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May 2009

新加坡政治改革

http://www.zaobao.com/yl/yl090531_506.shtml
掀掀锅盖

(2009-05-31)
● 李慧玲

  李显龙总理星期三在国会宣布的政治改革,让不少人感到诧异。因为宣布之前没有公开酝酿期,没有公众咨询。如果不是国务资政吴作栋上个星期天谈了政治改革三项原则,微做铺垫,星期三的宣布可以说真是“突如其来”了。

  “突如其来”指的是具体的改革宣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政治改革并非毫无来由。更加开放公平、让更多选民可以投票的诉求,一直都有,只不过除了大选前后以外它并一般不直接、有序和公开的出现。

  但也正是因为这些诉求实际上还未足以形成撼动执政党的压力,政治制度与选举条例维持现状,反对党也是无可奈何。在岛国这样特殊的体制与现实底下,只有执政党自身才可能启动任何改革。

  在这样的背景下,仔细阅读李总理在选举条例修订部分的演讲内容,可以看到他梳理出这近50年来国会的演变情况。1963年修改宪法,防止议员跳槽或被原政党开除后,在国会中跳船。这个举措有其历史背景。之后的一次重要改变,就是到了21年后国会开始引进非选区议员制,再往后,则是集选区制。尽管执政党对这些改变有其完善制度的解释,但也有一种分析是:人民行动党在1960年代社会主义阵线式微之后,国会里再没有出现反对声音。再有反对党进入国会,正是非选区议员制实行的3年前。因此,1980年代及以后的政治变革,是对新时期选民的回应。

  之后这十几年来,行动党也不断主动探讨如何再进一步调整政治制度。1994年,已经卸任总理的内阁资政李光耀曾经提出研究让60岁以下,已经成家立业的选民,拥有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人两票的选举制度。到2001年,时任总理的吴作栋资政则提出国会设“人民行动论坛”的概念,让20名行动党议员组成这个论坛,允许他们在国会中发表不同于行动党的见解。

  这些概念最终都没有落实。不过,从这些概念里,可以大略看到,李资政首要考虑的,是如何保障他所认为能为国家带来长远利益的政党长期执政。到了吴资政,行动党承认民间希望国会出现多元的声音。但是作为执政党党魁,他的本能是维护执政党得到最多的席位,因此“多元”的声音,必须仍旧由行动党议员扮演。两任总理在面对不同时代选民的不同诉求时,其实防守性更强。

  处在一个不同的时代考虑岛国、也考虑执政党的未来,李显龙总理的宣布,有几点值得注意:他看到执政党所需要满足的,不再是公民基本生存的需求;岛国未来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中,必须做出的政策抉择已经更加复杂,因此需要集思广益,发挥更多创意;岛国人民希望国家课题的辩论更加透彻,并且参与讨论的意愿更强。对于这些需求,总理的回应是:希望鼓励国会中有更多元化的观点,包括反对党和非政府的观点。

  把反对党的观点也纳入执政党喜闻乐见的“多元化观点”,明确的把反对党与执政党在国会中辩论国家课题看作民主体制中重要的环节,不能不说是新一代执政党领导人更加开明、自信和有前瞻性的表现。

  对于这次的改变,一些反对党人、网民和评论者一口咬定这是执政党给反对党设下的局,使到人们因为非选区议员人数限制提高,国会中有可能出现至少五分之一的非执政党议员,而减低投票给反对党的意愿。有者认为,应该做的是回复完全单选区制度。

  选民的心理是否会因为这次选举条例的改变而随之调整,必然的投选执政党候选人,实际上属于届时双方运用战术的层面。认定执政党在选举条例改变后完全不面对风险,是错误的判断。恰恰也因为如此,在作出变革的当儿,总理预设了一个条件:因为岛国的特殊性,新的制度安排不能为了使国会有更强的反对党,而导致政府处于弱势,政令无法推行。

  也因为如此,变革的每一个环节是经过推敲的,包括集选区人数最多只能有5人,而6人集选区数目会减少;单选区从原来9个增加到注明必须至少有12个。这个部分的改变只是列在选举划分检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不通过改变选举法进行,确实能够给执政党更多灵活性。而需要这样的灵活性,从某个角度而言,正是因为它必须承担相当的风险。

  总理承认岛国人民对于政治制度有关注和期望,从战略上思索国家的制度变革,对岛国总体而言,是件好事。而像上面所述,改革的启动权在执政党,对自己完全没有好处,它何以要考虑?执政党真正能够从这项改变中得到的好处,其实不是议席的“包吃”,而是在计算过的风险中,重新练兵。它既然要长期执政,并且确保自己继续做有为的政府,如何挑选人才之外,如何给人才历练、如何让他们站出来时像个政治人物而不是纯粹的行政官员,都不能不考虑。这不是在学院里上上课、练习沙盘推演就能培训出来的。提高人才的政治素养,最好的方式,自然是让人才真正打过仗,经过选举的洗礼。

  而更深一层说,除了候选人之外,政党基层也随着时代和价值观而改变。执政党的整个基层同样也需要再操练,像所有民主制度下的政党一样,谦卑的面对选民,才能够避免大挑战来时,才发现承平日久,武备废驰。

  小时候妈妈教我煮粥的时候,总是叮嘱我,看到锅盖蠢蠢欲动,就要稍微把锅盖掀一掀,让气透一透。但是妈妈也提醒我,掀一掀就可以了,不用把整个锅盖拿掉。

(作者是本报高级执行编辑)

9 comments:

  1. 这句形容得很恰当~
    可惜很多人只喜欢用电饭煲煮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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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因為比較有經濟效益嘛...煮得快、吃得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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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这一篇我一直想要转载的报道,放在这里不知道算适合吗?

    曾荫权谈特首选举:以后要摒弃精英观念
    时间:2007-03-31


    【星岛网讯】成功连任的行政长官曾荫权表示,担任政务官四十年来,一直相信自己是精英,能力过人,判断力优越,但是这次特首竞选令他明白要纠正这种心态,要接受市民的批评,给予市民一个拒绝自己的机会。

      《星岛日报》报道,曾荫权在香港电台“香港家书”节目上表示,今年62岁,40年前加入政府当二级行政主任,后来转当政务官,大半生替政府工作,而政务官是一种“精英式”的训练,相信“自己是香港利益捍卫者”,很多时相信自己的能力过人,判断力比别人优胜,心底里觉得自己就是精英,这种想法一直跟随他。

      曾荫权续说,拥有“精英”的信念,令他“敢于据理力争,敢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敢于挑战权威”。他强调,做政府官员需要建立自己的权威,让市民对政府有信心,但却“容易变成自满,以为自己可以掌握一切,以为自己知道的比别人多”。以往面对批评,都会“问为何市民不明白我们为香港好的一片苦心”。

      他又说,2005年补选当上行政长官之后,明白自己要放下身段,但在选举期间,“这个身份是候选人,与另一位候选人平起平坐,没有分别,到地区探访,会吃闭门羹,辩论发言超时会被‘叮’”,在中环及尖沙嘴派花会被拒,“内心很难过,心想我走出来争取支持,向你们示好,为何反应会这样冷淡呢?在3月1日选委主办的政纲答问大会上,他与梁家杰一同站在台上,大家唇枪舌剑,台下对手拉拉队又不断为他打气,我心想为何他们会这样不断攻击我?”

      曾荫权表示,基督教神学家一篇叫 Serenity Prayer的祷文,令他明白到站出来选举就是要接受批评,“那怕是无理的政治攻击,站出来竞选,就是给市民一个拒绝你的机会。我想到过往政府官员自视为精英,闭起门来作决定,然后告诉市民,‘我已为你们做了最佳的选择,大家不用再讨论了’,我知道过往公务员这套信念,是时候要修正了”。

    转载自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http://www.stnn.cc/hongkong/200703/t20070331_5044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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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多希望李先生s能看到或明白这段文字的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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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不知道这篇文章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过程的开放也很重要

    (2009-05-31)
    ● 周兆呈

      涉及选举制度的重大变革,最早的迹象是纳丹总统5月18日晚代表政府向国会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词。他在演词的最后部分提及“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并非一成不变,必须不断变更,为顺应世界和社会的改变而演变”。

      这样的宣示自然正确,放在何时都正确。而正确的话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讲出来,是要依据政治现实的发展。

      其后国务资政吴作栋公开透露总理将发表对政治变革的看法,并提出政治改革必须遵循的三大原则和宗旨。

      几天之后,答案揭晓,缩小集选区规模、增加单选区数量,国会里的非执政党议员的人数,在下届大选中将增加到至少有五分之一。原来,总统演词的最后一部分才是最有实质内涵的。

      非执政党议员增至近20%,数量的改变会使国会辩论更热闹、更有看头。执政党主动改变制度,增加反对声音的空间,是很少见的。是啊,哪有要执政党为反对党开桥铺路、帮助对方成长的道理?但是过于强势的执政党,完全依赖自我机制,缺少有效的督促、批评和激烈的选战磨砺,长远来看也不是好事,民意也呼吁有更多声音的参与。执政党要如何在维护政党利益与回应民众需求、以及国家长远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就成了一种拉锯。

      选举制度的改变,既是执政党自身的规划,也是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前者是党务,后者是国务。党务由党员讨论,国务涉及全民。

    总统发表施政方针演词后,宏茂桥集选区议员殷吉星认为政府可考虑缩小集选区的规模。“也许是时候缩小集选区的规模,这是公众希望看到的改变。”在总理于国会宣布包括官委议员永久制的选举制度改革之前,官委议员吕俊暘医生呼吁政府修改宪法,使官委议员永久地成为议会体制的一部分。

      是这两位议员恰巧准确地把握了选举制度改革的方向,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猜测?还是他们事先曾经被咨询过改革的意见,甚至参与讨论,因而有的放矢?如果只是前者,难道如此重大的改变,党务系统内的行动党议员自身也没有参与?那么是在怎么样的机制内、哪个部门主导了这样的改革?如果是后者,那么既然是涉及国务的事情,咨询讨论的过程可不可以公开,让人们了解政治决策的参与面和参与程度?因为,改革的结果除了看到单选区、非选区议员增加的质的变化外,人们也想知道,那些量的变化的考量依据在哪里?非选区议员顶限为什么是增加三个而不是两个或五个?单选区为什么增加到12个而不是10个或15个?这其中量的差别,体现出的是怎么样的决策思维和国家规划?

      在期许政治变革的同时,难免也想了解得更多一些。这样的政治变革的决策过程是如何开展的?还是完全依赖于总理的政治决心和高瞻远瞩?

      中国的政治改革则是另一番图景了。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变革受到国际的充分关注,中共的自身改革与政府、国家层面的改革联为一体,另一方面,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途径、模式和过程,也都完全没有一个可以依照参考的模式。社会各层面,包括基层官员、学者、民众都保持着高度的参与意识。

      中国太大了,中央推行一些变革措施,总是从试点开始,先把一个乡村、一个城市作为试验田,要试的除了具体策略是否可行外,另外一个更具高度的战略,是这样的试点会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什么样的反应?是否会激化某种矛盾还是会挑起一些意识形态的争议?而有趣的是,很多时候,这种试点,却是由于基层先大胆冲锋、先行一步,早期往往与中央政策不符,却引领着最后决策的出台。

      写了《江泽民传》的美国人库恩在去年底出版的另外一本书《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中访问中共组织部长李源潮,库恩在书中说,中国人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中国人也有自己进行政治选择的权利。因此,中国人将会自己来设计政治体制模式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李源潮告诉他,会积极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重大事务、重大决策制定之前应该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这样才可以实现党员和基层组织对党的事务的广泛参与和有效监督。

      其实,也不仅仅是党内而已。或许是外界和民众对中国的政治变革一直很迫切,而对政治变革的迫切需求又往往会引来激烈的斗争,中共自己往往先进行舆论的准备,无论是与民主党派的座谈协商,还是地方试点暗示变革的路径方向,或是具体策略出台之前,先由领导人改变意识形态的宏观提法,这些是保持安定、平稳为先的中国政治变革的特色。很多时候是表面功夫,说多做少,但倒也让外界多少了解了其中的决策过程。

      新加坡不需要试点,更没有所谓的民主党派征询意见,直接进入执行阶段。政治变革是为了追求透明开放,也应可以通过其中的过程来体现的。

    (作者是本报编辑组副主任兼《新汇点》主编)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yl/yl090531_5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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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一切还言之过早,
    在这里这么多年,
    其中让我觉得奇怪的就是所谓的集选区了,
    希望他们言行一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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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關鍵字(key words)在這裡,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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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奇怪?是不是像這樣...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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