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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January 2012

百年愛迪生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4%BD%99%E5%BE%B7%E6%85%A7/%E7%99%BE%E5%B9%B4%E6%84%9B%E8%BF%AA%E7%94%9F/258632634172019
老师的看世界方式。

百年愛迪生
by 余德慧 on Friday, 7 October 2011 at 23:25

這麼多弔念文章,佔據這麼多版面,卻絲毫聞不出一點丁的哀戚,他的平庸語句變成世界名言,(如把死亡當作 「發明) ,台灣彷彿紀念一個死去百年的大人物,他的名字與莎士比亞一樣的久遠,在台灣,有人突然變成他的親人,在中國,他好似為國捐軀的革命烈士。如此隆重的喪禮,卻聽不到他妻兒的哭聲,我想起了愛迪生,這個發明天王已經沒人曉得他是否有周年慶,只有一天,平板電腦被魔幻電腦取代,智慧型手機被魔幻手機取代,賈伯斯這個名字立刻被抹除,忘得比愛迪生快。

11 December 2011

柯木林:从“咖啡山”风云谈到古迹保存问题

http://www.zaobao.com.sg/yl/yl111207_001.shtml
柯木林:从“咖啡山”风云谈到古迹保存问题
(2011-12-07)
柯木林

狮城脉搏

  最近,“咖啡山”再起“风云”,舆论界对护山的情绪高昂。有趣的是,这座坟山已存在近百年,至今还有不少古墓无人清理!但自从当局宣布规划开路后,人们才对即将失去的东西,起了“怜悯之心”,开始关切起来!

  记得在大学读书时,聆听历史系教授讲述当年拆除北京旧城墙的情景,只有古建筑学家梁思成(梁启超的儿子)抱着北京的牌楼痛哭,说这是摧毁近千年的古董,当时没人理他。60年后的今天,人们都对北京旧城墙的拆除感到惋惜。我们是否也要再过两代人,那就是60年后,才可以评断今天“咖啡山”的是非问题?

  “咖啡山”迁坟事宜已定局。目前唯一可做之事,就是以科技方法将古墓资料记录存档,这也是无可奈何的权宜之举。然而,如果通过此次事件,能唤起人们对历史的普遍认知,从而引发人们对古迹保存的意识,那么,这批先贤的古墓总算没有白白“牺牲”!

  目前,在我们周遭也有不少古建筑、文物、遗址等,值得我们关注。从这点上说,古迹保存局(The 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 Board)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古迹保存局成立于1971年1月,时称古迹保存委员会,这是在新加坡建国6年后成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定机构。可见建国初期,我们就有保存古迹的观念。两年后的1973年7月,古迹保存局公布了第一批以天福宫为首的六处国家古迹。以后陆续分批公布,至今已46年,所公布的国家古迹,约25批,64处古迹。近期公布受保护的是丹戎巴葛火车站。

  我对历史古迹一向情有独钟,或许是由于个人专业训练及兴趣使然。记得1973年大学刚毕业不久,就与几位同道友好,利用星期六、星期天或公共假期的时间,勘查新加坡的一些华族古迹,之后出版《石叻古迹》一书(1975年4月),列为南洋学会丛书第十三种。

  如今38年过去,再回首当年所勘查的古迹,未免感伤:清元真君古庙、广福古庙、绿野亭公所、曹家馆、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消失了;“天福宫”的旧名匾不知所踪(目前的名匾为复制品);粤海清庙庭园变小,气派大不如前;双林寺虽在,寺内古老的法堂已被拆除重建;恒山亭毁于火,而粉刷一新的玉皇殿,早已失却当年古风;萃英书院被改装为餐馆等等……一言以蔽之,许多古迹在城市重建声中,烟消云散了!

  于是,保存古迹的工作,更形重要。古迹保存局的责任,可媲美教育部。教育部与培养未来社会主人翁有关;但在保护文物、重建人文景观、培养国家意识,尤其是普及历史知识等方面,古迹保存局的工作不容忽视。

国家不能没有集体记忆

  要培养国家意识,首先必须要有全民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指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集体记忆有助于群体对某个地点,乃至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眷恋。一个没有记忆的城市或地方,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这就好像一部没有下载资料的电脑,丢了也不可惜一样。

  古迹使国家的某部分历史具体化,古迹在每个人周遭,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是可以触摸到、感觉到的实体;古迹也可以勾起个人的旧时回忆,及对未来的遐想,古迹的保存不应只停留在不拆除一幢旧楼,或一座房子的层面上,而是发掘蕴藏于此间的文化内涵,这就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过去46年来,古迹保存局在保存古迹方面贡献不小,受保护的古迹包括庙宇、教堂、回教堂、学校、殖民地建筑物等等,这是一项不错的成就。然而,从已保存的国家古迹看,对名人故居的保护,尤为欠缺,今后可以在这方面加强。名人故居作为人文景观之一,也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位于花柏山下秉德路(Pender Road)10号的金钟大厦(Golden Bell Mansion)就是很好的例子。这座具有土洋特色与历史内涵的名楼,至今尚未被列为国家古迹。然而,与金钟大厦建筑时间不相上下而被保存的古迹却有:陈德源大楼(Tan Teck Guan Building,1911年建,今卫生部建筑),暹宫(Siam House,1906年建,道南学堂原址,现为土生华人博物馆)等。唯独金钟大厦成了“漏网之鱼”,不知何故?金钟大厦(新华领袖陈武烈宅邸)是可以考虑升格为国家古迹之一的(参见拙文《金钟大厦不只是一栋大厦而已》,2011年8月13日《联合早报·言论》)。

  至于那些已被拆除的名人故居,如振裕园、南生园、佘山楼、客云庐等,可以在其具体位置上,铭记碑刻,供人凭吊。除故居外,历史名人的墓地也应在保护之列。目前我们只保存了林谋盛烈士的墓地,前文述及的“咖啡山”坟场,有不少华人先贤的墓园,古迹保存局的专家可以积极参与保留及规划的工作。

  古迹保存局可说是与新加坡的建国成长同步。再过4年,我们将迎来建国50周年,古迹保存局也成立将近半个世纪。在未来岁月里,古迹保存局更应具备新思维和新管理理念,扩大工作范畴,对保存古迹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譬如开办讲座、引导学生参观、出产系列纪念品(当年就曾铸造古迹纪念银章)、摄制纪录片等,目的是引起人们对古迹的兴趣。

  过去50年,我们的经济发展已闻名于世。如果让这座城市再增多一点历史文化的内涵,该是一件美事。于今所能盼者,就是假以时日,我们也能有一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传诸后世。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19 May 2011

《独立新闻在线》- 即日起停刊倒数11天 请读者解囊抢救《独立》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8371.html
即日起停刊倒数11天
请读者解囊抢救《独立》
作者/本刊公告 May 19, 2011 11:04:48 am

【本刊公告】2010年8月,我们虽然没有为《独立新闻在线》举行创刊五周年庆典,但我们始终相信,凭着五年来交出的成绩单、凭着广大读者群的支持与鼓舞,我们势必有能力大步跨过第六年,甚至第七年……。

然而,就在同仁们踌躇满志地为随时会举行的全国大选备战之际,未料竟传来长期赞助人不再注资之噩耗!

五年半前催生《独立新闻在线》、始终无怨无悔地支持年轻后辈推动网络新闻事业的饶仁毅先生(右图左二),过去数日不辞劳苦地四处奔走,冀望挣得新资源力挽狂澜。然而,况然有声之丧钟终于还是传到了耳边:5月31日将是《独立新闻在线》停刊之日!

六年的耕耘眼见成果却突然要付之阙如,我们愿意就此轻易放弃吗?

六年前,我们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一步一脚印建立起《独立新闻在线》。

六年来,我们渡越一个又一个挑战,因官方不发证件而得想方设法采访国会议事、因揭发企业治理纠葛而被起诉诽谤、因未知的理由遭首相办公室禁止入场采访、办公司接连遭爆窃、网站遭骇客攻击、匿名人士子虚乌有抹黑……。尽管一路走来不易,我们毕竟走过来了,而且始终坚持创业初衷。

迈入第六年之际,读者人数持续攀升、编辑部新人辈出、两年前增设之马来文版已建立了口碑,广告业务亦见起色……我们委实不忍看到,六年来前仆后继的同仁付出心力奠定之根基,就此走入历史!

这般不舍、这股热情,我们不愿轻易弃械投降,我们冀望继续坚守岗位!

昨日部署自救行动

我们仍然相信,过去六年来,我们凭着坚定的专业信念、能力与道德勇气,责无旁贷地为扩展舆论空间与新闻自由而奋斗,屡次果敢而实事求是地揭露各种不公义、违背民主精神、践踏人权与新闻自由之情事,应已得到广大读者群的认可,并且愿意义助这个未竟事业。

我们仍然相信,凭着广大读者的支持,以及同业们的支援,异议新闻网站对于推动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拓展舆论格局、提升新闻专业、树立媒体典范,仍然大有可为。

这盏信念、这般坚持,使得昨日原拟商讨关闭办公室与资遣团队之会议,成了部署自救行动的工作会议。

停刊之日,近在眉睫;抢救《独立新闻在线》,刻不容缓!

每月预算:六万元

如果要维持现有的规模,《独立新闻在线》每月所需预算为马币六万元。我们恳请:


《独立新闻在线》三周年庆晚宴,场面热烘烘。
⊙ 随喜捐助《独立新闻在线》,帮助我们度过此一难关,让拟议中之业务计划得以开展,以利自力更生,以及争取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征求长期赞助人。

⊙ 注资领养或引荐能者注资领养《独立新闻在线》,成为长期赞助人。

⊙ 赐文《独立新闻在线》,为我们打气;或在其他媒体撰文,号召响应我们的自救行动。

⊙ 广为转达《独立新闻在线》紧急求援之讯息。

您可通过银行转账或直接存款的方式汇入捐款,以下是《独立新闻在线》的账户号码:

Hong Leong Bank:Merdeka Review Sdn. B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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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N Bank Account:Merdeka Review Sdn. B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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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bank Account:Merdeka Review Sdn. B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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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汇款过后,敬请电邮通知本刊,注明您的中英文姓名和电话号码:admin@merdekareview.com



任何疑问,敬请致电或电邮《独立新闻在线》洽询,电话:03-79601831、电邮:admin@merdekareview.com 谢谢!



庄迪澎 陈慧思 林宏祥 曾薛霏 梁志华 曾剑鸣 翁慧琪 梁康 苏晓枫 管建明 王赛祯 鞠躬拜托



17 May 2011

吴俊刚:阿裕尼人“牺牲”了杨荣文之后

http://www.98700.org/ge/pages/ge110510j.shtml

吴俊刚:阿裕尼人“牺牲”了杨荣文之后
● 吴俊刚

  54.7%的阿裕尼集选区选民果真牺牲了外交部长杨荣文,选择了工人党的团队。集选区首次被反对党攻破,首先说明,反对党过去指集选区旨在为难他们的说法已不攻自破。其次,也再次印证了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性的(all politics is local)这一说法。

  所谓地方性不单是指阿裕尼区内的地方性课题,也指在全国层面上一般选民都感受得到的本地课题。据报道,阿裕尼集选区中的五个区,得票最低的是实龙岗区,那里早前发生过兴建外劳宿舍遭到私人住宅区居民强烈反对的风波,后来又有多层商场导致交通拥挤,引起私宅居民不快的问题。地方性课题也包括全国性的国内课题如组屋售价,物价上涨的压力等课题。种种地方性课题所引起的不满情绪,在阿裕尼找到了突破口。

  个人的看法是,反对党在阿裕尼的胜利,并非选民真的理解反对党所提出的制衡论,而是选民不满的情绪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工具。他们真正要的,是便宜的组屋,便宜的物价,较高的薪水,较不拥挤的公共交通,以及政府得听他们的话办事。简单说,还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民生问题。他们听信制衡论,主要是他们以为,这一切都是政府一意孤行的结果,有了反对党“制衡”,政府就不会“为所欲为”。这当然是过于简单的逻辑,但显然却是许多选民的感受和认知。无可否认,有人确实信奉两党制,但相信只属少数。

  5月8日凌晨1点多,我从外地度假回来,在樟宜机场搭上一辆德士,司机约莫40来岁,他一面开车,一面听收音机报告各区的选举结果,还忙着接听手机和查看短讯。我没有出声,中途,他似乎按捺不住,突然说,反对党赢了后港和阿裕尼。显然,算票的情况已经传开,虽然选举官还没有宣布结果。接着,他又补了一句:“也是好啦,不然样样(东西)都起(价)。”

  这是民生课题的“心声”。《联合早报》和其他报章访问后港和阿裕尼一些选民的报道,其实也很真实地传达了同样的心声。后港区一名58岁的女居民说,后港居民多是中年或年长人士,教育程度比较低,没有多少消费能力,主要还是要努力工作多赚点钱,居住环境设备是次要的,“没有电梯就爬楼梯咯,家里不美就给它不美咯”。另一名男性后港选民认为,翻新是次要的,反正大家这样生活已经有好多年。阿裕尼集选区中的加基武吉区一名60岁的男性选民表示,让国会出现更多反对党的声音,希望能够对屋价和保健开支等的持续上涨形成阻力。这样的想法看来是很有代表性的。

  外劳宿舍、组屋售价、医疗开支,这些都是与选民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是民生课题,也是地方性课题。反对党对这些课题提出了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了吗?其实没有。组屋要便宜,关键在如何压低成本,但可操作的空间是有限的,最后必然只能通过提高津贴,也就是把更多纳税人的钱拿来津贴购屋者,同时减少国库的收入(削减土地的估价)。但反对党不用谈这些,他们只需凸显选民的不满。

  抑制物价上涨也不是有了更多反对党进入国会就能解决的。因为,我们的日常消费所需,绝大部分是进口的,在极大程度上价格取决于世界粮价以及原油等原产品价格。若不是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强劲的新元,问题其实会更糟糕。组屋售价方面,若不是有建屋局和政府的“居者有其屋”计划,问题也难以想象。以中国为例,屋价的飙升是惊人的,尽管政府大力调控,我们去旅游的一个三线城市,过去一年里屋价还是上升了25%。一套普通的三房式楼房售价要七八十万人民币,一般受薪阶级都只能望屋兴叹,根本就买不起住房。中国终于不得不赶快推出兴建廉价公共住房的计划。

  新加坡推行公共住房计划已经半个世纪,是世界各地的人都很艳羡的,反讽的是,组屋售价竟成了大选的一大课题。不过,这也不是前所未有的事。其实在1981年就已经发生过。那时,组屋售价因为成本大幅上涨而调高,排队等屋的人龙越来越长,也造成选民的不满,成了执政党在安顺补选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今可说是历史又重演了一次。

  阿裕尼人决定“牺牲”杨荣文,说明大多数选民的眼光还是聚焦在本地课题,尤其是民生课题上。一碰上民生课题,国家外交、政府内阁的构成和执政能力、选区的发展计划、组屋翻新等,一一都得靠边站。因此,执政党主打选区发展计划,终究无法赢得这些为民生课题烦恼的选民的心。反倒是反对党看准了时机,攻心为上,引导和鼓动选民的情绪,让他们相信政府是问题的根源,从而取得了突破。事后检讨,执政党或许会得到一个结论,大意失荆州,在关心民瘼、与民沟通和争取民心方面做得不够。

  无论如何,阿裕尼的选民选择了以“牺牲”杨荣文的方式来传达他们的心声,罔顾内阁和国家的重大损失,这不能说是理性的选择,令人遗憾,却噬脐莫及。执政党说它已接收到选民发出的信息,但一举失去了两个部长,一个高级政务部长和内定国会议长,以及一个可能是第四代领导核心的人选,代价也委实太惨重了,但却已无可奈何。“牺牲”了杨荣文之后,阿裕尼人能得到什么呢?行动党团队的选区发展计划泡汤了,工人党的团队选区计划则还没出炉。国会里多了五个反对党议员,其实也无法实行什么替代政策。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还是执政党会怎样自我检讨,以及做出怎样的调整和回应,并在未来的五年里,赢回民心。

作者为前新闻工作者


转载自随笔南洋网
http://www.sgwritings.com/bbs/viewthread.php?tid=55252
原文刊于联合早报网

与李资政商榷一下

http://www.zaobao.com.sg/yl/yl110511_005.shtml
与李资政商榷一下
(2011-05-11)
陈鸣鸾

  内阁资政李光耀在答谢丹戎巴葛集选区时接受访问,被询及行动党如何与工人党合作为新加坡谋求利益时,对这样的问题不以为然。他反问记者:“你认为工人党在国会里会为新加坡人谋求利益,还是为了反对行动党?” (《联合早报》5月9日)。之后,他又说:“年轻一代不记得我们走来的路,这是意料中的。但是我和那些50岁以上的人都记得。”(《海峡时报》5月9日)。

  一位有50几年政治经验的87岁老人的评语,当然不可忽视。然而,丰富经验可以有正面与负面的效应,而每一个经验的被高姿态强调,都有其不可动摇的价值取向作依据。在李资政的经验里,反对党是为了反对而存在,不会为国人谋益。即使他所经历的惨烈政治斗争已过去40几年,这种经验依旧像魔影一样笼罩着他,使他未能看到今天政党政治中有大批人是在行动党带领新加坡转型中成长的,看待政党政治和政治作风已和上一代不同(除了少数偏激党派之外)。因此,李资政对现在政党政治的评语是很片面和过于单元的,甚至是一种偏见,带来的是负面的效应。行动党正是因为党风严谨,才能从当初的反对党变成执政党。任何严肃、认真和诚信的反对党,都有可能成为执政党。李资政应该借此次政治良机,鞭策党内的同志,自我提升,而非在反对党取得突破成绩时,还在固执地非议反对党,这样会使党内的更新难持客观的态度自省。

  我正是50岁以上的那一代,在行动党政绩下受惠,但是不能在感恩下,无视长期掌权出现的严重自满和政策缺陷。于人有恩,也不能成为永无止尽的支持诉求,在法治社会里,理性总要驾临感性之上。

  行动党人如放不下政绩的自恋与自傲,被老经验困住,党内改革将是困难的。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今日观点

12 May 2011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政治鬥爭重要,還是人命重要──一封共產黨員的遺書(張榮豐) | 頭條要聞 | 蘋果日報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376329/IssueID/20110510
一封共產黨員的遺書(張榮豐)

2011年 05月10日 在1950年代,我成長的山村,村民除部分礦工外,大部分以務農為生。這曾是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委下一個支部活動的地區。村民歷經1945年的熱烈歡迎祖國、二二八等事件後,看清了國民黨政權腐敗的本質,有理想的知識青年、工農群眾,紛紛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尋求另一絲希望與出路。

我的叔公張仕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擔任支部下的小組長。由於上級的背叛與出賣,他在1951年9月18日被槍決於馬場町,結束了他27歲的人生。在被槍決前幾小時他才被告知,匆忙的留下兩封遺書。其中一封是交代遺物,另封則是給父母的訣別書(如附圖)。他雖受過日本的良好教育,但政權更迭使那一代人在一夜間變成「文盲」。所以他的遺書只能用日文中的漢字去拼湊,現試著用中文邏輯翻譯如下:

我跪在父母親大人膝下寫下這封訣別書:
回想我過去所做所為,讓父母擔心真是不孝,但現在也只能乞求你們寬恕這一切了。
我人生只剩下最後幾個小時,此後我只能活在你們的心中。不要替我感到悲哀及傷心,這一切都是命中註定,不必為我舉行任何葬禮。
最後我祈禱家中老幼永遠健康幸福!再度跪在父母親大人膝下說:永遠離別了!
一九五一、九、一八
不肖子 仕賢 稟

為經濟犧牲民主
這封遺書被家屬妥善的收藏了60年,所以仍可清晰目睹上面的淚痕以及恨意甚深的齒痕。我在今年清明節第一次看到原件,內心震撼至今不能自已。60年的歲月,白雲蒼狗、滄海桑田、景物依舊而人事已非。如今中國共產黨為了「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結合外國財團剝削工農,利用大量廉價的「民工」、能、資源以及不惜犧牲環境,執行「流血性的出口擴張」策略。此外,以權謀私、以權換錢的制度性貪腐橫行,早已忘了什麼是「為人民服務」。反觀,國民黨在民族主義掛帥下,早已放棄了反共,甚至為了經濟利益,不惜犧牲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

這封遺書,在此刻見世,見證的是一個消逝的真實生命,一則橫遭剝奪的短暫人生,以及一段最荒謬諷刺的歷史。在此,提醒兩岸執政諸君:對你們而言「反共」、「為人民服務」,這些口號也許只是權宜之計,但人命是不可任意剝奪,人生是沒辦法重來的!


作者為國家安全會議前副祕書長


轉載自蘋果日報網站

11 May 2011

Viddler.com - Minister George Yeo's Press Conference, 10 May 2011 - Uploaded by mfasingapore


http://www.viddler.com/explore/mfasingapore/videos/72/
‎28.28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very citizen to be involved in politics. Because politics is about the way our life are run collectively. So I don't think I will ever retired from politics because ...... I am a citizen of Singapore. And I have got beliefs, I have got views. If I can make contributions, I should.

政治是关乎如何治理人们的集体生活,所以参与政治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我不认为我会从政治退下来,因为我是新加坡新加坡公民。我有我自己的一些信念、意见,如果我(还能够)贡献(予新加坡),我应当献身。

28 April 2011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不应该参与支持各别政党

http://www.zaobao.com.sg/ge/pages/ge110427e.shtml
大选2011 宗乡总会全力支持华社工作小组
(2011-04-27)
● 郭丽娟 王珏琪 报道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席蔡天宝对李显龙总理给予华社的肯定和重视,以及他对华社诉求所作的回应,表示倍感欣慰。

  他受访时指出,宗乡总会在培养华社中流砥柱和激发国人对华文和华族文化的兴趣等方面义不容辞,属下的200个宗乡会馆将全力支持李总理宣布将成立的华社工作小组。

  李总理前天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非常重视华社对政府的期望,并表明政府在带领新加坡社会向前迈进时,一定会保留华语和华族文化在新加坡的地位。

  在来临的大选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除了引进华英双语能力强的新候选人,也计划大选后在人力部长颜金勇所领导的华社联络组之下,成立一个新的工作小组去拉近政府与华社组织的距离,并培养新一代的双语、双文化人才成为华社领袖。

  李总理透露将委任有潜力担任政治职务的新候选人沈颖领导这个工作小组,成员预计将包括另外六七名华语能力强的新候选人。

  还未当选就获得李总理委以加强政府同华社联系的任务,沈颖对于自己将有机会领导华社联络组之下新设的一个工作小组,表示深感荣幸。

  她受访时说,目前已经有好些华社组织在鼓励母语学习和促进社会融合方面作出一定的贡献,因此她认为小组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多听取各方的建议和意见。

  过去在国际企业发展局和国家人口及人才署任职时,她曾有机会同宗乡会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通商中国”等机构合作,因此对于这个领域有基本的认识。她也将以此为基础,向同华社有密切联系的资深部长和国会议员学习,并和小组成员一起接受这项考验。

  随着时代的变迁,国人普遍接受双语教育,华社的定义也将出现变化。在李总理看来,新的华社在本质上与旧华社相当不同,他们的英文能力强,但对华族文化的认同及对母语的敬爱也很强烈,并且在双语环境下生活或者工作。因此,这个由行动党新候选人组成的小组,也将成为新旧华社之间的桥梁。

  除了沈颖,李总理认为新候选人当中的双语人才还包括王乙康、朱倍庆、陈秉禾、陈佩玲和颜添宝等,他们皆有可能成为工作小组的成员。

  这个工作小组将利用华社联络组已建立起来的网络与平台来接触华社。

  颜金勇昨天受访时,表示他打算尽量放手让沈颖等人去做。

  “我不想为工作小组可能提出的建议设限。较好的做法是给他们更大的空间,让他们探讨各种不同的可能做法。”

  他表示向李总理提议成立这个由沈颖等新的双文化候选人组成的工作小组,是希望能深化及拓展政府与华社的接触;促进国人对华文和华族文化的兴趣,并促进社群的融合。

*queklk@sph.com.sg

*ongjq@sph.com.sg

及时和必要的保证

社论第20页

华文教师总会吁社会合作

帮助学生克服学华文困难

  工作小组还未成立,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已积极表示愿意参加工作小组的讨论活动。总会也呼吁社会上下合作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华文的困难。

  针对李总理表示要成立工作小组的消息,华文教师总会理事长连慧英说:“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华社那么支持华文教育,还有政府的配合,是很难得的。” 她说,这时候华文教师特别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教师总会理事会

乐意参加工作小组讨论

  她表示,若有需要,教师总会的理事会乐意参加工作小组的讨论。总会属下有1000多名会员。

  在华文学习方面,她指出,华社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她举例,自己参与华社自助理事会举行的社区阅读计划,孩子们在社区里通过这个计划学习华文,长久下去学习华文就不会那么困难。

  她相信,若华社、华文教师和对华文有热忱的人,积极合作,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华文的困难,这是能做得到的。

  其他华社领袖对总理提出成立的工作小组也非常欢迎,宗乡总会副秘书长方百成说,政府已经了解到培养双文化、双语人才是迫切需要的,在这时候成立这样的工作小组,“还是来得及的”,因为若我们不好好保留华族文化和华语,多十年后就可能有断层。他也是福建会馆副会长。

  他指出,民间力量有限,民间所作的如果没有当局的支持或带头,成效不大,而成立工作小组胜过只由一两个部长,甚至是总理来发表意见,因为这个组织可以推动、领导整个工作,做起事来事半功倍。

  不过,方百成提出,这些成员必须符合的先决条件是,认同华文、华语,并把推广优良的华族传统文化视为他的责任之一。他说:“如果他只是一个表面的桥梁,是没用的。”

  至于华文能力,他说:“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工具,如果你不认同,这个工具是没有用的。”

  宗乡总会秘书长李国基说,政府发出了很有力的信息,委任的负责任也很注重华文华语,这个信息会激励来自讲英语家庭的人,要多鼓励孩子学习华文。

  针对总理为工作小组定下的三大目标,李国基说,这也是他们宗乡总会想要做的,他们一向来提倡双语双文化,也希望新移民能融入本地社会,打造更有凝聚力的华社和社会。

  三江会馆会长和中华总商会董事李秉萱认为,总理的谈话重点在于“根的延续”。他说,人们温饱后,就会想要知道他们的宗族,若人们断了这个文化的联系,就会在社会上漂浮不定。

  总理在专访中表示,将委派新候选人沈颖领导这个工作小组。曾接触沈颖的两名社团领袖都给予她好评。方百成对她的初步印象不错,他说:“她的华语好,态度谦和。”

  认识沈颖的李秉萱也说,她毕业自华中初级学院,底子很好,接下来要参与更多华社的活动,进一步熟悉华社。

25 March 2011

Save Singapore Art History by Visiting an Exhibition 参观艺术展览--救救我们的新加坡美术史


http://blogs.todayonline.com/forartssake/2011/03/23/we-rat-on-koh-nguang-how-and-his-newspaper-collection/
We RAT on Koh Nguang How and his newspaper collection!
Posted at 10:40 am under Singapore,Uncategorized

(Photo courtesy of SB2011)

Artists In The News, Koh Nguang How’s work for the Singapore Biennale, is an explosion of newspapers, of words and images, of facts and opinions. It’s, as everyone knows by now, three decades worth of art reportage (mainly visual arts) i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newspapers.

It is a kind of spectacle in itself. You feel a sense of awe stepping inside the space at SAM 8Q and being confronted by that much material. The ubiquity of newspapers is heightened and concentrated into sheer visual force.

But of course, that’s only part of it. It is also a quiet, unassuming work. One that urges you to linger. And then you notice just how well your experience is framed – on one side, the archivist’s “office”, the other, a newspaper report on Tang Da Wu’s Earthworks, an installation at the National Museum Art Gallery in 1980 that was prematurely taken down because the museum director had some issues with the contemporary work. Between these two points, an entire, free-flowing discussion on Singapore’s contemporary art scene occurs within this place where time and space are compressed.

Standing in the middle of this maelstrom of words is Koh as performer, witness, and guide.

Last week we had a chat with the 47-year-old curator/artist/archivist. Read on.


***




How do you feel looking at your archive exhibition and seeing the reactions of people?

Of course I’m quite surprised too to see so many news (reports) up on the wall. They are not like that in my flat. The audience keeps asking me if I have them all pinned up in my house. The Biennale allowed me the opportunity to spread them out and group them physically, instead of just in the computer or in my head.

And of course, so many news don’t make it to the wall. It’s not practical or possible. Some artists ask me how come I don’t put up the news about them. Of course I just laugh.

I have my own criteria, and it’s quite random, too. A piece of news comes up, and then the next piece, which is related, goes up next to it. A third one, if it’s not related, goes to another wall. In the end, I have several groupings. The audience would see the relationship if they look at the news next to one another. I don’t have to put captions here and there.

Audience-wise, it’s from art students to old artists who I’ve not met for many years since I left the museum. They all remember me as a museum staff. But it’s good to see them again. Student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me. One of the purposes of having this archive is also learning and sharing, especially since I’m from the privileged background of having worked for a museum doing art archiving. Not many materials are available to the schools.

Is there a kind of catharsis?

I’m happy that it’s like a real archive – and I’m the unpaid archivist. There’s a lot of satisfaction talking about the past with old artists and the young ones who are getting into the art world and telling them there’s a lot of things in the news that they can rely on.

So do you trust the news?

No. I don’t trust them completely. I notice mistakes made in names, dates, misquotes – I personally sometimes avoid certain journalists whom I do not trust or have proven to be not a reliable writer.

But then, ironically, the fact that you’re putting all these up on display on the walls – it’s a kind of stamp of approval in a way.

Well the title is Artists In The News, but I’ve added another line, which is Artists Not In The News? I try to balance the so-called imperfections. Journalists have also admitted that the press cannot cover every event that happens.

And yet, I noticed, you see the certain artists appearing once or twice…?

I have consciously removed or reduced – if one particular artist has 10 articles, I don’t put the 10 articles up. I just choose one, which I think is important that the public sees. Not how a certain artist wins an award but maybe like how he started or things like that.

In a way you’re also “editing” Singapore’s art history.

Yah, I’m like an editor. I have the privilege of selecting what goes up on the wall, can make some people even more famous. That’s what the press does sometimes. This is an exhibition, actually of the press, how they report, how they write, how they photograph even.

Has much changed?

Of course, through the years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different writers and actually I wanted to list out all the writers on my blackboard but I ran out of space so I erased all the names. Instead of listing the names of the artists, I had wanted to list the names of the writers. Through the years, some were very important, like TK Sabapathy, T Sasitharan, Susie Wong.

Has the press’ attitudes toward art changed through the years?

The popular type of question is Is It Art? It’s still the same. Of course if it’s the same editor, you get to see the same headlines. But maybe, during the last decade or so, (you saw) less controversial headlines appear about “crimes” committed by artists or artists in trouble with the arts council or the police. Previously if you go back to the `50s, `60s, `70s, artists were arrested. In the `80s, `90s, maybe it’s nudity or even urine. (laughs) Of course gay artists come out and have exhibitions and they’re reported in the media too. This was only in the `90s.

Do you now find that the fact that there’s less of that kind of controversial writing is a sign that local media has finally “got it” or understood?

Well, if you look at the change in the media, the people in the media, they’re probably younger too? Well, the older ones are probably retired already. And of course th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f art internationally. When Singapore gets into the international art arena and sends artists to international art events isn’t it that we have to be more open? And when you invite artists here for your own Biennale, shouldn’t you also not try to censor? That much? (laughs)

Any other observations?

It would seem like we don’t have to wait for one article per week, which used to be the way. Now you may get two, three articles. Like the Chinese papers sometimes have four articles in one day. They’ve increased the coverage.

Your show is very “analogue”. But you’re also on Facebook. There has been much talk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physical newspaper.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new and online media? There’s a bit of irony there that here you are with three decades worth of print – and counting — and art writing has exploded online.

Firstly, on my Facebook account, when the show officially opened, I only posted a photo of the entrance, the sign board. I never showed the inside. I want people to come and experience this.

Can we rewind a bit and give us a mini-refresher course on your ongoing Singapore Art Archive Project and its connection to Artists In The News?

This selection of newspapers for the Biennale is part of my SAAP, which of course is part of my collection since 30 years ago. Besides newspapers, I have art catalogues, books, posters, relics, objects found in exhibitions. Here in the show I have three relics. I also have photographs that document mostly performance art and installation events for arts festivals, I also do some audio recordings of artists interviews.

Are they here?

No. That will be for the full SAAP collection for maybe four times this space. I did Errata (Errata: Page 71, Plate 47. Image caption. Change Year: 1950 to Year: 1959; Reported September 2004 by Koh Nguang How) in p-10. That was only catalogues and books.

In the Chinese coverage it was mentioned that I did that six years ago, and this is the so-called “part two” with newspapers. What’s the “errata” this time around? Tang Da Wu’s Earthworks.

It’s not a print mistake but a mistake in (not) acknowledging it as art. It has to be put back in history as art. That was a work that was not accepted 30 years ago by the museum director. After 30 years, we have gone through all these new art policies, promotions, artists emerging and dying, 30 years of art news – and we go back to Da Wu’s work again. Is his work still valid or not valid in today’s mindset about contemporary art?

And this “office” of yours in this space –

It is to me a real archive. I’m the manager, the archivist, the designer. I allow the audience to come in and if they have a request or question, I will try to solve it. Some audience don’t read Chinese. So for example I have a Chinese article of (Ng) Eng Teng, that person can’t identify it easily. Then I’ll point it out to him or her.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a performative element to what you’re doing.

Yeah, well, it’s live art for two months. (laughs) The audience and me will create the energy, but it’s only seen by the camera – the surveillance camera (he points to CCTV camera in the room)

Were you conscious of that?

I don’t care.

I mean it’s also another kind of “survey”. Literally a surveillance of the art history within this space. So anyway, to clarify, the idea of archiving reports on art started 30 years ago?

I was doing art as a subject in JC, but I was in the commerce stream. Every student did art until at least secondary 2. And art was something I liked but I didn’t do O Level art. Then I flunked my commerce in so I had to repeat. Somehow I knew I could do art as a subject as an alternative to maybe accountancy.

Which is the opposite of what people thought back then.

So I was given a test by my teacher because she wanted to make sure we can pass. Because my college had a 100 per cent passing rate in art and she didn’t want create history by failing art. (laughs) So anyway I got to do art and I was happy doing it. But it’s very simple and it was all skill-based — nowadays people have to do art history.

And then after my A-level art and the army, I joind the National Museum Art Gallery as a museum assistant. I helped the curator and assistant curator of art. In my job, I met artists like Tang Da Wu in 1986 – he was invited to give a talk on contemporary art. I was helping him with his slides, the lighting, and listened to his lecture. Later I went to the museum’s newspaper clippings and found Earthworks.

So your encounter of Earthworks is very much like how we encounter the works reported about here in this space.

Correct, only news clippings. Later, when I knew him personally, he told me the story behind Earthworks and the problem that he faced, that the show was prematurely terminated.

In a sense you’re one of us and not coming from a position higher than your audience.

Yes, I imagine this is the future, that’s why I don’t have much captions or clues regarding this important news. (In a sense) this is the future, I am the future, you are the future audience or user of the newspapers. There is no Da Wu around to tell us, only newspapers.

So when did you start the collection?

1980 as a student, without thinking of whether I would work for the museum or not. If you do essay writing, you probably have got to have some clippings. Even more if you’re an art student.

But you don’t just collect clippings, you collect entire newspapers.

No, I used to clip. I used to cut. But, as I said in Facebook, I cannot cut straight, which is quite true. Because I didn’t have a proper cutter or cutting mat. And then later, when I started to provide things for people, I realised there were no dates (in my clippings). This was in the `90s when I became an artist and started providing things for writers and museums.

So there are stacks of your clippings somewhere?

Yes, but I never put my cuttings in scrapbooks. Some of them are in boxes, some are in my house. I chose not to show too many old clippings here, because it’s hard to handle irregular shapes.

At what point did you realize you had an archive going on?

When I started to help the Fukuoka Asian Art Museum in `96. I was invited to be a coordinator for an exhibition called The Birth Of Modern Art In Southeast Asia: Artists and Movements. That job allowed me to meet artists whom I’d never met during my museum work. I was also providing biodatas of artists – and I realised I didn’t have enough. Not even enough to conclude whether the artist is alive or dead! (laughs)

But that’s a full 16 years between 1980 and 1996. You mean for that long you weren’t conscious of an archive?

No, when I was in the museum, I got to read the clippings done by the librarian anyway. I was still collecting.

Is there no gap at all in your collection?

I try to ask my mother or father to buy (when I’m not around). Those six months in Japan for example, she continued to buy newspapers for me. So as long they continued to buy – because I stopped subscribing even though I still buy in the mornings – that when I return home I would go through the pile. Of course it’s not as good as reading them every day.

Weren’t you tempted to sell them to the karang guni?

At times yes, the classifieds. (laugsh) That’s the first thing I would sacrifice. But I still have some classified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ones. Obituaries are with the classifieds in the Chinese newspapers. English papers, classifieds are purely classifieds. If I do throw away, it’s the Straits Times classifieds.

And the ones that are featured in this exhibition?

From section two or three. If it’s section 1, it depends on whether art makes it to the front page, for example art policies or art “crimes”.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an artist or an archivist?

I am an artist. I use photography, I do mixed media collage, normally with my own photographs. I do installation, mostly site-specific installation, in the Substation Garden, in the gallery…

My practice for residencies is archiving for two or three months, to use the material for my installation. Then later, when I did Errata, that’s using art history material for my installation. It’s a two-in-one thing. It’s functional art.

Prior to this, the last solo show you had was Errata?

Yes. But of course I had The Artist Village show, the Drawing (as Form) show (in 2009), where I showed 200 over photographs.

I had wanted to show my photos of performance art at Substation once but I didn’t propose. If I have the chance, the next show will be photography from my collection. My documentation of art work.

The first one was catalogues and books, this one is newspapers. I hope to show the three components of my archive.

I actually wanted to do three shows with p-10 – first was Errata, the second on relics or objects and the third one one photography. But only one was realised.

You mentioned before that the fate of this newspaper archive is uncertain, that you’re thinking of letting it go and that no one seems to be interested in acquiring it.

Uhm, I don’t know. So far there’s no real offer to help me extend the life of this archive, to host it after the Biennale. But definitely the audiences have been saying that it’s something very useful for their studies, for their research. They would like to have such a place.

It’s interesting that in the Biennale context, it’s a work of art. But the reactions of audiences are based on its potential as source of very specific information. Of data.

Of course this is presented as an artwork, but I’m also the archivist in the artwork. So I have two roles. The artist has done the work already, now I’m the archivist. I’m performing the role of the archivist now. Towards the end of the Biennale, the artist will pack up.

And…?
Some institution was actually working with me to host it but now they have stopped. They withdrew acknowledgement credits in the Biennale. Now I was told that they will only spend for the carton boxes, no digitization, no further loan for five years… So I mentioned on my Facebook that I would throw them (the archive) because I’ve lost faith, I’ve lost hope.

Which is rather painful because in a way, this is three decades of you having hope.

Yah, and also in a way I’m continuing the hope of the artists before me. In fact there are more than 30 years (worth of art reporting). I say 30 years because as a story I can start from my Junior College years. But I have in my collection, newspapers from the `50s, `60s, `70s — they are from the older collectors and the artists. More than 70 years worth of Singapore art history.

And then, you’re very much aware that even as you collect, in two months time ther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archive disappearing. It’s a very sadomasochistic performance.

In a way, I look at this collection, the people who come, the story behind these newspapers, the history behind, I believe, whoever makes the choice of not supporting this project will regret it. This is our history, our heritage. I personally feel that they’re all with me – the artists who have already passed away, the artists who are no more in the news, they are on my side.

***

PS, I sent the transcript to Koh to verify his responses and, meticulous as ever, he elaborated on the Errata exhibition:

Errata went to NUS and 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after p-10. The finale at SHM had artist Chua MT and the author Kwok KC confirming the date of errata was 1959 in a forum. What a perfect situation and ending for Errata!

3 versions of Errata:

2004 ERRATA: Page 71, Plate 47. Image caption. Change Year: 1950 to Year: 1959;
Reported September 2004 by Koh Nguang How, p-10, Singapore

2005 Errata at NUS: Exploring Singapore Art History, a new version of the ERRATA show in 2004, co-organised by p1-0 & University Scholars Programm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t NUS Central Library. (2 to 16 March)
(The show is accompanied by a series of presentations and workshops)


2005 Errata: Page 71, Plate 47. Image caption. Change Year: 1950 to Year: 1959;
Reported September 2004 by Koh Nguang How
Presented by the 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and Curated by p-10 (15 Aug – 25 Sep)

Like I said in the papers previously, best work at this Biennale.

Tags: art reportage, Earthworks, Errata, Koh Nguang How, Singapore art, Singapore Biennale, Susie Wong, T Sasitharan, Tang Da Wu, TK Sabapathy

17 November 2010

“谁是谢太宝”


http://blog.omy.sg/dannyyeo/archives/3910
杨君伟 伟所欲为 Do It My Wei » Blog Archive » 每天看报纸:联合早报 16.11.10 “谁是谢太宝”

联合早报
2010年11月16日 星期二
亚细安新闻 第25页
翁山淑枝呼吁“非暴力革命”

这几天,为翁山淑枝重获自由而感到高兴。
有些事情,等太久了。
多年来,自己单方面定下条件:除非翁山淑枝被释放,否则决不踏上缅甸土地。
一位游客幼稚的倔强,只为了无声抵制缅甸军人政府,为翁山淑枝抗议。
算不算是我个人的“制裁”⋯⋯?
这几天,心里一直抹不去这几个名字:
翁山淑枝,曼德拉,谢太宝。

且看:
Aung San Suu Kyi, 15 years military-imposed house arrest;
Nelson Mandela, 27 years in prison, mostly spent on Robben Island;
Chia Thye Poh, 23 years of imprisonment by Singapore’s ISA and 9 years of house arrest in Sentosa, without charge or trial.
Chia Thye Poh spent 22 years, 6 months, 2 weeks, and 4 days in jail, mostly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The 9-and-a-half years after his release were spent under severe restrictions.
What a torture.

谁是谢太宝?没有太多新加坡人认识他,可他却是“the world’s second longest serving prisoner-of-conscience after South Africa’s Nelson Mandela”。如果把23年囚禁加上9年软禁,就32年,比曼德拉还要久了。

有些事情,等太久了。
谁是谢太宝?为什么大多数的新加坡人都不知道?
最近,有人说:这跟中国人不认识刘小波一事,如出一辙。

01 October 2010

精彩的政治谈话:外长杨荣文新中关系

http://www.zaobao.com.sg/special/singapore/pages4/sg_cn101001.shtml
外长杨荣文: 新中关系处在历史潮流的高点
(2010-10-01)

外交部长杨荣文是融汇中西方文化的新加坡人,这些特质决定了他一些谈话风格——在流利的英语以外,他经常随机引入许多华语,用来描述新中关系或与中国有关的话题,例如“建交”、“南巡”、“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东盟(即亚细安)的发展,东盟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发展”,词汇转变自然,表达精准。

在新中庆祝建交20周年之际,杨荣文接受本报专访,回顾与展望双边关系的过去、未来。

他认为新加坡与中国,亚细安与中国交往紧随古人的智慧,做到“中不偏、庸不易”,用中国古人的“中庸”概念来辅佐他对于新加坡国际定位“网点”理论。

新中20年建交要放在新中关系漫长发展历程中理解,他说,我们正处于新的历史周期,在潮流的高点。

● 韩咏红报道(北京特派员)

  专访杨荣文外长时,他正进入一次中国行的尾声。9月中旬,他与总理李显龙访问了上海、苏州,接着续程前往北京,会见20岁的中国全国政协委员、藏传佛教转世活佛班禅。那场会见被中国官方喉舌节目《新闻联播》以超长时间地报道,反映出中国对于班禅第一次会见外国政要的重视。

  当天晚上,就有北京的政治观察者给记者发短信问:“你们外长见了班禅?”之后,也有学者称赞说,可见新加坡对中国的外交工作做得很好。一场政要与宗教界特别人士的会见,给新中建交20周年纪念再增添积极氛围。

新中关系远不止20年

  然而,说是庆祝建交20年,但这个数字可能是把新中源远流长的关系说短了。杨荣文首先强调说,新中关系远不止20年。自晚清以来,新加坡就是大陆剧烈变革的一部分,中国人反西方列强与日本侵华的抗争传导到新加坡,本地人也参与了孙中山革命。

  他提醒说:“明年我们将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这是新加坡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辛亥革命不是最后一场将两地人联系起来的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此后还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抗日运动,杨荣文指出,二战期间日本军在南京以外的最大规模屠杀发生在新加坡,并非偶然,而是由于两地固有的历史联系。战后,新加坡岛内发展民族主义思潮,出现各种面向,像华人慈善家陈嘉庚所选择的是其中一种。杨荣文说:“他选择了认同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所以回到中国,在那里开展重要事业。”

  也有人去了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直到1954年,人民行动党将各族团结起来,创造独特、认同于新加坡的民族主义。杨荣文形容说,这都是塑造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我们灵魂挣扎的一部分。新中两地拥有血缘与文化联系,但是新加坡独有的政治身份经过多年才找到清晰的形式,这个过程对于新中建交有特殊意义:它使得新加坡能与中国发展良好的双边关系,而不让东南亚国家觉得敏感。

  杨荣文说:“不了解前面的这段历史,也就不能完整理解此后新中建交的意义。”

  最终,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后第二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双方建交联合公报在1990年签署。

  这个结果表明,在新中发展双边关系的过程中,邻国的观感、新加坡人国家认同的构建,一直是一个被考虑的因素。

  但新中的文化与血缘联系,这个现实却不会因为政治身份转变而变化。于是,当中国文革结束后,两国“又再纠缠到一起”。谈到此,不能不提到1978年邓小平对新加坡的访问。正决心走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在众多模式中看到了新加坡——一个找到自己的前进方向、以华人为主的社会。

  中国有许多文章探讨新加坡经济建设与社会管理对邓小平的启示。但杨荣文没有将重点放在这里,他点出了精神层面的因素。他说,由于国情的不同,中国不可能采用与新加坡一样的模式,但是我们走出自己的道路,这点让中国领导人得到信心与鼓励。相比之下,同样是华人为主的社会,当时的香港还由英国治理;台湾由国民党统治,又得到美国支持,因而对中国而言,生存与主权都独立的新加坡,在政治上显得更容易被接受、更适合于学习。

外长杨荣文: 我们要建立 新中关系整体构架

  此后10年,由于中国与亚细安都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共同立场,中国与亚细安政治领袖与外交官员建立起互信与联系。到了1992年,邓小平看到1989年以后保守力量再一次控制了政府,高龄88岁的他决心扭转乾坤,将国家带回改革开放的轨道。就在他南巡时,提出借鉴新加坡社会管理经验的意见。

  杨荣文回忆说,起初新加坡以为邓小平只是随口说说,没有意识到这就好比教皇在颁布指示,结果那一年新加坡迎来400个代表团,中国官员纷纷来到本地考察社会管理。“情况有点像他们在文革中说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现在是)社会管理学新加坡。”杨荣文引出文革口号,自己演绎增添出最后一句。

  这促使当时已卸下总理职务的内阁资政李光耀想,与其通过参观学习,不如一起做事,苏州工业园区的构想由此而生。新加坡政府相信,邓小平在意识还清醒时,批准并祝福了这项合作。20年后的今天,这个项目本身取得了成功,每年还吸引数万名中国官员前往考察,苏州借鉴了一部分新加坡的经验,而中国其他城市再借鉴苏州的经验,苏州工业园区成为新中建交20年的一个成就、一个新加坡在中国成功打造的品牌,以致最近总理李显龙访问中国中西部,各省市领导都提出要和新加坡再造一个“苏州”。

双边关系史中一个新的周期

  最近几年,国务资政吴作栋注意到中国探索对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意愿,提出合建生态城的构想,推动两国关系又迈前一步。

  杨荣文总结说:“总的来说,我们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伙伴关系,很多年来中国都是新加坡最大的海外投资目的地。在经过前期一些磕磕绊绊以后,新加坡企业已经遍布中国,有的发展得相当好。反过来,也有超过3000家中国企业在新加坡,我有时候听说是3000家,有时4000家,搞得我都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家,但他们为数众多,而且在发展,他们在新加坡投射的影子越来越大,对应新加坡对中国参与程度的增长。”

  “这几乎是新中漫长双边关系史中一个新的周期,现在我们是两个不同的政体,我相信在新的角色里,新加坡将对亚细安与中国关系的强化发挥重要作用。”

新中关系在各领域得到发展

  记者问到李光耀资政在新中关系中的作用,以及在下一代新中领导人的交往中,这样的作用与影响力能否继续。

  杨荣文说:“李资政在中国享有很高声望,他与中国有长期的交往,也在重要方面对中国给予了帮助。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我们不能重现的现象,就好像中国不可能再出现一个邓小平。随着历史演进,我们的关系将以不同方式往前发展,现在不会只有一个基石,而是会有好多柱子,我们不只在建立单一结构,而是一整个构架。”

  他将现在的新中关系形容为“多层面、多面向、有不同色彩,越来越丰富,在各种领域发展”。“潮水有时候强,有时候变弱,但潮水的流动永不止息。我想我们现在处于潮水的高点,在文化、政治、经济各领域、不同年代的中国人与新加坡人在交流,甚至还包括跨国通婚,这是交流的最高形式。”

  外长在这个比喻用了潮水、变化与循环的概念,再一次融合了东西方的智慧。

中国—亚细安自贸区 是对中国战略眼光的献礼

  新加坡是亚细安的活跃成员,也是区域合作的积极支持者。中国官方媒体叙述新中关系时,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句话:“中国支持新加坡在亚细安一体化进程和区域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新中双边关系发展中,新加坡、亚细安与中国的多边关系近年显得日益重要。谈到此,杨荣文赞扬中国对于发展与亚细安关系的战略远见,也有感于中国高层对于中国—亚细安共荣未来的坚定且一贯态度,他也不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将亚细安收纳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中国—亚细安自贸区的概念,最早是由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提出,杨荣文还记得朱镕基当年在其中一场会议中这样说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东盟的发展,东盟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发展。”

  中国—亚细安自贸区的概念刚提出时,亚细安国家并不确定要如何回应,新加坡是自贸协定最强力的支持者,由此将中国与亚细安的未来联系确定了下来。

  杨荣文回忆说,最初中方官员谈判态度强硬,亚细安国家不是太愉快。事情传到朱镕基耳里,他提醒贸易官员这项协定的重要的政治战略意义。结果是中方官员让步,双方完成早期收获协议,接着是货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贸易的协定,到最终达成了全面自贸协定。他认为,中国—亚细安自贸区的成立,显出中国的战略眼光。

亚细安与中国不会是排他关系

  不过同样清楚的另一点是:亚细安与中国之间,不会是排他的关系。

  杨荣文指出:“从亚细安的角度看,亚细安的未来不只是与中国绑在一起,它也同时与印度、与发达国家、与日本紧密联系,我们的政策也是所有人都保持友好、保持中立。

  “但是在总的格局中,亚细安与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未来还会更重要。就像在历史中一样,中国的繁荣会给东南亚带来繁荣,不管是唐朝或者是宋、元、明,明代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为马六甲的崛起提供了经济基础,一直到清朝。我相信,在这个世纪里同样的事情会再发生:一个经济发达的中国会给东南亚带来繁荣。而我们幸运的地方,是现在不只有中国,另一边的印度也在发展,东南亚将因这两个古老国家的重新崛起而大大获益。”

  他不认为中国的崛起,会迫使亚细安改变在它区域政治格局中的定位。因为21世纪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网络世界”,国际外交不应该被视为零和游戏,每增加一个联系点,整个联络网的价值将会得到提升。

  亚细安与中国的关系,长期而言是建设性与互惠关系,但是双方也可能时不时出现利益冲突与问题,因此双方应该保持长远眼光,并且照顾对方利益。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双边关系将不断加强巩固;如果有任何一方基于短期考虑而忽略长期战略,关系可能出现不必要的挫折,但是杨荣文认为,总体而言,双方还是有互信。

  他也记得2002年当中国与亚细安领导人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提出建立自贸协定时,朱镕基表明中国不谋求在亚细安形成排他性的独特位置,换言之,中国没有将亚细安视为它的附属地区,而是一个独立的地区。

  “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也是中国所采取的一种大方做法。他明白我们与世界各地已有联系,中国也要成为有联系的一方。

  “随着这个图景越来越多元,天枰的倾向肯定会改变的,无论是在经济领域、军事领域都好,我们必须不断地进行调整,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一个总体的平衡。我觉得我们应该遵循中庸里的智慧。

  “我记得三字经里是这么说的:‘中不偏、庸不易’。换句话说,你不能僵直不动。如果你腿脚笨拙,大船摇晃时你就会跌倒。所以你必须灵敏地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所以很自然地,当我们跟某一个国家的关系变得太不平衡,我们就会设法平衡它,可能是与那个国家做调整,或者与其他国家。”

中国不会成为西方式帝国

  中国在快速的崛起中,目前的趋势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年内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的崛起被形容为本世纪最重要的现象,但是威胁论的说法也始终消解不去。

  对于威胁论,杨荣文认为亚细安可以不必太忧虑。东南亚国家都不是第一次看到中国崛起,在历史上它几乎没有侵略过东南亚,而且按照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人也没有兴趣将其他人变成中国人。

  杨荣文举出了犹太人做对比:你可以说他们的语言,喜欢他们的食物,大家做朋友,但是你自称是他们的一员,如果你自认是犹太人,他们反而觉得很不自在。

  “这是一种愿意接受大家和而不同的心态,中国人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的文化与特性,他们也会在承认大家都不同的基础上,和你打交道。”

  “当然,他们有利益,他们要求他们的重要关切受到尊重,否则他们会向你施压。但是中国演变成西方式的帝国,攻城掠地发展殖民地,我不相信那会发生,这不在他们的历史、文化与文明传统中。”

  但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却是另一个问题,因为任何新大国的崛起,都会造成现有大国的不自在,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需要把握新的平衡点,这个过程有时候可以是充满紧张的。

  杨荣文说:“接下来,亚洲‘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答案都将指向中美关系的问题。我认为中国领导人说得很对,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的利益是对立的,同时也坏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有太多共同利益。所以他们必须要在这个矛盾的格局里去设法协调出新的出路。”

  “如果这个主轴能维持住,现在的结构将可以保持,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可以活动发展的空间;如果维持不了,世界将变得非常不同。”

杨荣文精彩语录


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所有亚细安国家都知道,单凭哪个国家个别的力量,都不可能有任何基础去平等地和中国、印度相处。所以我们还是保持在一起,组成一个6亿人口的大社群,占领世界两大洋之间的战略位置。在这个基础上,带着尊严与足够的体积,来与中国、印度、以及世界上其他的大国相处。

你如果变得不再精彩,你会被忽略过去;你想垄断一切,你会被忽略过去;只有当你能够为网络里的其他成员提供有益的服务,你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网点(node)。所以这对新加坡来说很关键,我们必须为他人服务,一直发挥作用,表现我们对其他人的价值。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继续表现我们的用处,继续生存。

血缘因素在两国关系中依然发挥作用。总体而言,文化与血缘的联系让新中更了解彼此,所以是加分作用。但偶尔也会引起不切实际与虚假的期望,例如去年当李资政在美国提出亚洲需要美国平衡中国力量的言论被错误地翻译成要“制衡”中国时,在中国网民间激起反弹,我想他们忘记李资政不是中国公民。

《联合早报》

22 August 2010

古城遗书。关爱城市

 

乘着国庆日周末长假,和太太到马六甲、麻坡。我觉得虽然马六甲古城有很多地方很商业化,但是间中有一两间还是依稀住着当地人,或者是以传统工业/商店的形式存在着。比较新加坡的牛车水,刻意以旅游为目的的经营痕迹比较少,虽然如此当地人还是有话说。刚在马六甲买的一本《古城遗书——写给马六甲,记一城的美丽与哀愁》的书,是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记者欧阳珊专栏摘录,记录她在在驻马六甲时候收集的资料整理和杂感。她是马六甲人,在书中她写到:“今天的马六甲人在普遍缺乏古迹认知的情况下,以‘发展’的之名装修、拆建、铲平;旅店、咖啡馆乃至采养燕窝的‘鸟屋’以渐渐蚕食的方式,‘消化’着老街的古屋群,消蚀着‘古城’”....“一个古迹可能是几百年岁月的累积,消失却可以在一瞬间,而且将永远失去、无法重来”。


对于传统古迹文化的关心保留,其实除了写书之外,摄影也是另外一种方式。《城市的眼睛》展览从现在到 30 日,假裕廊图书馆举行。《城市的眼睛》活动1999年于槟城发起,后来发展到太平、怡保、吉隆坡、马六甲和新山;2002年在新加坡由一群文化人开展。《城眼》希望从一般社会人士的角度,以摄影的方式记录社会的变迁,并集合共同的新加坡回忆。同时也希望大家在探索与观望岛国各层面的时刻,能够用心关怀社会,用眼睛记载时代的变迁。我在2003年接触参与《城眼》活动后,不久便从主办人的口中知道这活动可能结束,这时候又听到:“新加坡人没有回忆”和“身在故乡为异客”各种声音,便决定和子民兄一起扛下这个活动。我总觉事情说不如做,我们一直在讨论古迹文化的流失,如果不能够保留实体,保留收集现在可以拍摄到的影像,何尝不也是一个方式。我倒是觉得《城眼》的做法是一个比较前瞻性的做法,而且大家应该用各自的方式力量去做,不分彼此。

 

这几年办下来,碰到一些义务性质的团体组织常常碰到的问题,如赞助资金的问题、义工的去留问题、还有资料收集储存的问题,常常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加上很多团体组织,都以更高的奖金和更大型的宣传来主办类似的活动,使到活动参与人数和赞助的经费都被分散了。这些条件不是我们没有奖金、没有宣传目、没有主题的活动所能够竞争的。其实如果有其它更有组织性和资金的团体活动,能取代《城眼》的活动,我个人是乐于见到的。但是这些活动很多是为了配合一些周年庆典或者产品宣传而主办的,通常没有持续性,而且影像的收集有特定的范围目的。所以我暂时还是觉得《城眼》还是有主办下去的必要。

 

开始接手办这活动后,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城眼》的定位问题。主办《城眼》常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的是什么照片,我们的选照片准则是什么?这就让我想到小学的时候,当老师作文的时候出“无题”的时候,大家你我对看得景象。我常常觉得《城眼》因当是一个“城市人为自己的城市” (For the city, by the city dwellers) 主办的一个活动,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平台给大家,至于大家想为城市留下什么,则是大家共同的决定。但是基于展览和出版书籍的经费问题,我们不得不以一百张照片为一个准则。至于那些想要有一些提示的人,我的个人意见是尽量不要选择热门的题材,或者重复性太高的地点。

 

回到一开始提到,我在国庆日到邻国旅游的事情,看起来像是有点不爱国。最近蔡依林就回应媒体报道她不孝顺的事情说:孝顺不需要别人定义,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相处模式套。所以呢?爱国的方式不需要别人定义,如果还是想不到什么方式,就来看看展览,用眼睛来爱这个城市,爱这个国家。

 

注:《城市的眼睛》展览从现在到8月 30 日,假裕廊区域图书馆举行。开放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入场免费。


(摄于2010年8月8日,马来西亚马六甲古城)



19 November 2009

李资政:关于双语政策,我当初的前提是错误的

http://www.zaobao.com/sp/sp091118_001.shtml
李资政:引起学生对华文兴趣 是教育部当务之急
(2009-11-18)
● 周殊钦

  内阁资政李光耀承认,政府早年推行双语政策时,以为所有学生透过死记硬背就能同时学好两种语文的教学方法,是走错了方向,他将在有生之年把过去的错误完全纠正过来。

  为此,他强调教育部必须利用能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方式去扭转华文的教学情况。

  他昨晚为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主持开幕式时讲话,指出我国当前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引导家庭用语为英语的孩童对华文学习产生好感,进而乐意去学习这门语文。而一种可行的方法就是先引起他们对华文的兴趣。

  “我要所有的年轻教育工作者都明白这就是我们下来的发展方向,要使用信息科技、透过戏剧及以任何一种能抓住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不管他们掌握到何种程度,只要让他们喜欢上这门语文,认为这是好玩的,以后就会使用。”

  李资政以本身作为双语政策倡导者对我国语言政策演变的观察,以及个人曾学习多达六种语言的经验,针对这项政策是如何一开始就在错误的前提下实施,到政策要如何顺应未来的语言环境的需要,同上百名教育工作者分享心得。

  他坦言政府早年的双语政策的实施方式,因为当初对人类学习语言能力的误解,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而规定学生听写、默写的教学方式简直是“疯狂”的,而且也因为没考虑到讲英语学生的心理,没使用以英语教华文的灵活教学方式,导致许多学生完全排斥华文,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教育部门里,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双语政策。因这是我一直都在坚持推行的,但我当初的前提是错误的。我原本以为只要智力相同,人们就能学好两种语文。”

  然而,后来的科学研究,包括移居美国的第二代中国人未必就一定能学好华文,以及他对本身尽管曾学习多种语言,成果却有别的体悟,让他相信语言的学习必须先从抓住学生的兴趣开始。

  “渐渐的,我介入了教导语文的政策,并坚持要以我的经验来引导政策的方向。我是在冒险,我开始时做错了,但是我要将它纠正过来。虽然尚未完全纠正过来,但是如果我能活得更久,我一定会把它给改过来。”

  每年都到中国访问的李资政,也举当地最优秀的通译员为例,指出由于他们的第一语文是华文,所以在进行英译中的通译时如鱼得水,但是在中译英时,就未必能做得一样精确。

  “我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以同样的程度来掌握好两种语文。如果你认为自己可以,那是在自欺欺人。”他认为对一门语言的学习,离不开它的实用性。因此他要求教育部着重让学生学习汉语拼音及认字,因为写字这个学习环节未来的实用性已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学生能透过电脑的帮助进行简单的中英翻译,即表示他们了解这两种语言,这该是未来的教学方向。

  他指出,家长和孩子其实都了解在未来的世界,懂得华文就等于有了额外的市场价值。因此,重要的是要在学生身上打下一定的华文基础,让他们日后如果到了中国等需要使用华文的地方工作,即使一时生疏,很快就能重新掌握。

  华文教研中心董事会主席胡以晨在开幕式上讲话时表示,政府所推行的双语政策使新加坡拥有庞大的以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教学实验场。华文教研中心要是成功发展,还可成为外国双语教学的典范。

  读者有兴趣聆听李资政昨晚的演讲,今天下午可上omy.sg网站。

17 October 2009

新加坡马来人看“我也是马来人”的含义

http://www.zaobao.com/yl/yl091013_002.shtml
新加坡马来人看“我也是马来人”的含义
(2009-10-13)

● 陈妙华
狮城脉搏

马阿洛夫说,马来西亚宪法对马来人的定义是:信仰伊斯兰教,讲马来话,遵守马来习俗。这与新加坡不同。新加坡的宪法规定:马来人是本国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他们的利益应该得到政府的保护。

再益·依布拉欣认为,马来人是可以成功的,不需要害怕其他种族的竞争,也不需要受保护。……马来人的真正成功应该来自于自己的本事、勤力工作、良好教育、自尊自重,负责任和良好品德。

  45年前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新马两国马来人因而有了不同的发展。当时有些马来西亚马来人觉得新加坡马来人变成少数民族,在“任人唯贤”政策下无法竞争,很可怜。有些新加坡马来人起初也很悲观。但随着时势的发展,时间的推移,现在有些新加坡马来人已觉得自己不必事事靠政府优待,能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就,比马来西亚马来人更值得自傲、更有成就感。

新马两国对马来人的不同定义

  最近新加坡马来文报《每日新闻》(Berita Harian)发表特约作者马阿洛夫(Maarof Salleh)的一篇特稿,似乎就代表了一些新加坡马来知识分子的上述观点。

  马阿洛夫的文章题为“评介‘我也是马来人’的含义”。

  《我也是马来人》是再益·依布拉欣(Zaid Ibrahim)所写书本的名称,也是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再益·依布拉欣是阿都拉·巴达威当首相时的前首相署部长,负责推行司法改革。他因不满警方动用内安法令逮捕国会议员及华文报记者,于2008年9月愤而辞职。后来他加入安华的反对党人民联盟。

  马阿洛夫在上述特稿中说,他读了再益·依布拉欣的这本书,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一个来自吉兰丹,讲马来话,信仰伊斯兰教,遵行马来习俗和文化,当了23年巫统党员,并且曾经担任马来西亚内阁部长的人,还需要强调自己是马来人?

  马阿洛夫说,他对再益·依布拉欣与巫统一些领袖的内斗不感兴趣。他只想了解:这本书所界定的“马来人”含义是什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他说,众所周知,马来西亚宪法对马来人的定义是:信仰伊斯兰教,讲马来话,遵守马来习俗。这与新加坡不同。新加坡的宪法规定:马来人是本国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他们的利益应该得到政府的保护。

  在新加坡,“马来人”的含义也根据需要和作用而不同,例如申请免费就学和当集选区候选人等。

“马来人主权”反映的是特权

  再益·依布拉欣在书中写道:“当我说‘我也是马来人’的时候,我是向大家介绍,我确实是传统的马来人。我的祖先生死都在吉兰丹。他们不是来自阿拉伯半岛、也门、土耳其或印尼。我不仅仅是联邦宪法上规定的马来人,我也是世代相传的马来人。我是以马来人的传统和习俗为荣的马来人。我热爱马来艺术、马来音乐和马来语。”

  他认为,马来人不应该只因出身为马来人,而他还应该是以马来传统和习俗为荣,热爱马来艺术、音乐和马来语的马来人。

  用这样的标准,他批评“一些马来领袖犯上一个毛病,不断地寻找新精神和特性以吸引和鼓励马来人向前进,而对那些敢于批评”给马来人优惠政策“的人戴上”非马来人“的帽子。

  他说,所谓“马来人主权(Ketuanan Melayu)”,在马来亚争取独立斗争中根本就没听说过。它是马哈迪时代巫统的阿都拉阿末(Abdullah Ahmad)在新加坡的一场演讲中提及的。

  再益·依布拉欣认为,那概念所反映的是马来人的特权,只因为马来人是源自马来亚(Tanah Melayu)。

  阿都拉阿末认为,1969年的种族暴乱就是因为有人挑战马来人主权概念而引发的。

  作为一名律师,再益·依布拉欣阐明,“我国宪法中并没有‘马来人主权’的条文”。

  他也提醒说,1971年开始实施的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DEB)早已于1990年结束。那显示马来西亚消灭贫穷和重组社会结构的计划已经结束了。不过因为调查显示这样的努力还得继续,因而政府推出了国家建设计划(DPN)。

  新经济政策和国家建设计划实际上是有差别的。前者获得政府全体成员党的同意。后者则只根据巫统的模式,因为当时的巫统地位强大。

  新经济政策的主旨是消灭贫穷和重组马来西亚经济结构。国家建设计划则更注重给土著特权,以便制造出马来资本家。

  再益·依布拉欣对国家建设计划被错误地当作新经济政策的批评,被指是数典忘祖,不爱自己的民族。

  他辩解说:“马来人可以当自己的主人(Tuan),只要他能够勤力工作,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成功人士的品格:良好的工作态度,负责任,自尊自强,不贪污不滥权。 

马来人的成功之道

  马阿洛夫在特稿中说:“他(再益·依布拉欣)这样的观点似乎太理想主义。但他自己却以自己和家族的成就证明了这点,其中之一是开设了马来西亚最大的律师楼。”

  再益·依布拉欣也说,他的那些成就靠的主要是能力和勤力工作,没有得到任何方面的特权和优惠。而他的孩子们“不是因为在考试中获得9个A或打破什么什么记录。而是因为他们有良好的态度、价值观和人生观因而充满自信心,让他和妻子觉得他们将来会在生活中继续取得成功。”

  他也说,他在巫统观察到的两个政治价值观是:第一,一个人要在政治上获得利益或出位,就必须成帮结派,而且他的帮派必须有个老大(godfather)。 第二,不要表现得太能干。例如为增强党的力量而提出新思想或新建议。他只讲领袖喜欢听的话,以博取领袖的欢心。

  对此,马阿洛夫写道:我不知道那样的价值观是否只存在于巫统,或者也存在于其他政党,或普遍存在于马来社会各机构之中?

  再益·依布拉欣认为,马来人是可以成功的,不需要害怕其他种族的竞争,也不需要受保护。也就是说,马来人必须抗拒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马来人可以成功,不必依靠别人的同情。马来人的真正成功应该来自于自己的本事、勤力工作、良好教育、自尊自重,负责任和良好品德。

  马阿洛夫写道:这样的品德要求只是再益·依布拉欣自己的理想,或是马来人原本就具有这样的品性,只是被他们的一些领袖滥权消耗掉了呢?

  又或者,这样的品质实际上也是普世性的?

  马阿洛夫认为,无论答案是什么,再益·依布拉欣所提的这种品质都应该让马来人感到骄傲,从而努力追求实现之。

  我觉得,马阿洛夫的上述结论,正逐渐在新加坡的马来社会中加强。我所认识的许多马来知识分子就非常重视儿女的教育,时时督促孩子们追求卓越。他们自己也相当努力,在各领域中力求上进。这是值得赞扬和鼓励的趋势。祝愿马来人取得更大的成功。


作者是精通马来语的退休报人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yl/yl091013_002.shtml

07 June 2009

王赓武教授: 让新加坡成中国及华人研究重镇

http://www.zaobao.com/sp/sp090607_516.shtml
王赓武教授: 让新加坡成中国及华人研究重镇
(2009-06-07)
● 韩咏梅 陈能端

  剑桥大学曾经出版了一部世界上极具影响力的中国历史权威著作《剑桥中国史》,主编是西方研究中国史权威费正清,从公元前221年的上古、秦汉、隋唐、辽、宋、元、明、清,一直到晚清、中国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洋洋洒洒16卷,那是西方汉学研究的代表作。

  这套让英国人引以为豪的学术著作,并没有让汉学在英国蓬勃发展起来。相反地,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展现出的衰弱,让原本对中国文化抱着浪漫情怀的欧洲人感到失望,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像古代史一样激起他们的兴趣。

  这10多年来,趋势改变了,英国开始重视中国近现代史,而且还从中国、美国找来学者,重新做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

  在剑桥大学这个英国学术研究重镇庆祝创校800周年的此刻,将学术地位崇高的名誉博士学位,颁发给研究中国及华人的华人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显示了剑桥大学对中国研究的关注。他将在12日到剑桥大学与另外九人一起接受这名誉博士学位。

  上星期五的早上,我们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武吉知马校园的东亚研究所,与王赓武教授进行了一次专访,请他深谈这项荣誉的意义以及他对本地人文与中国研究的期许。

  问:获得剑桥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这对一个华人历史学家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答:剑桥大学重视中国历史文化已经一百多年了,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有中国研究的教授,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和儒家思想,汉学基础打得很好。在他们的图书馆里,经史子集、四库全书,传统的资料相当完整。

  但是他们的特点是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化,对近代史方面是忽略的。

  中国对西欧的影响,主要从16世纪开始,当时传教士进入中国,在他们笔下的资料都是强调中国古代有多了不起,包括中国的发明、建立的政治管理和政府的制度,还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同一个时候,西欧的情况是恰恰相反的,国家之间战争不断,死亡人数很高,所以大家那两百年间,西欧包括英国,很尊敬中国的传统文化。

  19世纪后一切改变了,中国打败仗,而到中国经商的欧洲人发现,中国官僚腐败,人民穷苦,教育水平不高,于是他们对中国就再也不感兴趣了。

  问:这是不是反映出西方历史研究的功利色彩?

  答:正好相反,欧洲是抱着尊敬的心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因为看到中国的衰弱,所以忽视了中国人的潜力。唯一没有忽略中国的,是美国。

  美国才是非常功利的,他们看到中国这个大国,有庞大的市场,现在可能贫困,但还是要了解它,不要让其他国家把中国吞掉了。他们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注意到中国的潜力,于是发了很多奖学金鼓励中国学者和学生到美国去,这一点他们很有眼光。

  不过美国的中国研究只看现代,可能有些肤浅。不懂得古代,对现在或许会有误解。真正要了解中国,不得不把远古、近古、近代到现代,都好好地研究。

   问:你曾说过,中国要在世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华人知识分子要建立一套自己的知识体系。这次剑桥对华人历史学家的肯定,是不是西方开始承认中国知识力量?

  答:1949年之后,中国很多学者都到欧美去了,我觉得他们没有受到适当的尊重和欣赏,不过这些年来他们教的一批学生,在美国和欧洲得到一定的重视,台湾也一样。这些学者建立了新的学术研究方向,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而中国在1949年到80年代,对传统学问研究很有限,新一代的学者也要一二十年才能看到成就。不过,现在中国几个重点大学里,文科和社会科学的人才不断出现,他们与西方也有相当的交流,学习了西方的理论。

  中国学者有自己的一套马列理论,他们参考了西方现代的理论加以分析和比较,同时回归中国的传统学术,如果这些能融合成一种新的观点,再看下一代能不能全部消化,拿出新的想法,如果能够这样,中国的知识力量就不得了。

  问:中国很多年轻学者在六四后离开中国,从学术角度看,这是不是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

  答:其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原则,就是建立在东西方交流的基础上的,但是他的重点摆在科技方面,对人文科没有那么重视。

  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交流比较困难,基本上西方有它的价值观,而中国有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加上马列主义的价值观,与西方那套有一定的矛盾。

  从中国出去的学生,加上原本就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大家如果能够通力合作,在各方面互相学习,培训下一代,而这些工作已经开始了。大家都是学者,脑子清楚,观点开放,学术上的公开讨论态度越来越开明,这方面我相当乐观。

中国须对国际关系体制深沉思考

  崛起的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但中国还须对现有的国际关系体制做出深沉的思考,以建立一个对中国更有利的框架。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对美国造成的双重打击,未来的国际关系,将考验大国智慧。

  东亚研究所将在6月26日和27日举行王赓武学术研讨会,题目是“中国研究与国际关系”(Bridging Chin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在这次访谈中,我们也请教王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王教授说,“国际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实是很新的概念。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与国际的碰撞,经历了一段崎岖的道路。从开始的不懂国际关系,到怀疑国际关系,到如今中国人对国际关系已经有了自己的把握。

  17世纪以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由各自的皇室主导,一直到建立了民族国家后,才开展了国际关系新篇章,把各国平等关系的概念引进西方近代史。

  反观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就有类似“国际关系”的概念,但这个观念没有系统化。到了秦朝一统后,中国只有“天下”的概念了。邻近的国家如果要与中国建立邦交关系,就得朝贡,接受中国高高在上的地位。

  王赓武教授说:“费正清(John Fairbank)把这样的关系称为Chinese World Order(中国世界秩序),中国并没有和朝贡国有太多的往来,它当时是从国防和贸易出发,建立朝贡制度的。”

  明朝时期,朝贡的规模和体制最完整,但过后的世界局势开始有很大的变化。满清皇朝在19世纪时,凭帝国的姿态跻身西方国家建立的国际关系制度内,但当时它是个弱势、被欺负的大国。二战后的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把世界分化为两派势力,中国也因此无法真正领略国际关系学。

  共产党掌舵后,1971年再次加入联合国。中国领导层当时发现懂得这方面专长的人才不够,于是派学生到国外学习。起初,中国人对国际关系抱怀疑的态度,他们学习国际关系学,是为了对付西方。

  “一直到邓小平主张改革开放,才安排更多人往这方面研究。你可以注意到,从80年代开始,中国对美国的政治越来越了解,另一方面对联合国各个部门的作用,也分析研究得很详细。中国国际关系的学者现在越来越多,而他们分析的方法,都是西方的。”

  摸透了国际关系的理论,并不表示能够驾驭风云万变的世界局势,因为国际关系是不定性的,中国要在这个框架中游刃有余,还得先管理好内部的问题。原则上,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好好地治理内部事务,国际关系就应该是稳定的,但也要记得,国际关系是一种有助于和平的框架,但却无法保障和平。

  对于未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王教授抛出了几个问题:“先懂得理论,中国才能知道自己应扮演什么角色。是接受了然后在里头和其他大国一起斗争?还是一起享受特别地位?或者是理想化地追求各国平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

  他以美国正在为攻打伊拉克的错误决定付出代价为例说,这场战争不仅影响了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形象,其他国家也不认同这个做法。

大国任何决定  都应慎重考虑

  把目光拉回中国,中国现在有了政治和经济实力,每一个举动势必受到关注。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化世界里,大国的任何决定都应该经过慎重考虑才付诸行事。

  王赓武教授总结说:“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天下”的概念中了,若要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国际关系框架,就必须在了解理论之后,通过创造性思考为中国争取机遇。”

要吸引更多年轻知识分子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武吉知马校园,透着清新的绿草和书香气,坐在东亚研究所旁边的小餐厅整理访问资料的时候,旁边两桌人都在讨论做学问的方法。

  1949年,刚刚上马来亚大学的王赓武,就是从这个校园迈进了学术的殿堂,60年后的现在,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王教授希望这里,能吸引更多年轻知识分子一起做研究,结合国大和南大的力量,让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中国以及华人研究的重镇。

  这几年来,新加坡已经成为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科研中心,很多科技人才愿意到新加坡来,而文科与社会科学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国大和南大虽吸引了一些年轻的学者,但是人数还不够。

  虽然如此,王赓武教授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他说:“新加坡以前是有基础的,华校还有南洋大学都办得不错。后来因为政治上的冷战、意识形态的矛盾,使得这方面的发展停顿了。”

  谈到新加坡的中国研究前景时,王教授坚定的语气中充满了激情,他希望政府和学术界共同重视这点。

  “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到,不过基础有了,可以开始了,现在我们要不停地做,而且还要下功夫,把中国大陆、台湾和其他海外那些有真正水平的学者,请到新加坡来。他们在这里,能提拔年轻人,提高知识水平。”

国大南大中文系 这几年出不少人才

  根据王教授的观察,国大和南大中文系这几年出了不少人才,很多学生很认真地想做研究,他们需要适当的帮助和鼓励,让他们到中国大陆或外国的汉学中心去学习,就像对工程和商科学生一样。

  这个愿景绝不是一两个人或者一两所大学所能做到,它需要人们能欣赏这方面的成就,也需要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与鼓励。


05 May 2009

勾起历史的伤痕 ――哀失去的圣诞岛

http://www.zaobao.com/yl/yl090505_503.shtml
勾起历史的伤痕 ——哀失去的圣诞岛

(2009-05-05)
● 区如柏

  最近笔者与家人到澳洲悉尼自由行,享受了秋天的凉意和丰盛的海鲜美食,但也勾起了对圣诞岛(Christmas Island)的记忆与哀愁。

  抵达悉尼当天(4月15日),正值一艘满载数十名阿富汗及斯里兰卡难民的木船在澳洲水域遭军方驱逐时发生爆炸,酿成了有人被炸死、30多人受伤的惨剧。

  接下来几天,澳洲电视台及报章铺天盖地般报道,今年以来已经有不少难民以每人1万美元的代价,由走私的“蛇头”安排偷渡到澳洲,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船民涌入。

  澳洲政府正在忙于安置他们暂时在一些岛屿栖身,这些岛屿包括曾经属于新加坡管辖的圣诞岛,电视也出现过一瞬即逝的圣诞岛画面。

岛上有丰富的磷矿

  距离西澳城市柏斯2600公里,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以南500公里的圣诞岛,过去是新加坡管辖的岛屿,面积135平方公里,岛上盛产磷酸盐(磷矿)。殖民地政府从新马召募劳工到岛上开采磷矿,小时候曾听邻居叔叔讲述他们搭船到圣诞岛工作的故事。

  1957年在澳洲的请求之下,英国政府决定将圣诞岛割让给澳洲。

  新加坡于1955年4月举行首届立法议会选举,劳工阵线赢得较多议席,组织劳工阵线联合政府,管理新加坡的内部事务,该政府先由著名律师马绍尔出任首席部长。1956年6月,马绍尔因独立谈判不成,愤而辞职,由林有福继任。

  割让圣诞岛给澳洲之事是在林有福执政期间发生,记忆中当时林有福政府并没有抗拒这次割让圣诞岛的安排。在这项安排之下,新加坡获得290万英镑的赔偿。仅仅290万英镑就出卖了135平方公里的领土。

  当时的劳工阵线联合政府根本就看不到圣诞岛的丰富资源,反而是日本人识货,1942年日军侵占印尼后,战略目标就瞄准圣诞岛的磷矿,占领爪哇岛之后,一举南下侵占圣诞岛,夺取岛上的资源。
  由于1957年新加坡还没有自治独立,在一个贪腐无能的政府治理之下,圣诞岛便割让给澳洲了。在这之前,1955年属于新加坡管辖的可可麒麟群岛(Cocos-keeling Islands)已经割让给澳洲。

成为难民中心安置偷渡客

  庆幸的是,1959年5月30日的大选,埋葬了劳工阵线,由人民行动党领导的新加坡自治政府随即成立。近年来有关白礁岛主权的争执,政府以不卑不亢的姿态,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国际法庭上成功捍卫新加坡的领土主权,令老百姓欢欣鼓舞。

  据2006年澳洲的人口统计,圣诞岛岛上有1439人,70%是华人,20%欧洲人,马来人占10%,除了英语是官方语言之外,粤语与马来语也是民间的语言。

  今天的圣诞岛,除了岛上的居民与经济运作之外,也成为澳洲政府安置偷渡客的难民中心。抚今追昔,不胜唏嘘。期待编写教科书的专家学者,能将割让圣诞岛的历史写入教科书内,让后人珍惜国家的领土。

作者是退休新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