点是：亚细安与中国之间，不会是排他的关系。
杨荣文指出：“从亚细安的角度看，亚细安的未来不只是与中国绑在一起，它也同时与印度、与发达国家、与日本紧密联系，我们的政策也是所有人都保持友好、保持中立。
“但是在总的格局中，亚细安与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未来还会更重要。就像在历史中一样，中国的繁荣会给东南亚带来繁荣，不管是唐朝或者是宋、元、明，明代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为马六甲的崛起提供了经济基础，一直到清朝。我相信，在这个世纪里同样的事情会再发生：一个经济发达的中国会给东南亚带来繁荣。而我们幸运的地方，是现在不只有中国，另一边的印度也在发展，东南亚将因这两个古老国家的重新崛起而大大获益。”
他不认为中国的崛起，会迫使亚细安改变在它区域政治格局中的定位。因为21世纪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网络世界”，国际外交不应该被视为零和游戏，每增加一个联系点，整个联络网的价值将会得到提升。
亚细安与中国的关系，长期而言是建设性与互惠关系，但是双方也可能时不时出现利益冲突与问题，因此双方应该保持长远眼光，并且照顾对方利益。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双边关系将不断加强巩固；如果有任何一方基于短期考虑而忽略长期战略，关系可能出现不必要的挫折，但是杨荣文认为，总体而言，双方还是有互信。
他也记得2002年当中国与亚细安领导人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提出建立自贸协定时，朱镕基表明中国不谋求在亚细安形成排他性的独特位置，换言之，中国没有将亚细安视为它的附属地区，而是一个独立的地区。
“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也是中国所采取的一种大方做法。他明白我们与世界各地已有联系，中国也要成为有联系的一方。
“随着这个图景越来越多元，天枰的倾向肯定会改变的，无论是在经济领域、军事领域都好，我们必须不断地进行调整，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一个总体的平衡。我觉得我们应该遵循中庸里的智慧。
“我记得三字经里是这么说的：‘中不偏、庸不易’。换句话说，你不能僵直不动。如果你腿脚笨拙，大船摇晃时你就会跌倒。所以你必须灵敏地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所以很自然地，当我们跟某一个国家的关系变得太不平衡，我们就会设法平衡它，可能是与那个国家做调整，或者与其他国家。”
中国不会成为西方式帝国
中国在快速的崛起中，目前的趋势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年内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的崛起被形容为本世纪最重要的现象，但是威胁论的说法也始终消解不去。
对于威胁论，杨荣文认为亚细安可以不必太忧虑。东南亚国家都不是第一次看到中国崛起，在历史上它几乎没有侵略过东南亚，而且按照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人也没有兴趣将其他人变成中国人。
杨荣文举出了犹太人做对比：你可以说他们的语言，喜欢他们的食物，大家做朋友，但是你自称是他们的一员，如果你自认是犹太人，他们反而觉得很不自在。
“这是一种愿意接受大家和而不同的心态，中国人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的文化与特性，他们也会在承认大家都不同的基础上，和你打交道。”
“当然，他们有利益，他们要求他们的重要关切受到尊重，否则他们会向你施压。但是中国演变成西方式的帝国，攻城掠地发展殖民地，我不相信那会发生，这不在他们的历史、文化与文明传统中。”
但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却是另一个问题，因为任何新大国的崛起，都会造成现有大国的不自在，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需要把握新的平衡点，这个过程有时候可以是充满紧张的。
杨荣文说：“接下来，亚洲‘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答案都将指向中美关系的问题。我认为中国领导人说得很对，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的利益是对立的，同时也坏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有太多共同利益。所以他们必须要在这个矛盾的格局里去设法协调出新的出路。”
“如果这个主轴能维持住，现在的结构将可以保持，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可以活动发展的空间；如果维持不了，世界将变得非常不同。”
杨荣文精彩语录
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所有亚细安国家都知道，单凭哪个国家个别的力量，都不可能有任何基础去平等地和中国、印度相处。所以我们还是保持在一起，组成一个6亿人口的大社群，占领世界两大洋之间的战略位置。在这个基础上，带着尊严与足够的体积，来与中国、印度、以及世界上其他的大国相处。
你如果变得不再精彩，你会被忽略过去；你想垄断一切，你会被忽略过去；只有当你能够为网络里的其他成员提供有益的服务，你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网点（node）。所以这对新加坡来说很关键，我们必须为他人服务，一直发挥作用，表现我们对其他人的价值。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继续表现我们的用处，继续生存。
血缘因素在两国关系中依然发挥作用。总体而言，文化与血缘的联系让新中更了解彼此，所以是加分作用。但偶尔也会引起不切实际与虚假的期望，例如去年当李资政在美国提出亚洲需要美国平衡中国力量的言论被错误地翻译成要“制衡”中国时，在中国网民间激起反弹，我想他们忘记李资政不是中国公民。
《联合早报》
外长杨荣文： 新中关系处在历史潮流的高点
(2010-10-01)
外交部长杨荣文是融汇中西方文化的新加坡人，这些特质决定了他一些谈话风格——在流利的英语以外，他经常随机引入许多华语，用来描述新中关系或与中国有关的话题，例如“建交”、“南巡”、“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东盟（即亚细安）的发展，东盟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发展”，词汇转变自然，表达精准。
在新中庆祝建交20周年之际，杨荣文接受本报专访，回顾与展望双边关系的过去、未来。
他认为新加坡与中国，亚细安与中国交往紧随古人的智慧，做到“中不偏、庸不易”，用中国古人的“中庸”概念来辅佐他对于新加坡国际定位“网点”理论。
新中20年建交要放在新中关系漫长发展历程中理解，他说，我们正处于新的历史周期，在潮流的高点。
● 韩咏红报道（北京特派员）
专访杨荣文外长时，他正进入一次中国行的尾声。9月中旬，他与总理李显龙访问了上海、苏州，接着续程前往北京，会见20岁的中国全国政协委员、藏传佛教转世活佛班禅。那场会见被中国官方喉舌节目《新闻联播》以超长时间地报道，反映出中国对于班禅第一次会见外国政要的重视。
当天晚上，就有北京的政治观察者给记者发短信问：“你们外长见了班禅？”之后，也有学者称赞说，可见新加坡对中国的外交工作做得很好。一场政要与宗教界特别人士的会见，给新中建交20周年纪念再增添积极氛围。
新中关系远不止20年
然而，说是庆祝建交20年，但这个数字可能是把新中源远流长的关系说短了。杨荣文首先强调说，新中关系远不止20年。自晚清以来，新加坡就是大陆剧烈变革的一部分，中国人反西方列强与日本侵华的抗争传导到新加坡，本地人也参与了孙中山革命。
他提醒说：“明年我们将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这是新加坡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辛亥革命不是最后一场将两地人联系起来的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此后还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抗日运动，杨荣文指出，二战期间日本军在南京以外的最大规模屠杀发生在新加坡，并非偶然，而是由于两地固有的历史联系。战后，新加坡岛内发展民族主义思潮，出现各种面向，像华人慈善家陈嘉庚所选择的是其中一种。杨荣文说：“他选择了认同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所以回到中国，在那里开展重要事业。”
也有人去了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直到1954年，人民行动党将各族团结起来，创造独特、认同于新加坡的民族主义。杨荣文形容说，这都是塑造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我们灵魂挣扎的一部分。新中两地拥有血缘与文化联系，但是新加坡独有的政治身份经过多年才找到清晰的形式，这个过程对于新中建交有特殊意义：它使得新加坡能与中国发展良好的双边关系，而不让东南亚国家觉得敏感。
杨荣文说：“不了解前面的这段历史，也就不能完整理解此后新中建交的意义。”
最终，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后第二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双方建交联合公报在1990年签署。
这个结果表明，在新中发展双边关系的过程中，邻国的观感、新加坡人国家认同的构建，一直是一个被考虑的因素。
但新中的文化与血缘联系，这个现实却不会因为政治身份转变而变化。于是，当中国文革结束后，两国“又再纠缠到一起”。谈到此，不能不提到1978年邓小平对新加坡的访问。正决心走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在众多模式中看到了新加坡——一个找到自己的前进方向、以华人为主的社会。
中国有许多文章探讨新加坡经济建设与社会管理对邓小平的启示。但杨荣文没有将重点放在这里，他点出了精神层面的因素。他说，由于国情的不同，中国不可能采用与新加坡一样的模式，但是我们走出自己的道路，这点让中国领导人得到信心与鼓励。相比之下，同样是华人为主的社会，当时的香港还由英国治理；台湾由国民党统治，又得到美国支持，因而对中国而言，生存与主权都独立的新加坡，在政治上显得更容易被接受、更适合于学习。
外长杨荣文： 我们要建立 新中关系整体构架
此后10年，由于中国与亚细安都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共同立场，中国与亚细安政治领袖与外交官员建立起互信与联系。到了1992年，邓小平看到1989年以后保守力量再一次控制了政府，高龄88岁的他决心扭转乾坤，将国家带回改革开放的轨道。就在他南巡时，提出借鉴新加坡社会管理经验的意见。
杨荣文回忆说，起初新加坡以为邓小平只是随口说说，没有意识到这就好比教皇在颁布指示，结果那一年新加坡迎来400个代表团，中国官员纷纷来到本地考察社会管理。“情况有点像他们在文革中说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现在是）社会管理学新加坡。”杨荣文引出文革口号，自己演绎增添出最后一句。
这促使当时已卸下总理职务的内阁资政李光耀想，与其通过参观学习，不如一起做事，苏州工业园区的构想由此而生。新加坡政府相信，邓小平在意识还清醒时，批准并祝福了这项合作。20年后的今天，这个项目本身取得了成功，每年还吸引数万名中国官员前往考察，苏州借鉴了一部分新加坡的经验，而中国其他城市再借鉴苏州的经验，苏州工业园区成为新中建交20年的一个成就、一个新加坡在中国成功打造的品牌，以致最近总理李显龙访问中国中西部，各省市领导都提出要和新加坡再造一个“苏州”。
双边关系史中一个新的周期
最近几年，国务资政吴作栋注意到中国探索对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意愿，提出合建生态城的构想，推动两国关系又迈前一步。
杨荣文总结说：“总的来说，我们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伙伴关系，很多年来中国都是新加坡最大的海外投资目的地。在经过前期一些磕磕绊绊以后，新加坡企业已经遍布中国，有的发展得相当好。反过来，也有超过3000家中国企业在新加坡，我有时候听说是3000家，有时4000家，搞得我都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家，但他们为数众多，而且在发展，他们在新加坡投射的影子越来越大，对应新加坡对中国参与程度的增长。”
“这几乎是新中漫长双边关系史中一个新的周期，现在我们是两个不同的政体，我相信在新的角色里，新加坡将对亚细安与中国关系的强化发挥重要作用。”
新中关系在各领域得到发展
记者问到李光耀资政在新中关系中的作用，以及在下一代新中领导人的交往中，这样的作用与影响力能否继续。
杨荣文说：“李资政在中国享有很高声望，他与中国有长期的交往，也在重要方面对中国给予了帮助。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我们不能重现的现象，就好像中国不可能再出现一个邓小平。随着历史演进，我们的关系将以不同方式往前发展，现在不会只有一个基石，而是会有好多柱子，我们不只在建立单一结构，而是一整个构架。”
他将现在的新中关系形容为“多层面、多面向、有不同色彩，越来越丰富，在各种领域发展”。“潮水有时候强，有时候变弱，但潮水的流动永不止息。我想我们现在处于潮水的高点，在文化、政治、经济各领域、不同年代的中国人与新加坡人在交流，甚至还包括跨国通婚，这是交流的最高形式。”
外长在这个比喻用了潮水、变化与循环的概念，再一次融合了东西方的智慧。
中国—亚细安自贸区 是对中国战略眼光的献礼
新加坡是亚细安的活跃成员，也是区域合作的积极支持者。中国官方媒体叙述新中关系时，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句话：“中国支持新加坡在亚细安一体化进程和区域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新中双边关系发展中，新加坡、亚细安与中国的多边关系近年显得日益重要。谈到此，杨荣文赞扬中国对于发展与亚细安关系的战略远见，也有感于中国高层对于中国—亚细安共荣未来的坚定且一贯态度，他也不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将亚细安收纳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中国—亚细安自贸区的概念，最早是由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提出，杨荣文还记得朱镕基当年在其中一场会议中这样说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东盟的发展，东盟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发展。”
中国—亚细安自贸区的概念刚提出时，亚细安国家并不确定要如何回应，新加坡是自贸协定最强力的支持者，由此将中国与亚细安的未来联系确定了下来。
杨荣文回忆说，最初中方官员谈判态度强硬，亚细安国家不是太愉快。事情传到朱镕基耳里，他提醒贸易官员这项协定的重要的政治战略意义。结果是中方官员让步，双方完成早期收获协议，接着是货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贸易的协定，到最终达成了全面自贸协定。他认为，中国—亚细安自贸区的成立，显出中国的战略眼光。
亚细安与中国不会是排他关系
不过同样清楚的另一点是：亚细安与中国之间，不会是排他的关系。
杨荣文指出：“从亚细安的角度看，亚细安的未来不只是与中国绑在一起，它也同时与印度、与发达国家、与日本紧密联系，我们的政策也是所有人都保持友好、保持中立。
“但是在总的格局中，亚细安与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未来还会更重要。就像在历史中一样，中国的繁荣会给东南亚带来繁荣，不管是唐朝或者是宋、元、明，明代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为马六甲的崛起提供了经济基础，一直到清朝。我相信，在这个世纪里同样的事情会再发生：一个经济发达的中国会给东南亚带来繁荣。而我们幸运的地方，是现在不只有中国，另一边的印度也在发展，东南亚将因这两个古老国家的重新崛起而大大获益。”
他不认为中国的崛起，会迫使亚细安改变在它区域政治格局中的定位。因为21世纪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网络世界”，国际外交不应该被视为零和游戏，每增加一个联系点，整个联络网的价值将会得到提升。
亚细安与中国的关系，长期而言是建设性与互惠关系，但是双方也可能时不时出现利益冲突与问题，因此双方应该保持长远眼光，并且照顾对方利益。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双边关系将不断加强巩固；如果有任何一方基于短期考虑而忽略长期战略，关系可能出现不必要的挫折，但是杨荣文认为，总体而言，双方还是有互信。
他也记得2002年当中国与亚细安领导人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提出建立自贸协定时，朱镕基表明中国不谋求在亚细安形成排他性的独特位置，换言之，中国没有将亚细安视为它的附属地区，而是一个独立的地区。
“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也是中国所采取的一种大方做法。他明白我们与世界各地已有联系，中国也要成为有联系的一方。
“随着这个图景越来越多元，天枰的倾向肯定会改变的，无论是在经济领域、军事领域都好，我们必须不断地进行调整，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一个总体的平衡。我觉得我们应该遵循中庸里的智慧。
“我记得三字经里是这么说的：‘中不偏、庸不易’。换句话说，你不能僵直不动。如果你腿脚笨拙，大船摇晃时你就会跌倒。所以你必须灵敏地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所以很自然地，当我们跟某一个国家的关系变得太不平衡，我们就会设法平衡它，可能是与那个国家做调整，或者与其他国家。”
中国不会成为西方式帝国
中国在快速的崛起中，目前的趋势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年内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的崛起被形容为本世纪最重要的现象，但是威胁论的说法也始终消解不去。
对于威胁论，杨荣文认为亚细安可以不必太忧虑。东南亚国家都不是第一次看到中国崛起，在历史上它几乎没有侵略过东南亚，而且按照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人也没有兴趣将其他人变成中国人。
杨荣文举出了犹太人做对比：你可以说他们的语言，喜欢他们的食物，大家做朋友，但是你自称是他们的一员，如果你自认是犹太人，他们反而觉得很不自在。
“这是一种愿意接受大家和而不同的心态，中国人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的文化与特性，他们也会在承认大家都不同的基础上，和你打交道。”
“当然，他们有利益，他们要求他们的重要关切受到尊重，否则他们会向你施压。但是中国演变成西方式的帝国，攻城掠地发展殖民地，我不相信那会发生，这不在他们的历史、文化与文明传统中。”
但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却是另一个问题，因为任何新大国的崛起，都会造成现有大国的不自在，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需要把握新的平衡点，这个过程有时候可以是充满紧张的。
杨荣文说：“接下来，亚洲‘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答案都将指向中美关系的问题。我认为中国领导人说得很对，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的利益是对立的，同时也坏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有太多共同利益。所以他们必须要在这个矛盾的格局里去设法协调出新的出路。”
“如果这个主轴能维持住，现在的结构将可以保持，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可以活动发展的空间；如果维持不了，世界将变得非常不同。”
杨荣文精彩语录
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所有亚细安国家都知道，单凭哪个国家个别的力量，都不可能有任何基础去平等地和中国、印度相处。所以我们还是保持在一起，组成一个6亿人口的大社群，占领世界两大洋之间的战略位置。在这个基础上，带着尊严与足够的体积，来与中国、印度、以及世界上其他的大国相处。
你如果变得不再精彩，你会被忽略过去；你想垄断一切，你会被忽略过去；只有当你能够为网络里的其他成员提供有益的服务，你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网点（node）。所以这对新加坡来说很关键，我们必须为他人服务，一直发挥作用，表现我们对其他人的价值。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继续表现我们的用处，继续生存。
血缘因素在两国关系中依然发挥作用。总体而言，文化与血缘的联系让新中更了解彼此，所以是加分作用。但偶尔也会引起不切实际与虚假的期望，例如去年当李资政在美国提出亚洲需要美国平衡中国力量的言论被错误地翻译成要“制衡”中国时，在中国网民间激起反弹，我想他们忘记李资政不是中国公民。
《联合早报》
11 September 2010
人情味。退而不休。生产力
和往常的星期天一样，我和父亲到附近的咖啡店吃午餐。午餐结束，咖啡店的阿婆像往日一样，收拾碗盘并且擦桌子，我看到桌子上有一些擦不干净的地方，就顺手拿了桌布擦了一擦。阿婆说：桌子是大理石的，很难擦。我回答：是啊，很难擦。然后阿婆就继续做其它的工作。事实上因为大理石的不规则图案，令阿婆看不清楚。桌子最后还遗留下一点点的辣椒汁，我和父亲继续喝着我们未喝完的咖啡。
几年在台湾花莲的生活，让我看到了城市之外的人情味。我刚到台湾还没有买冬天的棉被，一个在花莲背包旅行的台北人，在认识了不到两三小时候，就把他随行的睡袋送给我。我和太太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骑摩多车上山旅行，结果太太病倒；打电话给朋友求助，朋友的朋友在山上旅店工作，她二话不说就把她的宿舍房间，让给我太太休息。还有多次因为不熟悉交通而乱闯交通，不但没有被罚款，反而得到护送和协助。有些时候在摊贩吃饭，老板甚至因为我们是外国学生，怕我们吃不饱而多给我们两根菜、一颗馄饨。这些都让我感到台湾，尤其是花莲的人情味。
如果用新加坡人的守法重效率的脑袋来想：乱闯交通没有被罚，等于执法不严厉；在没有得到上司的批准就让陌生人住宿舍，等于不守公司规定，而且影响工作效率；桌子擦不干净就是生产力少一点、卫生水准差一点；摊贩多给一些食物，可能会减少利润，最后影响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在这些执法效率、规定有效性、生产力、卫生水准、利润、国民生产总值的考量下，人情味就被洗涮得像我们城市一般的一尘不染。
如果继续用我们喜欢的经济理论来谈，所有的选择和决定都有其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城市多一点人情味，我们就非得牺牲一点点我们的执法效率、规定有效性、生产力、卫生水准、利润、国民生产总值。反之亦然（vice versa）。
9月4日海峡时报报道，李光耀资政鼓励新加坡的长者继续做他们能够从事的工作。在谈到关于低技能、低收入的年长者，李光耀资政认为他们可以从重型手工业，转行到服务与娱乐的轻工业，到饭店、娱乐、餐厅、零售等行业，前面柜台或者后勤支持的工作。
前阵子刚好遇到一个长者，他在船厂烧焊了一辈子，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现在到餐厅打工，因为一辈子干粗活，连洗个碗都会粗手粗脚，所以老板嫌弃他，现在正在到处找工作。我不期然的想起一首小时候听过的儿歌，歌曲大略是这样：“路边有颗螺丝帽，弟弟上学看见了。螺丝帽虽然小，祖国建设不可少。捡起来、瞧一瞧，擦擦干净多么好。送给工人叔叔，把它装在机器上。嘿！机器唱歌我们拍手笑。”
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当然就像一颗小螺丝帽一样，希望在国家的建设和繁荣贡献出我们的小小力量。我们也希望能够像小螺丝帽一样，能在不同的机器上运作，能够在不同的行业工作。但是，人毕竟不是螺丝帽，即使螺丝帽也会因为时间而损耗。长者因为年纪大，体力差，眼力听力不好的情况下，继续工作的话，必然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做的十分完美。我想要问的是，我们的社会已经准备容忍这些小小的缺憾了吗？我们已经准备为了接纳这些长者的不完美，而牺牲我们一点点的生产力、卫生水准、利润、国民生产总值了吗？
这几年广告界掀起一场温情风，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马来西亚导演雅丝敏•阿莫(Yasmin Ahmad)为社会青年体育部，制作的关于推广家庭的广告。广告中的太太在先生的葬礼上提到先生生前的种种小缺点，但是她的最后总结是：“到生命的最后，总是这些小小的事情，让我们永远记得，是这些小小的‘不完美’一起组成生命的‘完美’”。 (In the end, it’s these small things that you remember. It’s these little imperfections that make them perfect for you.）
http://clang13.multiply.com/video/item/45/45
我不知道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能牺牲一点成就和生产力，来容纳我们长者的小缺憾，增加一点点人情味。但是我能肯定的是，下个星期天我和父亲一样会在那张擦得不完全干净的桌子上继续喝咖啡。
06 September 2010
LET ME DECIDE 让我们自行决定 (Chinese Subtitles)
LET ME DECIDE 让我们自行决定 (Chinese Subtitles)
www.youtube.com
查寻网站 http://let-me-decide.tumblr.com/
一个优秀的社群靠的是附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是审查官武断的决定。 审查官不能为我决定我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 若我不能为自己做出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判断，那审查官凭什么认为他们能？ 严厉的审查将防碍新加坡发展成国际都会的进程，还有剥夺我们自主的权利。 是时候对审查制度说不了！是时候让我们自行决定了。
查寻网站 http://let-me-decide.tumblr.com/
Visit http://let-me-decide.tumblr.com/
A society's "competitive edge" is marked by its ability to think for itself, not by a censor's arbitrary scissors.
I am responsible for my morals and values, not the censor.
If I'm not the best judge of what is "appropriate" for me, what makes the censors think they are better?
And why do they claim they are "protecting" us, when they are harming Singapore's development into a global city - and assaulting my right to judge for myself?
It's time to say thanks but no thanks to censorship. It's time to LET ME DECIDE.
Visit http://let-me-decide.tumblr.com/
29 August 2010
Singaporean arrested after Facebook attack on govt - XinMSN News: Singapore News “要烧维文和行动党” 男子面簿留言煽动被捕
http://news.xin.msn.com/en/regional/article.aspx?cp-documentid=4295467
By Agence France-Presse, Updated: 25/08/2010
Singaporean arrested after Facebook attack on govt
A Singaporean man who attacked the ruling party on Facebook and urge people to "burn" a cabinet minister has been arrested on charges of inciting violence, police said Wednesday.
In a statement, police said they had arrested a "man in his late 20s" on Tuesday "in connection with investigations into offences related to incitement of violence".
The statement did not name the man or give details of the offence, but said that he was released on bail pending further investigation.
Local media identified him as Abdul Malik Ghazali, 27, who posted a series of comments on th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critical of how Singapore is hosting the inaugural Youth Olympic Games (YOG).
The August 14-26 event, held for competitors aged from 14 to 18, has generated limited public interest, with many events blighted by empty seats and the host country's athletes faring badly.
Vivian Balakrishnan, the minister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youth and sports, has come under particular fire from online critics over the games.
Abdul Malik's postings on his own Facebook page and on a separate group account called "I hate the Youth Olympic Games Organising Committee" are also critical of Singapore's ruling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Abdul Malik, who works for a company specialising in wood and flooring, said on his Facebook page that he was arrested "due to my involvement in anti-YOG and anti-PAP Facebook pages".
One of his postings highlighted recent floods in Singapore, the escape of detained terror suspect Mas Selamat Kastari, the amount of money spent to host the games and reports of the poor standard of food served for games volunteers.
He said it was time to "burn" the sports minister and the PAP.
"Rally together and vote them out!!!" he wrote.
Abdul Malik said in comments published Wednesday by The New Paper that "the comment is a metaphor".
"I did not intend for it to be taken literally. I did not mean for someone to actually burn," he said.
In another posting, Abdul Malik referred to a version of the communist anthem The Internationale on YouTube and wrote: "This song is a call to rise against tyranny and oppression... Very suited to what is happening now in Singapore."
Prosperous Singapore -- which is spending close to 300 million US dollars to host the games, more than three times original projections -- follows a hardline policy on political dissent.
Public protests are banned without a police permit and anti-government critics in the political opposition and media have been successfully sued for defamation by top officials.
Some in cyberspace rallied to Abdul Malik's defence.
One Facebook poster calling himself "Kok Meng" wrote "seems like even metaphors are forbidden these days".
"Police should get a grip and let loose. We are a democracy."
Abstract from xin msn news
http://news.xin.msn.com/en/regional/article.aspx?cp-documentid=4295467
By Agence France-Presse, Updated: 25/08/2010
Singaporean arrested after Facebook attack on govt
A Singaporean man who attacked the ruling party on Facebook and urge people to "burn" a cabinet minister has been arrested on charges of inciting violence, police said Wednesday.
In a statement, police said they had arrested a "man in his late 20s" on Tuesday "in connection with investigations into offences related to incitement of violence".
The statement did not name the man or give details of the offence, but said that he was released on bail pending further investigation.
Local media identified him as Abdul Malik Ghazali, 27, who posted a series of comments on th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critical of how Singapore is hosting the inaugural Youth Olympic Games (YOG).
The August 14-26 event, held for competitors aged from 14 to 18, has generated limited public interest, with many events blighted by empty seats and the host country's athletes faring badly.
Vivian Balakrishnan, the minister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youth and sports, has come under particular fire from online critics over the games.
Abdul Malik's postings on his own Facebook page and on a separate group account called "I hate the Youth Olympic Games Organising Committee" are also critical of Singapore's ruling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Abdul Malik, who works for a company specialising in wood and flooring, said on his Facebook page that he was arrested "due to my involvement in anti-YOG and anti-PAP Facebook pages".
One of his postings highlighted recent floods in Singapore, the escape of detained terror suspect Mas Selamat Kastari, the amount of money spent to host the games and reports of the poor standard of food served for games volunteers.
He said it was time to "burn" the sports minister and the PAP.
"Rally together and vote them out!!!" he wrote.
Abdul Malik said in comments published Wednesday by The New Paper that "the comment is a metaphor".
"I did not intend for it to be taken literally. I did not mean for someone to actually burn," he said.
In another posting, Abdul Malik referred to a version of the communist anthem The Internationale on YouTube and wrote: "This song is a call to rise against tyranny and oppression... Very suited to what is happening now in Singapore."
Prosperous Singapore -- which is spending close to 300 million US dollars to host the games, more than three times original projections -- follows a hardline policy on political dissent.
Public protests are banned without a police permit and anti-government critics in the political opposition and media have been successfully sued for defamation by top officials.
Some in cyberspace rallied to Abdul Malik's defence.
One Facebook poster calling himself "Kok Meng" wrote "seems like even metaphors are forbidden these days".
"Police should get a grip and let loose. We are a democracy."
Abstract from xin msn news
http://news.xin.msn.com/en/regional/article.aspx?cp-documentid=4295467
19 November 2009
李资政：关于双语政策，我当初的前提是错误的
http://www.zaobao.com/sp/sp091118_001.shtml
李资政：引起学生对华文兴趣 是教育部当务之急
（2009-11-18）
● 周殊钦
内阁资政李光耀承认，政府早年推行双语政策时，以为所有学生透过死记硬背就能同时学好两种语文的教学方法，是走错了方向，他将在有生之年把过去的错误完全纠正过来。
为此，他强调教育部必须利用能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方式去扭转华文的教学情况。
他昨晚为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主持开幕式时讲话，指出我国当前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引导家庭用语为英语的孩童对华文学习产生好感，进而乐意去学习这门语文。而一种可行的方法就是先引起他们对华文的兴趣。
“我要所有的年轻教育工作者都明白这就是我们下来的发展方向，要使用信息科技、透过戏剧及以任何一种能抓住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不管他们掌握到何种程度，只要让他们喜欢上这门语文，认为这是好玩的，以后就会使用。”
李资政以本身作为双语政策倡导者对我国语言政策演变的观察，以及个人曾学习多达六种语言的经验，针对这项政策是如何一开始就在错误的前提下实施，到政策要如何顺应未来的语言环境的需要，同上百名教育工作者分享心得。
他坦言政府早年的双语政策的实施方式，因为当初对人类学习语言能力的误解，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而规定学生听写、默写的教学方式简直是“疯狂”的，而且也因为没考虑到讲英语学生的心理，没使用以英语教华文的灵活教学方式，导致许多学生完全排斥华文，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教育部门里，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双语政策。因这是我一直都在坚持推行的，但我当初的前提是错误的。我原本以为只要智力相同，人们就能学好两种语文。”
然而，后来的科学研究，包括移居美国的第二代中国人未必就一定能学好华文，以及他对本身尽管曾学习多种语言，成果却有别的体悟，让他相信语言的学习必须先从抓住学生的兴趣开始。
“渐渐的，我介入了教导语文的政策，并坚持要以我的经验来引导政策的方向。我是在冒险，我开始时做错了，但是我要将它纠正过来。虽然尚未完全纠正过来，但是如果我能活得更久，我一定会把它给改过来。”
每年都到中国访问的李资政，也举当地最优秀的通译员为例，指出由于他们的第一语文是华文，所以在进行英译中的通译时如鱼得水，但是在中译英时，就未必能做得一样精确。
“我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以同样的程度来掌握好两种语文。如果你认为自己可以，那是在自欺欺人。”他认为对一门语言的学习，离不开它的实用性。因此他要求教育部着重让学生学习汉语拼音及认字，因为写字这个学习环节未来的实用性已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学生能透过电脑的帮助进行简单的中英翻译，即表示他们了解这两种语言，这该是未来的教学方向。
他指出，家长和孩子其实都了解在未来的世界，懂得华文就等于有了额外的市场价值。因此，重要的是要在学生身上打下一定的华文基础，让他们日后如果到了中国等需要使用华文的地方工作，即使一时生疏，很快就能重新掌握。
华文教研中心董事会主席胡以晨在开幕式上讲话时表示，政府所推行的双语政策使新加坡拥有庞大的以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教学实验场。华文教研中心要是成功发展，还可成为外国双语教学的典范。
读者有兴趣聆听李资政昨晚的演讲，今天下午可上omy.sg网站。
李资政：引起学生对华文兴趣 是教育部当务之急
（2009-11-18）
● 周殊钦
内阁资政李光耀承认，政府早年推行双语政策时，以为所有学生透过死记硬背就能同时学好两种语文的教学方法，是走错了方向，他将在有生之年把过去的错误完全纠正过来。
为此，他强调教育部必须利用能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方式去扭转华文的教学情况。
他昨晚为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主持开幕式时讲话，指出我国当前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引导家庭用语为英语的孩童对华文学习产生好感，进而乐意去学习这门语文。而一种可行的方法就是先引起他们对华文的兴趣。
“我要所有的年轻教育工作者都明白这就是我们下来的发展方向，要使用信息科技、透过戏剧及以任何一种能抓住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不管他们掌握到何种程度，只要让他们喜欢上这门语文，认为这是好玩的，以后就会使用。”
李资政以本身作为双语政策倡导者对我国语言政策演变的观察，以及个人曾学习多达六种语言的经验，针对这项政策是如何一开始就在错误的前提下实施，到政策要如何顺应未来的语言环境的需要，同上百名教育工作者分享心得。
他坦言政府早年的双语政策的实施方式，因为当初对人类学习语言能力的误解，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而规定学生听写、默写的教学方式简直是“疯狂”的，而且也因为没考虑到讲英语学生的心理，没使用以英语教华文的灵活教学方式，导致许多学生完全排斥华文，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教育部门里，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双语政策。因这是我一直都在坚持推行的，但我当初的前提是错误的。我原本以为只要智力相同，人们就能学好两种语文。”
然而，后来的科学研究，包括移居美国的第二代中国人未必就一定能学好华文，以及他对本身尽管曾学习多种语言，成果却有别的体悟，让他相信语言的学习必须先从抓住学生的兴趣开始。
“渐渐的，我介入了教导语文的政策，并坚持要以我的经验来引导政策的方向。我是在冒险，我开始时做错了，但是我要将它纠正过来。虽然尚未完全纠正过来，但是如果我能活得更久，我一定会把它给改过来。”
每年都到中国访问的李资政，也举当地最优秀的通译员为例，指出由于他们的第一语文是华文，所以在进行英译中的通译时如鱼得水，但是在中译英时，就未必能做得一样精确。
“我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以同样的程度来掌握好两种语文。如果你认为自己可以，那是在自欺欺人。”他认为对一门语言的学习，离不开它的实用性。因此他要求教育部着重让学生学习汉语拼音及认字，因为写字这个学习环节未来的实用性已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学生能透过电脑的帮助进行简单的中英翻译，即表示他们了解这两种语言，这该是未来的教学方向。
他指出，家长和孩子其实都了解在未来的世界，懂得华文就等于有了额外的市场价值。因此，重要的是要在学生身上打下一定的华文基础，让他们日后如果到了中国等需要使用华文的地方工作，即使一时生疏，很快就能重新掌握。
华文教研中心董事会主席胡以晨在开幕式上讲话时表示，政府所推行的双语政策使新加坡拥有庞大的以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教学实验场。华文教研中心要是成功发展，还可成为外国双语教学的典范。
读者有兴趣聆听李资政昨晚的演讲，今天下午可上omy.sg网站。
17 October 2009
新加坡马来人看“我也是马来人”的含义
http://www.zaobao.com/yl/yl091013_002.shtml
新加坡马来人看“我也是马来人”的含义
（2009-10-13）
● 陈妙华
狮城脉搏
马阿洛夫说，马来西亚宪法对马来人的定义是：信仰伊斯兰教，讲马来话，遵守马来习俗。这与新加坡不同。新加坡的宪法规定：马来人是本国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他们的利益应该得到政府的保护。
再益·依布拉欣认为，马来人是可以成功的，不需要害怕其他种族的竞争，也不需要受保护。……马来人的真正成功应该来自于自己的本事、勤力工作、良好教育、自尊自重，负责任和良好品德。
45年前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新马两国马来人因而有了不同的发展。当时有些马来西亚马来人觉得新加坡马来人变成少数民族，在“任人唯贤”政策下无法竞争，很可怜。有些新加坡马来人起初也很悲观。但随着时势的发展，时间的推移，现在有些新加坡马来人已觉得自己不必事事靠政府优待，能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就，比马来西亚马来人更值得自傲、更有成就感。
新马两国对马来人的不同定义
最近新加坡马来文报《每日新闻》（Berita Harian）发表特约作者马阿洛夫（Maarof Salleh）的一篇特稿，似乎就代表了一些新加坡马来知识分子的上述观点。
马阿洛夫的文章题为“评介‘我也是马来人’的含义”。
《我也是马来人》是再益·依布拉欣（Zaid Ibrahim）所写书本的名称，也是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再益·依布拉欣是阿都拉·巴达威当首相时的前首相署部长，负责推行司法改革。他因不满警方动用内安法令逮捕国会议员及华文报记者，于2008年9月愤而辞职。后来他加入安华的反对党人民联盟。
马阿洛夫在上述特稿中说，他读了再益·依布拉欣的这本书，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一个来自吉兰丹，讲马来话，信仰伊斯兰教，遵行马来习俗和文化，当了23年巫统党员，并且曾经担任马来西亚内阁部长的人，还需要强调自己是马来人？
马阿洛夫说，他对再益·依布拉欣与巫统一些领袖的内斗不感兴趣。他只想了解：这本书所界定的“马来人”含义是什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他说，众所周知，马来西亚宪法对马来人的定义是：信仰伊斯兰教，讲马来话，遵守马来习俗。这与新加坡不同。新加坡的宪法规定：马来人是本国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他们的利益应该得到政府的保护。
在新加坡，“马来人”的含义也根据需要和作用而不同，例如申请免费就学和当集选区候选人等。
“马来人主权”反映的是特权
再益·依布拉欣在书中写道：“当我说‘我也是马来人’的时候，我是向大家介绍，我确实是传统的马来人。我的祖先生死都在吉兰丹。他们不是来自阿拉伯半岛、也门、土耳其或印尼。我不仅仅是联邦宪法上规定的马来人，我也是世代相传的马来人。我是以马来人的传统和习俗为荣的马来人。我热爱马来艺术、马来音乐和马来语。”
他认为，马来人不应该只因出身为马来人，而他还应该是以马来传统和习俗为荣，热爱马来艺术、音乐和马来语的马来人。
用这样的标准，他批评“一些马来领袖犯上一个毛病，不断地寻找新精神和特性以吸引和鼓励马来人向前进，而对那些敢于批评”给马来人优惠政策“的人戴上”非马来人“的帽子。
他说，所谓“马来人主权（Ketuanan Melayu）”，在马来亚争取独立斗争中根本就没听说过。它是马哈迪时代巫统的阿都拉阿末（Abdullah Ahmad）在新加坡的一场演讲中提及的。
再益·依布拉欣认为，那概念所反映的是马来人的特权，只因为马来人是源自马来亚（Tanah Melayu）。
阿都拉阿末认为，1969年的种族暴乱就是因为有人挑战马来人主权概念而引发的。
作为一名律师，再益·依布拉欣阐明，“我国宪法中并没有‘马来人主权’的条文”。
他也提醒说，1971年开始实施的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DEB）早已于1990年结束。那显示马来西亚消灭贫穷和重组社会结构的计划已经结束了。不过因为调查显示这样的努力还得继续，因而政府推出了国家建设计划（DPN）。
新经济政策和国家建设计划实际上是有差别的。前者获得政府全体成员党的同意。后者则只根据巫统的模式，因为当时的巫统地位强大。
新经济政策的主旨是消灭贫穷和重组马来西亚经济结构。国家建设计划则更注重给土著特权，以便制造出马来资本家。
再益·依布拉欣对国家建设计划被错误地当作新经济政策的批评，被指是数典忘祖，不爱自己的民族。
他辩解说：“马来人可以当自己的主人（Tuan），只要他能够勤力工作，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成功人士的品格：良好的工作态度，负责任，自尊自强，不贪污不滥权。
马来人的成功之道
马阿洛夫在特稿中说：“他（再益·依布拉欣）这样的观点似乎太理想主义。但他自己却以自己和家族的成就证明了这点，其中之一是开设了马来西亚最大的律师楼。”
再益·依布拉欣也说，他的那些成就靠的主要是能力和勤力工作，没有得到任何方面的特权和优惠。而他的孩子们“不是因为在考试中获得9个A或打破什么什么记录。而是因为他们有良好的态度、价值观和人生观因而充满自信心，让他和妻子觉得他们将来会在生活中继续取得成功。”
他也说，他在巫统观察到的两个政治价值观是：第一，一个人要在政治上获得利益或出位，就必须成帮结派，而且他的帮派必须有个老大(godfather)。 第二，不要表现得太能干。例如为增强党的力量而提出新思想或新建议。他只讲领袖喜欢听的话，以博取领袖的欢心。
对此，马阿洛夫写道：我不知道那样的价值观是否只存在于巫统，或者也存在于其他政党，或普遍存在于马来社会各机构之中？
再益·依布拉欣认为，马来人是可以成功的，不需要害怕其他种族的竞争，也不需要受保护。也就是说，马来人必须抗拒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马来人可以成功，不必依靠别人的同情。马来人的真正成功应该来自于自己的本事、勤力工作、良好教育、自尊自重，负责任和良好品德。
马阿洛夫写道：这样的品德要求只是再益·依布拉欣自己的理想，或是马来人原本就具有这样的品性，只是被他们的一些领袖滥权消耗掉了呢？
又或者，这样的品质实际上也是普世性的？
马阿洛夫认为，无论答案是什么，再益·依布拉欣所提的这种品质都应该让马来人感到骄傲，从而努力追求实现之。
我觉得，马阿洛夫的上述结论，正逐渐在新加坡的马来社会中加强。我所认识的许多马来知识分子就非常重视儿女的教育，时时督促孩子们追求卓越。他们自己也相当努力，在各领域中力求上进。这是值得赞扬和鼓励的趋势。祝愿马来人取得更大的成功。
作者是精通马来语的退休报人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yl/yl091013_002.shtml
新加坡马来人看“我也是马来人”的含义
（2009-10-13）
● 陈妙华
狮城脉搏
马阿洛夫说，马来西亚宪法对马来人的定义是：信仰伊斯兰教，讲马来话，遵守马来习俗。这与新加坡不同。新加坡的宪法规定：马来人是本国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他们的利益应该得到政府的保护。
再益·依布拉欣认为，马来人是可以成功的，不需要害怕其他种族的竞争，也不需要受保护。……马来人的真正成功应该来自于自己的本事、勤力工作、良好教育、自尊自重，负责任和良好品德。
45年前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新马两国马来人因而有了不同的发展。当时有些马来西亚马来人觉得新加坡马来人变成少数民族，在“任人唯贤”政策下无法竞争，很可怜。有些新加坡马来人起初也很悲观。但随着时势的发展，时间的推移，现在有些新加坡马来人已觉得自己不必事事靠政府优待，能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就，比马来西亚马来人更值得自傲、更有成就感。
新马两国对马来人的不同定义
最近新加坡马来文报《每日新闻》（Berita Harian）发表特约作者马阿洛夫（Maarof Salleh）的一篇特稿，似乎就代表了一些新加坡马来知识分子的上述观点。
马阿洛夫的文章题为“评介‘我也是马来人’的含义”。
《我也是马来人》是再益·依布拉欣（Zaid Ibrahim）所写书本的名称，也是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再益·依布拉欣是阿都拉·巴达威当首相时的前首相署部长，负责推行司法改革。他因不满警方动用内安法令逮捕国会议员及华文报记者，于2008年9月愤而辞职。后来他加入安华的反对党人民联盟。
马阿洛夫在上述特稿中说，他读了再益·依布拉欣的这本书，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一个来自吉兰丹，讲马来话，信仰伊斯兰教，遵行马来习俗和文化，当了23年巫统党员，并且曾经担任马来西亚内阁部长的人，还需要强调自己是马来人？
马阿洛夫说，他对再益·依布拉欣与巫统一些领袖的内斗不感兴趣。他只想了解：这本书所界定的“马来人”含义是什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他说，众所周知，马来西亚宪法对马来人的定义是：信仰伊斯兰教，讲马来话，遵守马来习俗。这与新加坡不同。新加坡的宪法规定：马来人是本国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他们的利益应该得到政府的保护。
在新加坡，“马来人”的含义也根据需要和作用而不同，例如申请免费就学和当集选区候选人等。
“马来人主权”反映的是特权
再益·依布拉欣在书中写道：“当我说‘我也是马来人’的时候，我是向大家介绍，我确实是传统的马来人。我的祖先生死都在吉兰丹。他们不是来自阿拉伯半岛、也门、土耳其或印尼。我不仅仅是联邦宪法上规定的马来人，我也是世代相传的马来人。我是以马来人的传统和习俗为荣的马来人。我热爱马来艺术、马来音乐和马来语。”
他认为，马来人不应该只因出身为马来人，而他还应该是以马来传统和习俗为荣，热爱马来艺术、音乐和马来语的马来人。
用这样的标准，他批评“一些马来领袖犯上一个毛病，不断地寻找新精神和特性以吸引和鼓励马来人向前进，而对那些敢于批评”给马来人优惠政策“的人戴上”非马来人“的帽子。
他说，所谓“马来人主权（Ketuanan Melayu）”，在马来亚争取独立斗争中根本就没听说过。它是马哈迪时代巫统的阿都拉阿末（Abdullah Ahmad）在新加坡的一场演讲中提及的。
再益·依布拉欣认为，那概念所反映的是马来人的特权，只因为马来人是源自马来亚（Tanah Melayu）。
阿都拉阿末认为，1969年的种族暴乱就是因为有人挑战马来人主权概念而引发的。
作为一名律师，再益·依布拉欣阐明，“我国宪法中并没有‘马来人主权’的条文”。
他也提醒说，1971年开始实施的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DEB）早已于1990年结束。那显示马来西亚消灭贫穷和重组社会结构的计划已经结束了。不过因为调查显示这样的努力还得继续，因而政府推出了国家建设计划（DPN）。
新经济政策和国家建设计划实际上是有差别的。前者获得政府全体成员党的同意。后者则只根据巫统的模式，因为当时的巫统地位强大。
新经济政策的主旨是消灭贫穷和重组马来西亚经济结构。国家建设计划则更注重给土著特权，以便制造出马来资本家。
再益·依布拉欣对国家建设计划被错误地当作新经济政策的批评，被指是数典忘祖，不爱自己的民族。
他辩解说：“马来人可以当自己的主人（Tuan），只要他能够勤力工作，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成功人士的品格：良好的工作态度，负责任，自尊自强，不贪污不滥权。
马来人的成功之道
马阿洛夫在特稿中说：“他（再益·依布拉欣）这样的观点似乎太理想主义。但他自己却以自己和家族的成就证明了这点，其中之一是开设了马来西亚最大的律师楼。”
再益·依布拉欣也说，他的那些成就靠的主要是能力和勤力工作，没有得到任何方面的特权和优惠。而他的孩子们“不是因为在考试中获得9个A或打破什么什么记录。而是因为他们有良好的态度、价值观和人生观因而充满自信心，让他和妻子觉得他们将来会在生活中继续取得成功。”
他也说，他在巫统观察到的两个政治价值观是：第一，一个人要在政治上获得利益或出位，就必须成帮结派，而且他的帮派必须有个老大(godfather)。 第二，不要表现得太能干。例如为增强党的力量而提出新思想或新建议。他只讲领袖喜欢听的话，以博取领袖的欢心。
对此，马阿洛夫写道：我不知道那样的价值观是否只存在于巫统，或者也存在于其他政党，或普遍存在于马来社会各机构之中？
再益·依布拉欣认为，马来人是可以成功的，不需要害怕其他种族的竞争，也不需要受保护。也就是说，马来人必须抗拒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马来人可以成功，不必依靠别人的同情。马来人的真正成功应该来自于自己的本事、勤力工作、良好教育、自尊自重，负责任和良好品德。
马阿洛夫写道：这样的品德要求只是再益·依布拉欣自己的理想，或是马来人原本就具有这样的品性，只是被他们的一些领袖滥权消耗掉了呢？
又或者，这样的品质实际上也是普世性的？
马阿洛夫认为，无论答案是什么，再益·依布拉欣所提的这种品质都应该让马来人感到骄傲，从而努力追求实现之。
我觉得，马阿洛夫的上述结论，正逐渐在新加坡的马来社会中加强。我所认识的许多马来知识分子就非常重视儿女的教育，时时督促孩子们追求卓越。他们自己也相当努力，在各领域中力求上进。这是值得赞扬和鼓励的趋势。祝愿马来人取得更大的成功。
作者是精通马来语的退休报人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yl/yl091013_002.shtml
13 October 2009
给看表面现象与数据做的决策人
http://www.zaobao.com/yl/yl091011_003.shtml
为了看远一点
（2009-10-11）
● 吴新慧
慢三拍
为社会为国家，甚至是为个人利益，也许我们都知道要看远一点，但在看远的同时，也要看得细，更准确了解市场需求及各阶层市民的期望。这需要从人心角度出发。
上课，总是能得到一些启发。澳洲来的讲员要我们从一个清单中，排列出心目中一个成功的新闻从业主管级人员应具备的十大条件，包括新闻判断、独立思考、题材构思与经营、时间管理、人事管理等等。
综合大家的选择后，讲员抛了一句：“你们还是很着重新闻管理技能，人的管理技能还是倾向排在较后。”
的确没有人把人事管理或聆听雇员反馈等技能，列在主理新闻室的前三项。讲员的提醒，让十多个来自新马的学员有所领悟，相视而笑。
管理错位，往往是矛盾与误解的开始，摩擦不断加剧的苗头。最近在坊间循环的一股情绪，无论是对转售组屋价格及现金溢价在经济低迷中还不断攀升的焦虑，或是对一连几个私人经营的湿巴刹都将转手，成为冷气巴刹或超级市场的不满，或许都归根到怎么管理人们的期望。当国家的经济条件及社会结构已改变，人们对居住与生活的期望更见多元、分化时，主管部门如果还是很技术性或功能性地提出一刀切的行政方案，忽略了新加坡在很多方面已提升到从人心管理民间期望与需要的阶段，从不同管道汇集而来的怨气难免要一再循环。
建屋局上星期推出“剩余组屋销售计划”，有2132个单位供申请，以增加新组屋供应量来为组屋转售市场降温。当中有不少是在已完全发展的组屋区，包括宏茂桥、红山及金文泰。一对母女日前到大巴窑建屋局中心，母亲指着金文泰剩余组屋说，“靠近大学”，一定很抢手。“宏茂桥和红山也抢手，买房子一定要看远一点，不能只看现在需要。”
新加坡人“看远一点”的购屋文化，是国家长久以来采取务实及从长而计的治国方针调教出来的。从建国之初，组屋作为简单的栖身之所，到90年代作为资产增值计划的一部分，再到近年因人口老龄化，也被规划为国人养老的“老本钱”，公共住房一直随着国家及社会的演变而与时俱进。然而，这些“与时俱进”的功能，也不断推高了人们买房时的期望。
为何在推出的剩余组屋中，大多都是四房式组屋，三房式和五房式所剩无几？红山有256个四房式组屋供申请，五房式71个，三房式139个；大巴窑有14个四房式组屋，五房式2个；宏茂桥有141个四房式供申请，五房式49个，三房式29个。
上述母女，因为知道买房子“要看远一点”，所以“要买就买大的，地点要好的”。买大买好，看中房子增值及日后套现养老或其他用途的价值，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国家治国方针及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伴随而来的心态，如何还能以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及眼光来调节，要求人们在买房子选地点时，退而求其次？当国家及社会不断推高人们对生活、对养老的要求时，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以简单化的技术管理方法来化解更需要从人心或同理心来了解及管理的层层期望？
近日一连几个湿巴刹被一两个超市集团收购，可能转手为冷气巴刹或超市的事件，同样折射了更准确了解及处理市民期望的重要性。超市或湿巴刹的设立，都有它们存在的价值与社会功能，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冷气是新加坡人上菜市的必然选择，或反过来认为只有湿巴刹能提供价廉物美的服务，否则管理和经营上都可能出现误区。毕竟不是所有的菜肉市场都适宜冷气经营，也不是所有年轻上班族只愿意上超市，抗拒有异味的湿巴刹。在判断一种设施或服务有没有市场之前，更需要了解一些现象背后的因素。一些湿巴刹惨淡经营，是否更多是因为经营模式与服务时间无法配合当地居民的需要，尤其当那一区市镇以年轻家庭居多？
早在1994年，政府宣布逐步为每个新邻区中心建设私人湿巴刹时，相关业者就表示会以现代管理来经营，包括巴刹设施更明亮卫生，服务时间也会延长到晚上七八点等，以符合现代家庭的生活方式。当时宣布的这类新一代湿巴刹，就包括将转手给昇菘超市的实龙岗3道巴刹。转眼十多年，这些湿巴刹的业主和摊贩，在管理和经营上是否更得心应手？为何多数的营业时间仍是只到下午？为何近期会出现几个湿巴刹都要转手的现象？能简单的归结于湿巴刹不再有市场吗？
为社会为国家，甚至是为个人利益，也许我们都知道要看远一点，但在看远的同时，也要看得细，更准确了解市场需求及各阶层市民的期望。这需要从人心角度出发，不是单看表面现象与数据。
（作者是本报采访主任）
为了看远一点
（2009-10-11）
● 吴新慧
慢三拍
为社会为国家，甚至是为个人利益，也许我们都知道要看远一点，但在看远的同时，也要看得细，更准确了解市场需求及各阶层市民的期望。这需要从人心角度出发。
上课，总是能得到一些启发。澳洲来的讲员要我们从一个清单中，排列出心目中一个成功的新闻从业主管级人员应具备的十大条件，包括新闻判断、独立思考、题材构思与经营、时间管理、人事管理等等。
综合大家的选择后，讲员抛了一句：“你们还是很着重新闻管理技能，人的管理技能还是倾向排在较后。”
的确没有人把人事管理或聆听雇员反馈等技能，列在主理新闻室的前三项。讲员的提醒，让十多个来自新马的学员有所领悟，相视而笑。
管理错位，往往是矛盾与误解的开始，摩擦不断加剧的苗头。最近在坊间循环的一股情绪，无论是对转售组屋价格及现金溢价在经济低迷中还不断攀升的焦虑，或是对一连几个私人经营的湿巴刹都将转手，成为冷气巴刹或超级市场的不满，或许都归根到怎么管理人们的期望。当国家的经济条件及社会结构已改变，人们对居住与生活的期望更见多元、分化时，主管部门如果还是很技术性或功能性地提出一刀切的行政方案，忽略了新加坡在很多方面已提升到从人心管理民间期望与需要的阶段，从不同管道汇集而来的怨气难免要一再循环。
建屋局上星期推出“剩余组屋销售计划”，有2132个单位供申请，以增加新组屋供应量来为组屋转售市场降温。当中有不少是在已完全发展的组屋区，包括宏茂桥、红山及金文泰。一对母女日前到大巴窑建屋局中心，母亲指着金文泰剩余组屋说，“靠近大学”，一定很抢手。“宏茂桥和红山也抢手，买房子一定要看远一点，不能只看现在需要。”
新加坡人“看远一点”的购屋文化，是国家长久以来采取务实及从长而计的治国方针调教出来的。从建国之初，组屋作为简单的栖身之所，到90年代作为资产增值计划的一部分，再到近年因人口老龄化，也被规划为国人养老的“老本钱”，公共住房一直随着国家及社会的演变而与时俱进。然而，这些“与时俱进”的功能，也不断推高了人们买房时的期望。
为何在推出的剩余组屋中，大多都是四房式组屋，三房式和五房式所剩无几？红山有256个四房式组屋供申请，五房式71个，三房式139个；大巴窑有14个四房式组屋，五房式2个；宏茂桥有141个四房式供申请，五房式49个，三房式29个。
上述母女，因为知道买房子“要看远一点”，所以“要买就买大的，地点要好的”。买大买好，看中房子增值及日后套现养老或其他用途的价值，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国家治国方针及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伴随而来的心态，如何还能以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及眼光来调节，要求人们在买房子选地点时，退而求其次？当国家及社会不断推高人们对生活、对养老的要求时，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以简单化的技术管理方法来化解更需要从人心或同理心来了解及管理的层层期望？
近日一连几个湿巴刹被一两个超市集团收购，可能转手为冷气巴刹或超市的事件，同样折射了更准确了解及处理市民期望的重要性。超市或湿巴刹的设立，都有它们存在的价值与社会功能，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冷气是新加坡人上菜市的必然选择，或反过来认为只有湿巴刹能提供价廉物美的服务，否则管理和经营上都可能出现误区。毕竟不是所有的菜肉市场都适宜冷气经营，也不是所有年轻上班族只愿意上超市，抗拒有异味的湿巴刹。在判断一种设施或服务有没有市场之前，更需要了解一些现象背后的因素。一些湿巴刹惨淡经营，是否更多是因为经营模式与服务时间无法配合当地居民的需要，尤其当那一区市镇以年轻家庭居多？
早在1994年，政府宣布逐步为每个新邻区中心建设私人湿巴刹时，相关业者就表示会以现代管理来经营，包括巴刹设施更明亮卫生，服务时间也会延长到晚上七八点等，以符合现代家庭的生活方式。当时宣布的这类新一代湿巴刹，就包括将转手给昇菘超市的实龙岗3道巴刹。转眼十多年，这些湿巴刹的业主和摊贩，在管理和经营上是否更得心应手？为何多数的营业时间仍是只到下午？为何近期会出现几个湿巴刹都要转手的现象？能简单的归结于湿巴刹不再有市场吗？
为社会为国家，甚至是为个人利益，也许我们都知道要看远一点，但在看远的同时，也要看得细，更准确了解市场需求及各阶层市民的期望。这需要从人心角度出发，不是单看表面现象与数据。
（作者是本报采访主任）
07 October 2009
社论：五百万人之后
http://www.zaobao.com/yl/sl090930_001.shtml
五百万人之后
（2009-09-30）
社论
2009年9月30日
新加坡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新加坡总人口已经达到499万人，去年同比增加了3.1%。与2000年总人口403万相比，短短的九年间增添了近百万人。
在不到十年里平添四分之一的人口，当然不可能依靠原有人口的自然生育率达成。从数据可以看出，截至今年6月，新加坡的公民有320万人、永久居民53万人、非居民125万人。换句话说，外来人口占了人口总数的25%强。
政府曾经在2007年2月宣布，在对新加坡发展概念总蓝图进行中期检讨后，以650万人口为依据，为新加坡未来四五十年的土地发展和基础设施投资作出规划，以应付人口增长及各经济领域发展的需要。
在这项宣布引发社会议论后，当局澄清说650万并非一个既定的人口目标，而是规划的依据。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一次发言中则指出，新加坡面积不足，理想人口应介于500万至550万人之间。从近十年的人口增长趋势观察，新加坡总人口已经趋近他心目中的理想水准。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新加坡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发展经济的弱点，而人口总量不足，是新加坡无法建立一个活泼成熟的内需市场的关键。大量外来人口所支撑起来的新增消费量，在给本地商家创造新商机的同时，也让市面显得更有活力。
毋庸讳言，外来人口的急剧涌入，尤其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猛增，对于市场的供求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必然带来剧烈的变化。以公共交通为例子，不但上班族感受到每日上下班尖峰时段的巴士、地铁拥挤不堪，连周末出行也出现了一座难求的状况。
其他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面的变化，都让人感到生活空间紧缩的压力，小贩中心的人龙变得更长，诊疗所的等候时间变得更久……近一段时间以来，包括组屋在内的房地产价格一再飙升，不少国人相信与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不无关系。组屋的供求关系到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基本国策，因而也会对社会民心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统计局的另一个重要数据，意味着外来人口政策将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加坡平均生育率只有1.28，远不到2.1的人口替代率。但是政府已经明确地表示，将调节移民流入的速度，让社会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人口变化的影响。
由于影响广泛，外来人口问题的公共讨论一时还无法摆脱情绪化的干扰，新加坡因而更需要充足的证据来作为取舍的判断标准。同样面对引入外来人口问题的澳洲，就积极为政策的制定与辩论寻求客观的依据。澳洲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从1990年代起开始研究一套计算模式，来分析人口变化所可能造成的各种影响，模式关注的重点是人口的增加以及起速度将如何影响生态环境、水与空气质量、能源供应、住房、交通、医疗等。
根据CSIRO的人口永续性研究模式，澳洲经济在2010年可支撑5000万人口，但是模式并没有做出政策建议，只是作为施政参考，因为最后的取舍必须是一个全民的政治抉择。
新加坡发展概念总蓝图以650万人口为依据的规划，或许可以借鉴澳洲的做法，社会只有充分掌握人口增长的长期影响，才可以在不受情绪干扰的情况下理智地做出选择。
五百万人之后
（2009-09-30）
社论
2009年9月30日
新加坡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新加坡总人口已经达到499万人，去年同比增加了3.1%。与2000年总人口403万相比，短短的九年间增添了近百万人。
在不到十年里平添四分之一的人口，当然不可能依靠原有人口的自然生育率达成。从数据可以看出，截至今年6月，新加坡的公民有320万人、永久居民53万人、非居民125万人。换句话说，外来人口占了人口总数的25%强。
政府曾经在2007年2月宣布，在对新加坡发展概念总蓝图进行中期检讨后，以650万人口为依据，为新加坡未来四五十年的土地发展和基础设施投资作出规划，以应付人口增长及各经济领域发展的需要。
在这项宣布引发社会议论后，当局澄清说650万并非一个既定的人口目标，而是规划的依据。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一次发言中则指出，新加坡面积不足，理想人口应介于500万至550万人之间。从近十年的人口增长趋势观察，新加坡总人口已经趋近他心目中的理想水准。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新加坡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发展经济的弱点，而人口总量不足，是新加坡无法建立一个活泼成熟的内需市场的关键。大量外来人口所支撑起来的新增消费量，在给本地商家创造新商机的同时，也让市面显得更有活力。
毋庸讳言，外来人口的急剧涌入，尤其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猛增，对于市场的供求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必然带来剧烈的变化。以公共交通为例子，不但上班族感受到每日上下班尖峰时段的巴士、地铁拥挤不堪，连周末出行也出现了一座难求的状况。
其他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面的变化，都让人感到生活空间紧缩的压力，小贩中心的人龙变得更长，诊疗所的等候时间变得更久……近一段时间以来，包括组屋在内的房地产价格一再飙升，不少国人相信与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不无关系。组屋的供求关系到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基本国策，因而也会对社会民心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统计局的另一个重要数据，意味着外来人口政策将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加坡平均生育率只有1.28，远不到2.1的人口替代率。但是政府已经明确地表示，将调节移民流入的速度，让社会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人口变化的影响。
由于影响广泛，外来人口问题的公共讨论一时还无法摆脱情绪化的干扰，新加坡因而更需要充足的证据来作为取舍的判断标准。同样面对引入外来人口问题的澳洲，就积极为政策的制定与辩论寻求客观的依据。澳洲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从1990年代起开始研究一套计算模式，来分析人口变化所可能造成的各种影响，模式关注的重点是人口的增加以及起速度将如何影响生态环境、水与空气质量、能源供应、住房、交通、医疗等。
根据CSIRO的人口永续性研究模式，澳洲经济在2010年可支撑5000万人口，但是模式并没有做出政策建议，只是作为施政参考，因为最后的取舍必须是一个全民的政治抉择。
新加坡发展概念总蓝图以650万人口为依据的规划，或许可以借鉴澳洲的做法，社会只有充分掌握人口增长的长期影响，才可以在不受情绪干扰的情况下理智地做出选择。
30 September 2009
如何计算幸福？
http://www.zaobao.com/yl/yl090926_002.shtml
如何计算幸福？
（2009-09-26）
● 叶鹏飞
听语轩
采用传统的GDP计算方式，新加坡人的生活水准在几十年间是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5万1142美元（约7万2300新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er capita GDP）是1960年的42倍，目前排全球第四位。然而，英国“新经济基金”8月4日公布的最新《幸福星球报告》，对全球14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排名，新加坡却以48.2分位列第49。
经历了全球金融海啸整一年多的黑暗日子后，世界经济似乎重现曙光。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上升至52.9点，远高于七月份的48.9点。美国PMI指数连续19个月收缩之后重回50点以上，意味着制造业正在扩张。欧洲同时也出现类似的复苏势头。
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此乐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9月7日发布的报告就认为靠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未来几年的经济复苏力度，要拉动全球经济回到危机前增长轨道的可能性很低。UNCTAD秘书长苏巴猜说：“我们没看到什么实质性反弹，基本经济要素也没出现增强迹象。”
就算世界经济真的出现复苏绿芽，对许多人的命运可能也没有太大意义。《纽约时报》周二的报道说，虽然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已经走出衰退期，失业率却高居9.7％，而且未来几个月仍将继续攀升。报道说：“对于数百万户在失业及催命账单阴影下的家庭，传统经济数据所传递的好消息，显得与日常生活毫无关系。”
普罗大众感受不到经济复苏的春意，或许跟传统的经济气象预报失准不无关系。法国总统萨科齐周一在巴黎发表演说时称：“一个重大革命正等着我们。多年来，人们都认为金融业是强大的财富创造者，但是大家已发现金融业积累了太多的风险，差点令全球陷入灾难。今次金融危机迫使我们研究其他模式。”
萨科齐去年二月邀请包括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国际专家成立了“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专家组，研究衡量经济表现的新方法，把国民快乐指数、生活水平及环境等因素包括在内，以改革现行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计算方法。萨科齐表示法国将采纳专家组呈交的改革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
GDP以外的因素
这份报告指出，人均GDP并不能说明谁得到了生产出来的东西。以美国为例，美国GDP过去30年不断增长，但有一半的美国人收入不是停滞不前便是下跌。换句话说，人均GDP并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品质——财富集中或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不平等后果。
《纽约时报》引述专家组成员之一，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话说：“你采用什么衡量方式决定了你的作为。如果你不衡量正确的事情，就不会做正确的事情。”
斯蒂格利茨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也重申这个理念：“在追求更高的GDP过程中，我们最终可能会使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大多数公民的生活状况恶化。”
专家组因此提议在衡量经济增长时加入公民幸福指数，并在报告中主张淡化GDP及引入“国民幸福总值”，以全面衡量增长。斯蒂格利茨说：“GDP本来只是用来计算经济活动，但越来越多人却将之用作计算社会福祉水平，这不是原意。”
报告建议计算家庭收入、财富及消费，比计算经济活动生产总值，更能反映物质生活质素，一些非市场活动(诸如清洗家居等)，以及个人消闲、社交生活、个人负债等因素，亦应被计算在内。此外，收入及财富分布；教育及医疗政策普及度；国家是否过度耗用经济财富及破坏环境等，都应考虑在内。
国民幸福指数并非象牙塔里的概念游戏，号称“全球最快乐国家”的不丹，也采用“国民总快乐度”作为施政参考。按照新的计算法，假设两国的GDP相同，工时短的国家的生活指数，将比工时长的国家的生活指数高。
采用传统的GDP计算方式，新加坡人的生活水准在几十年间是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5万1142美元(约7万2300新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er capita GDP)是1960年的42倍，目前排全球第四位。然而，英国“新经济基金”8月4日公布的最新《幸福星球报告》，对全球14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排名，新加坡却以48.2分位列第49，领先韩国(68)和日本(75)，但输给菲律宾(14)、印尼(16)、寮国(19)、中国(20)、马来西亚(33)、印度(35)及泰国(41)。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4万3000亿美元，占全球生产总值23％的美国，竟排在第114位。
英国社会心理学者怀特(Adrian G. White)根据人们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 Being)所做的2006年全球调查排名，新加坡是排在53位。《幸福星球报告》是以预期寿命、公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及获得幸福所留下的污染痕迹为衡量标准，而主观幸福感纯粹是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
仔细观察，其实并不难理解其中的道理。经济增长应该是人民获取幸福生活的手段，可是就如马克思“异化”理论所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却被作为手段的经济活动所奴役，经济活动喧宾夺主，成了最终的目的。虽然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来越高，人们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只要看看上班日中央高速公路上夜间爬行的车龙(公路电子收费闸门运作到晚上10时30分)，以及每晚地铁里挤满着面无表情的下班者，便可一窥究竟。
当时间和精力都耗在工作上，而生活的负担如车贷、房贷却日益加重，不但一般人的幸福感下滑，连人类本能的自我繁殖也随之丧失。新加坡2008年的出生率只有1.28，30％的国人选择终身单身，似乎都可以从生活节奏和压力的变快变重寻找到病源。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只会让问题雪上加霜。
斯蒂格利茨表示，美国决策者一味注重经济增长，使得他们误以为所制定的金融政策具备道德性，因无限制地让金融机构发放房贷，最后导致消费者债台高筑，并在泡沫破灭后痛苦万分。
金融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经济界关于“超越GDP”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也开始对“幸福指数”进行研究，英国还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一并考虑社会、环境代价和自然资本；日本则采用另一种更强调文化面因素的“国民幸福总值”……计算幸福，也可以有别的方式。
转载自联合早报
如何计算幸福？
（2009-09-26）
● 叶鹏飞
听语轩
采用传统的GDP计算方式，新加坡人的生活水准在几十年间是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5万1142美元（约7万2300新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er capita GDP）是1960年的42倍，目前排全球第四位。然而，英国“新经济基金”8月4日公布的最新《幸福星球报告》，对全球14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排名，新加坡却以48.2分位列第49。
经历了全球金融海啸整一年多的黑暗日子后，世界经济似乎重现曙光。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上升至52.9点，远高于七月份的48.9点。美国PMI指数连续19个月收缩之后重回50点以上，意味着制造业正在扩张。欧洲同时也出现类似的复苏势头。
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此乐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9月7日发布的报告就认为靠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未来几年的经济复苏力度，要拉动全球经济回到危机前增长轨道的可能性很低。UNCTAD秘书长苏巴猜说：“我们没看到什么实质性反弹，基本经济要素也没出现增强迹象。”
就算世界经济真的出现复苏绿芽，对许多人的命运可能也没有太大意义。《纽约时报》周二的报道说，虽然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已经走出衰退期，失业率却高居9.7％，而且未来几个月仍将继续攀升。报道说：“对于数百万户在失业及催命账单阴影下的家庭，传统经济数据所传递的好消息，显得与日常生活毫无关系。”
普罗大众感受不到经济复苏的春意，或许跟传统的经济气象预报失准不无关系。法国总统萨科齐周一在巴黎发表演说时称：“一个重大革命正等着我们。多年来，人们都认为金融业是强大的财富创造者，但是大家已发现金融业积累了太多的风险，差点令全球陷入灾难。今次金融危机迫使我们研究其他模式。”
萨科齐去年二月邀请包括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国际专家成立了“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专家组，研究衡量经济表现的新方法，把国民快乐指数、生活水平及环境等因素包括在内，以改革现行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计算方法。萨科齐表示法国将采纳专家组呈交的改革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
GDP以外的因素
这份报告指出，人均GDP并不能说明谁得到了生产出来的东西。以美国为例，美国GDP过去30年不断增长，但有一半的美国人收入不是停滞不前便是下跌。换句话说，人均GDP并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品质——财富集中或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不平等后果。
《纽约时报》引述专家组成员之一，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话说：“你采用什么衡量方式决定了你的作为。如果你不衡量正确的事情，就不会做正确的事情。”
斯蒂格利茨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也重申这个理念：“在追求更高的GDP过程中，我们最终可能会使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大多数公民的生活状况恶化。”
专家组因此提议在衡量经济增长时加入公民幸福指数，并在报告中主张淡化GDP及引入“国民幸福总值”，以全面衡量增长。斯蒂格利茨说：“GDP本来只是用来计算经济活动，但越来越多人却将之用作计算社会福祉水平，这不是原意。”
报告建议计算家庭收入、财富及消费，比计算经济活动生产总值，更能反映物质生活质素，一些非市场活动(诸如清洗家居等)，以及个人消闲、社交生活、个人负债等因素，亦应被计算在内。此外，收入及财富分布；教育及医疗政策普及度；国家是否过度耗用经济财富及破坏环境等，都应考虑在内。
国民幸福指数并非象牙塔里的概念游戏，号称“全球最快乐国家”的不丹，也采用“国民总快乐度”作为施政参考。按照新的计算法，假设两国的GDP相同，工时短的国家的生活指数，将比工时长的国家的生活指数高。
采用传统的GDP计算方式，新加坡人的生活水准在几十年间是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5万1142美元(约7万2300新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er capita GDP)是1960年的42倍，目前排全球第四位。然而，英国“新经济基金”8月4日公布的最新《幸福星球报告》，对全球14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排名，新加坡却以48.2分位列第49，领先韩国(68)和日本(75)，但输给菲律宾(14)、印尼(16)、寮国(19)、中国(20)、马来西亚(33)、印度(35)及泰国(41)。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4万3000亿美元，占全球生产总值23％的美国，竟排在第114位。
英国社会心理学者怀特(Adrian G. White)根据人们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 Being)所做的2006年全球调查排名，新加坡是排在53位。《幸福星球报告》是以预期寿命、公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及获得幸福所留下的污染痕迹为衡量标准，而主观幸福感纯粹是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
仔细观察，其实并不难理解其中的道理。经济增长应该是人民获取幸福生活的手段，可是就如马克思“异化”理论所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却被作为手段的经济活动所奴役，经济活动喧宾夺主，成了最终的目的。虽然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来越高，人们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只要看看上班日中央高速公路上夜间爬行的车龙(公路电子收费闸门运作到晚上10时30分)，以及每晚地铁里挤满着面无表情的下班者，便可一窥究竟。
当时间和精力都耗在工作上，而生活的负担如车贷、房贷却日益加重，不但一般人的幸福感下滑，连人类本能的自我繁殖也随之丧失。新加坡2008年的出生率只有1.28，30％的国人选择终身单身，似乎都可以从生活节奏和压力的变快变重寻找到病源。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只会让问题雪上加霜。
斯蒂格利茨表示，美国决策者一味注重经济增长，使得他们误以为所制定的金融政策具备道德性，因无限制地让金融机构发放房贷，最后导致消费者债台高筑，并在泡沫破灭后痛苦万分。
金融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经济界关于“超越GDP”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也开始对“幸福指数”进行研究，英国还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一并考虑社会、环境代价和自然资本；日本则采用另一种更强调文化面因素的“国民幸福总值”……计算幸福，也可以有别的方式。
转载自联合早报
16 September 2009
Rated M18 in Singapore 新加坡解禁的短片
SINGAPORE : The government has lifted a four-year ban on the film "Singapore Rebel".
The film, about Singapore Democratic Party chief Chee Soon Juan, is now rated M18, which allows those above 18 years old to view it.
It is the first political film to be allowed since the Films Act was amended in March.
This follows the formation of an independent Political Film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to assess if such films are suitable for public viewing.
Even though the film was banned in 2005, "Singapore Rebel" has been extensively viewed by about half a million people online, according to its filmmaker Martyn See.
In May this year, Martyn resubmitted the film to the Board of Film Censors for vetting.
The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said on Friday that the Board of Film Censors had referred the film to the Political Film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PFCC) for advice on whether it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party political film under the Films Act.
And after reviewing the film, the committee said "Singapore Rebel" is a documentary and not a party political film.
Amy Chua, chairman, Board of Film Censors, said: "The government has amended the Films Act to allow for more types of party political films that do not dramatise and/or present a distorted picture, as part of the government's move to further liberalise and expand the space for greater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applicant (Martyn See) has requested that his film be assessed as a documentary without any animation and composed wholly of an accurate account depicting actual events, persons or situations.
"The PFCC had assessed that the film would fall under the statutory exclusion set out in section 2(3)(e) of the Films Act."
It is the first film to be assessed and allowed by the new committee.
While the man behind the film has welcomed the move, he still has mixed feelings about the lifting of the ban.
Martyn said: "First of all, it is symbolic. Symbolic because it has been watched by half a million people on YouTube and Google Video for the last four years.
"In that sense, I am not too elated about it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 good step forward in the sense that other future film makers who want to attempt to do the same kind of films will know where the boundaries are."
Martyn has no plans to screen the film any time soon. But he is hoping that his other film, "Zahari's 17 Years", about former political detainee Said Zahari, will get the green light as well. - CNA/ms
extracted from Channel News Asia Site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cna/cgi-bin/search/search_7days.pl?status=&search=Singapore%2520Rebel&id=1004351
《新加坡反叛者》影片解禁
（2009-09-12）
● 叶鹏飞
电影检查局昨天决定对独立影片制作人施忠明所摄制的影片Singapore Rebel（《新加坡反叛者》）解禁，把它归类为M18级影片，并加注“成人内容”的忠告。
被归类为M18的影片，将能够在本地公开放映，但是观众必须年满18岁才能入场观看。
据媒体发展管理局宣布，电检局是在把《新加坡反叛者》送交政治影片咨询委员会（Political Film Consultative Committee）审查之后，根据委员会的意见，决定对这部介绍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政治遭遇的影片解禁。
这个委员会在提出意见之前，必须认定《新加坡反叛者》是否是一部政党政治影片，须受到影片法令管制。它在审查后认定《新加坡反叛者》是今年三月修订后的影片法令第2（3）条e节所定义的纪录片，因此不应视为受禁止的政党政治影片。
《新加坡反叛者》片长26分钟，成了政府修订影片法令，放宽对政治影片的管制之后，第一部送交政治影片咨询委员会审查，并获得解禁的影片。人民行动党青年团的宣传影片“For I Am A Singaporean”，也已送交这个委员会审查。
施忠明（Martyn See）昨天也在自己的博客上提到这部影片被解禁的消息。
他说：“经过了四年半，政府终于在今天解除了对《新加坡反叛者》的禁令。”
他回忆说，这部影片是在2005年4月被禁，他随后经历了警方长达15个月的调查，在对他发出“严重警告”之后，警方并没把他提控上法庭。
施忠明透露他是在影片法令于今年三月修订后，于5月29日重新把影片提交审查。而他的另一部类似影片《赛扎哈里的17年》（Zahari’s 17 Years）仍然被禁，而且只有部长才有解禁的权力。赛扎哈里曾是本地的一名政治犯，被监禁长达17年。
有网民在施忠明的博客上留言，指《新加坡反叛者》被解禁已毫无意义，因为已有许多人在互联网上观看了这部影片。
施忠明是在2005年1月为《新加坡反叛者》报名参加新加坡国际电影节的短片竞赛，虽然没入围，但按照电影节的惯例，它原有机会在影穗节上放映。但是，因这部短片的主角是政治人物，被当局视为内容涉及政党政治的影片，在当局于同年三月对他发出警告后，决定退出。然而，他却在同年四月把影片送到美国、纽西兰和马来西亚参加人权电影节。电影检查局随后向警方报案，开始了15个月的调查。
警方经过彻底调查及征求总检察署的意见后，于2006年8月决定向施忠明发出警告，而没援引影片法令中关于制作政党政治影片的条文提控他。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sp/sp090912_019.shtml
《赛扎哈里的17年》（Zahari’s 17 Year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aLaeDN4t2U
22 August 2009
八八水災VS猶太大滅絕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50102400+112009082100122,00.html
非關正確－弱者的滅頂與強者的生還
2009-08-21 中國時報 【胡晴舫】
猶太浩劫餘生者普利摩李維在跳樓自殺前寫的最後一本書中提到，許多事後諸葛最愛問從種族滅絕行動奇蹟生還的猶太人一個問題：你們為什麼不逃走？甚至，你們為何不反抗？
既然知道德軍要來了，幹嘛還死守家園不走？當德國人對你們使用不人道待遇，為何不抵抗？一名熱心的小學生還認真規畫了集中營的逃跑路線，告訴李維他當初絕對有機會脫逃，只要他詳細計畫外加膽大心細。
受害者在此彷彿必須要替自己的苦難道歉。他的不幸，純粹因為他能力不足及性格缺憾。言下之意，如果他夠聰明（像我），如果他夠努力（如我），如果他夠勇敢（似我），一切災難就不會降臨他身上。
然而，李維冷靜指出，各處紀念碑不斷重複奴隸自行掙脫沉重鎖鏈的意象僅是一種修辭，其實枷鎖必由那些鎖鏈比較輕鬆的同伴們打破。對李維來說，除了文學與電影之外，所有革命從來不是由真實小人物所發起，而是由那些「懂得壓迫但不是親身經歷」的人所領導。自身雖過著特權生活，看出社會制度的不公後願意從他們的優渥環境走出來，是這樣的社會強者才有力氣改變這個世界，而不是早已遭制度壓得奄奄一息的真正弱者。
引述李維觀點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把八八水災比作猶太大滅絕，而是思索為何我們社會的強者會在這次水災中缺席。當弱者在滾滾洪水中掙扎求生時，他們照常上街剪髮，去飯店喝粥慶祝父親節，撒嬌自己忙到沒吃早餐。面對輿論口水排山倒海而來，他們雖然鞠躬道歉卻帶著自我犧牲的委屈表情，猶如聖徒上十字架，渾身飄散一股明知世人無知可笑但因他如此深沉大度所以選擇原諒的凜然正氣味。
一場惡水，沖毀了村落，沖走了生命，卻也沖出我們社會道德座標的嚴重問題。由我們教育體系所培養出來的菁英，嚴重缺乏同理心，因為社會與家庭向來只告訴他們把書讀好，其他不用管。除非會入考卷，不要讀雜書也不要關心時事。數學考一百分，你就是好學生，其餘管你多愛潛水、種花、熱愛動物還是喜歡陪老人家聊天，只要不能寫上成績單變成學術成就，你的人生就算毫無建樹。
為何自我感覺良好，因為沒有理由不。他們從小奮發向學，考第一名，拿獎學金，長輩父母都誇讚他們是天底下最棒的孩子，不像隔壁小胖「不愛讀書，只懂打彈珠」。他們拿了該拿的文憑，考了該考的執照，做了該做的工作，他們都沒做錯。事實上，他們做得太好，今天才爬到這個地位。
只培養讀書機器的教育制度最後只能得到一群優秀的機器人。我們的社會獎賞了這群「佼佼者」，賜予金錢、權力與地位，他們當然認為自己一定做對了才值得如此社會報酬。也難怪他們常常流於好辯爭強，自我防衛心重，難以接受自己立場不是唯一的社會選項，因為在我們的社會裡，知識只是證明自己有資格往上爬的梯子，而不是提供思索的地板。因此，「我是對的」變成「我必須是對的」。少了探索智性的驅動也乏聽取異議的好奇，只剩下捍衛自身優越的固執，難容異己，更不接受質疑。
民主制度讓智者沮喪，因為它賦予天才與白癡同等權力，把學者與屠夫的智慧相等起來，一個台大畢業、哈佛學位、當了總統的人還是得面對一個一無所有卻仍要替一間已經不見了的房子繳電費的民眾，靜靜聽訓。但，民主制度卻讓仁者安慰，因為它令強者必須來到弱者面前，傾聽他的需求。
當民主制度多少暫時強制平衡了強者與弱者的社會能量時，我們更應該問，目前教育體系裡還有多少個未來的馬英九、劉兆玄、薛香川甚至陳水扁，什麼時候，我們的強者才會不必親身經歷卻理解弱勢的處境，不用制度強迫也會主動打碎弱者身上的沉重枷鎖。
非關正確－弱者的滅頂與強者的生還
2009-08-21 中國時報 【胡晴舫】
猶太浩劫餘生者普利摩李維在跳樓自殺前寫的最後一本書中提到，許多事後諸葛最愛問從種族滅絕行動奇蹟生還的猶太人一個問題：你們為什麼不逃走？甚至，你們為何不反抗？
既然知道德軍要來了，幹嘛還死守家園不走？當德國人對你們使用不人道待遇，為何不抵抗？一名熱心的小學生還認真規畫了集中營的逃跑路線，告訴李維他當初絕對有機會脫逃，只要他詳細計畫外加膽大心細。
受害者在此彷彿必須要替自己的苦難道歉。他的不幸，純粹因為他能力不足及性格缺憾。言下之意，如果他夠聰明（像我），如果他夠努力（如我），如果他夠勇敢（似我），一切災難就不會降臨他身上。
然而，李維冷靜指出，各處紀念碑不斷重複奴隸自行掙脫沉重鎖鏈的意象僅是一種修辭，其實枷鎖必由那些鎖鏈比較輕鬆的同伴們打破。對李維來說，除了文學與電影之外，所有革命從來不是由真實小人物所發起，而是由那些「懂得壓迫但不是親身經歷」的人所領導。自身雖過著特權生活，看出社會制度的不公後願意從他們的優渥環境走出來，是這樣的社會強者才有力氣改變這個世界，而不是早已遭制度壓得奄奄一息的真正弱者。
引述李維觀點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把八八水災比作猶太大滅絕，而是思索為何我們社會的強者會在這次水災中缺席。當弱者在滾滾洪水中掙扎求生時，他們照常上街剪髮，去飯店喝粥慶祝父親節，撒嬌自己忙到沒吃早餐。面對輿論口水排山倒海而來，他們雖然鞠躬道歉卻帶著自我犧牲的委屈表情，猶如聖徒上十字架，渾身飄散一股明知世人無知可笑但因他如此深沉大度所以選擇原諒的凜然正氣味。
一場惡水，沖毀了村落，沖走了生命，卻也沖出我們社會道德座標的嚴重問題。由我們教育體系所培養出來的菁英，嚴重缺乏同理心，因為社會與家庭向來只告訴他們把書讀好，其他不用管。除非會入考卷，不要讀雜書也不要關心時事。數學考一百分，你就是好學生，其餘管你多愛潛水、種花、熱愛動物還是喜歡陪老人家聊天，只要不能寫上成績單變成學術成就，你的人生就算毫無建樹。
為何自我感覺良好，因為沒有理由不。他們從小奮發向學，考第一名，拿獎學金，長輩父母都誇讚他們是天底下最棒的孩子，不像隔壁小胖「不愛讀書，只懂打彈珠」。他們拿了該拿的文憑，考了該考的執照，做了該做的工作，他們都沒做錯。事實上，他們做得太好，今天才爬到這個地位。
只培養讀書機器的教育制度最後只能得到一群優秀的機器人。我們的社會獎賞了這群「佼佼者」，賜予金錢、權力與地位，他們當然認為自己一定做對了才值得如此社會報酬。也難怪他們常常流於好辯爭強，自我防衛心重，難以接受自己立場不是唯一的社會選項，因為在我們的社會裡，知識只是證明自己有資格往上爬的梯子，而不是提供思索的地板。因此，「我是對的」變成「我必須是對的」。少了探索智性的驅動也乏聽取異議的好奇，只剩下捍衛自身優越的固執，難容異己，更不接受質疑。
民主制度讓智者沮喪，因為它賦予天才與白癡同等權力，把學者與屠夫的智慧相等起來，一個台大畢業、哈佛學位、當了總統的人還是得面對一個一無所有卻仍要替一間已經不見了的房子繳電費的民眾，靜靜聽訓。但，民主制度卻讓仁者安慰，因為它令強者必須來到弱者面前，傾聽他的需求。
當民主制度多少暫時強制平衡了強者與弱者的社會能量時，我們更應該問，目前教育體系裡還有多少個未來的馬英九、劉兆玄、薛香川甚至陳水扁，什麼時候，我們的強者才會不必親身經歷卻理解弱勢的處境，不用制度強迫也會主動打碎弱者身上的沉重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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