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October 2011

Stacey Kent - Les eaux de Mars




"Waters of March" (Portuguese: "Águas de Março") is a Brazilian song composed by Antonio Carlos Jobim. Jobim wrote both the English and Portuguese lyrics.[1] The lyrics, originally written in Portuguese, do not tell a story, but rather present a series of images that form a collage; nearly every line starts with "É..." ("[It] is...").[1] In 2001, "Águas de Março" was named as the all-time best Brazilian song in a poll of more than 200 Brazilian journalists, musicians and other artists conducted by Brazil's leading daily newspaper, Folha de São Paulo.[1]

The inspiration for "Águas de Março" comes from Rio de Janeiro's rainiest month. March is typically marked by sudden storms with heavy rains and strong winds that cause flooding in many places around the city. The lyrics and the music have a constant downward progression much like the water torrent from those rains flowing in the gutters, which typically would carry sticks, stones, bits of glass, and almost everything and anything. The orchestration creates the illusion of the constant descending of notes much like Shepard tones.

In both the Portugu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lyrics, "it" is a stick, a stone, a sliver of glass, a scratch, a cliff, a knot in the wood, a fish, a pin, the end of the road, and many other things, although some specific references to Brazilian culture (festa da cumeeira, garrafa de cana), flora (peroba do campo) and folklore (Matita Pereira) were intentionally omitted from the English version, perhaps with the goal of providing a more universal perspective. All these details swirling around the central metaphor of "the waters of March" can give the impression of the passing of daily life and its continual, inevitable progression towards death, just as the rains of March mark the end of a Brazilian summer. Both sets of lyrics speak of "the promise of life," perhaps allowing for other, more life-affirming interpretations, and the English contains the additional phrases "the joy in your heart" and the "promise of spring," a seasonal reference that would be more relevant to most of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When writing the English lyrics, Jobim endeavoured to avoid words with Latin roots, which resulted in the English version having more verses than the Portuguese. Nevertheless, the English version still contains some words from Latin origin, such as rhyme, promise, dismay, line, plan, rest, pain, mountain, distance and mule. Another way in which the English lyrics differ from the Portuguese is that the English version treats M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observer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In this context, the waters are the "waters of defrost" in contrast to the rains referred to in the original Portuguese, marking the end of summer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er season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The song was used by Coca-Cola for a jingle in the mid-1980s concurrent with the "Coke is it!" campaign, which ran until 1988, and was most recently the track for a 2008 British Gas advert in the UK and in Italy. In the Philippines, it was also used in the early 90s as the soundtrack for an advertising campaign for the newly developed Ayala Center.[2]

Composer-guitarist Oscar Castro-Neves[3] relates that Jobim told him that writing in this kind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was his version of therapy and saved him thousands in psychoanalysis bills.

Prof. Charles A. Perrone, an authority on contemporary Brazilian popular music (Musica Popular Brasiliera -MPB), wrote about the song in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1985), an abridged version of which was published in Brazil as Letras e Letras da MPB (1988). He notes such sources for the song as the folkloric samba-de-matuto and a classic poem of pre-Modernist Brazilian literature.

extracted from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Waters_of_March

This song in this video is in French "Les eaux de Mars".

01 October 2011

从新闻看香港与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如何处理永久居民问题


http://www.zaobao.com.sg/sp/sp110929_001.shtml
总人口增加10万7000达518万人
我国永久居民人口首度萎缩

(2011-09-29)
● 周殊钦 报道

  尽管本地永久居民人口自2005年来首次出现萎缩,但是由于公民人口和非居民人口继续增长,使得新加坡的总人口还是同比增加了10万7000,达518万人。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昨天公布的2011年人口趋势报告,截至今年六月,新加坡公民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万6500人至326万人、永久居民则减少了9000人至53万人,而非居民人口则增加6.9%,达139万。

  非居民包括那些持工作准证、就业准证、长期社交访问准证及学生证等在本地逗留的外国人。

  政府自2009年起收紧移民政策的效果,明显地反映在永久居民人口过去两年的变化。永久居民人口逐年的增幅从前年的11.5%,猛减至去年的1.5%,今年更是首度出现萎缩,减至53万人,进而促使居民人口的增幅也从去年的1%,放缓至今年的0.5%。

  居民人口是由公民人口和永久居民人口这两部分所组成。

  然而,非居民人口却出现较去年更快速的增幅,去年非居民人口的增幅只有4.1%。这是因为我国就业市场去年增长强劲,所创造的工作机会远比本地人口所能填补的为多。

  针对我国人口增长趋势,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注意到,人口在一年里增加超过10万人,犹如我国在一年之内出现多一个大巴窑新镇。而这对我国的基础设施和社会资源还是会造成不小的压力。

  “除非当局有办法扩大社会资源以容纳更多的人口,民众未必容易接受政府之前所提出已收紧移民政策的说法。”

  政治观察家、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陈庆文也有同样关注。他指出,调整移民政策需要时间才能见效,而一般国人也未必会去区分永久居民和非居民。

  由于基础设施的扩建跟不上外来人口增长的速度,人们过去几年来因必须面对越来越挤迫的社会空间,而日益感到不满。不少观察家更把这个备受批评的移民政策,指为影响今年五月大选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前内阁资政李光耀也曾透露,按照人民行动党对大选结果的分析,行动党之所以得票率下跌了6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房屋供给不足以应付需求,以及公共交通拥挤不堪。

  政策研究院最近公布的一项人口课题研究表明,如要维持我国劳动队伍的活力,引进新移民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选项。

  昨天由国家人口及人才署、新加坡统计局、内政部和移民与关卡局联合发表的人口简要报告,也再次透露政府对移民政策,乃至更宏观的人口管理政策背后更深层的隐忧。

  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在每况愈下的低生育率和日渐加长的预期寿命的双重影响下,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以年满65岁者为例,这个年龄层所占居民人口的比率已从2000年的7.2%提高到9.3%。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意味着全体国人将担负更高的社会经济成本。

  这从老年人口赡养比例(old-age support ratio)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以公民人口而言,这个比例在2000年是9.3,去年是7.2,今年进一步下跌至7.0。换言之,在十年前,大约有超过9名年龄介于15岁至64岁的公民一起赡养一名年满65岁者,现在只剩下7名这么做。

  此外,除了生育率继续下滑至去年的1.15,远低于2.1这个自然人口替代率,人口趋势报告还显示我国去年注册结婚的数目,自2003年以来首次下降,只有2万4363桩,比前年的2万6081桩减少了6.6%。

chuching@sph.com.sg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sg/sp/sp110929_0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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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裁决:入境条例违反《基本法》
港十多万外佣可申请永久居留
戴庆成 (2011-10-01)

  香港高等法院昨天裁定香港的入境条例违反《基本法》,当地超过十万名外籍女佣将有资格申请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但特区政府随即提出上诉,并向原讼法庭申请延迟执行裁决。

  虽然这起官司未知最终会“鹿死谁手”,但连日来已引发香港民众热议,甚至演变成一场社会和政治风波。

  香港雇主团体对法院的裁决表示失望,担心会影响社会资源分配,认为特区政府有需要寻求人大释法。但也有法律学者认为,法院对《基本法》的诠释属于高度自治范畴,无须提请人大释法。

  这次事件,缘于一名1986年以来一直在港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同一个家庭服务的菲佣伊万杰琳(Evangeline Banao Vallejos)。她在2008年4月向香港入境处申请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但处方根据《入境条例》有关条文拒绝其申请。同年12月,她向人事登记处申请再度被拒,遂向人事登记审裁处提出上诉,但也于去年6月被驳回。

  不过,港高等法院昨天裁定,《入境条例》中不把外佣在港工作归类为“通常居住”的做法,违反《基本法》第24条。换言之,居港七年的外佣有资格申请居港权。

  判词解释,即使外佣规定要在雇主的家留宿,也不可以改变外佣是在港居住的事实,加上外佣是自愿地留港工作,也受到香港劳工法例保障有休息日、工余时间可以进修,以及享有参与娱乐、宗教及社交活动的自由,因此不应该被剔出通常居港的定义。

高院26日再开庭宣布如何实施裁决

  香港高院将于10月26日再次开庭,宣布如何落实及实施裁决内容。

  据港府早前估计,目前香港有30万名外籍佣工,其中11万7000人已居港逾七年。高院作出裁定后,外佣团体“亚洲外佣协调会”发言人指出,裁决体现法治胜利,反映港尊重人权。

  发言人说:“这不只是令外佣得益,也对香港形象有裨益。第一,判决捍卫了平等待遇,公平对待外佣;第二,判决也是反对歧视,对香港形象是好事,对香港社会也是好事。”

  菲律宾官方也欢迎香港法院有关裁决。专责佣工事务的副总统比奈认为,在海外的菲律宾佣工对当地经济有重大贡献,香港法庭的裁决肯定了这一点。

  印度尼西亚劳工部负责海外劳务的官员则盛赞香港为印尼海外劳工的最佳工作地点之一:“我们希望这个裁决能够成为一种标杆(benchmark),其他国家都效法。”

  然而,许多港人就担心,港府输掉官司后,目前在港工作、数以十万计的外佣恐怕都会申请在港定居,结果将对政府资源、就业市场构成前所未有的压力。

  资深律师梁家杰则认为,入境条例判违宪不代表外佣就拥有居港权,有关申请会否成功还要看入境部门是否批准。

  保安局局长李少光表示决定就判决提出上诉,并会向原讼法庭申请延迟执行裁决。

  李少光指出,如果入境处现在仍处理申请,将对很多香港家庭造成严重影响;如判决最后被推翻,也可能无法挽回后果及损失,强调有关做法符合公众利益。

  他同时强调,暂时无须改变香港的外佣输入安排,以减低对雇用外佣家庭的影响。

  对于港府一旦再次败诉,应否提请人大释法,香港社会各界意见不一。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罗军典指出,希望特区政府提出上诉,甚至在终审庭未作出终极判决前,向人大提请释法。

  前保安局局长、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则表示,最理想的方法是由香港法庭自行解决,但若港府最终败诉,无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由人大释法解决。

  不过,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张达明认为,法院对《基本法》的诠释属于高度自治范畴,不需要提请人大释法。

  张达明指出,很多外佣合约期满后都会回乡,不符合《基本法》订明以港作为永久居住地,相信只有少数人符合资格。

(编辑:梁嘉芪 联合早报)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sg/photoweb/pages3/hk111001.shtml


25 September 2011

陈鸣鸾:这方土地

http://www.zaobao.com.sg/yl/yl110925_007.shtml
陈鸣鸾:这方土地
(2011-09-25)
● 陈鸣鸾

  老友年少离家,在这里落叶生根,回乡看看读书的小庙,吃着儿时的点心,谈吐间流露一种关爱的情怀,正是那味道、那建筑和其承载的记忆,让老友终身难忘。景物依在,难怪没几年都会回去走走。

  当我回望我们的历史时,了解到1959年有一大批人对时局感到不安,选择离开了;1965年再有一大批基于同样理由的人也远走了。当年政治的动荡是推离的元素,近年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则是吸纳人才的动力。然而,锁定和维系一群人在一方土地上的究竟又是什么呢? 

  走在史丹福路上,妹妹指着特别竖立在路边的小碑牌说:这上面书写的是我的小学。我们将有历史性的建筑拆除,务实地将地让给了商业大楼或马路,甚至让其暂时荒废以待未来的发展时,改用小碑牌来企图提醒和接续历史记忆,我们对自己短短快两百年文史的储存,用的是排上几行小字的小小碑牌。

  以务实为目标的岂止是决策者而已?那天坐德士,细听大叔自豪地数说在十几年内搬了四次家,赚了150多万。几天前,在网上读到英国一位老人庆祝居家一百年整……这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和价值。在这里,守候一方的邻里直到老去,简直是天方夜谭。

  自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处在求存所以得求快的状态中,没有太多的回顾与珍惜,用快速的发展和接受交换得来的经济效益已是举国上下认同的代价、心态和价值。老旧的甚至不太旧的房子集体出售成了风气,售屋搬家套现成了生财之道,社区划来割去助长了人的疏离,原来熟悉的地标和地名不见时,取代的还来不及认识,又匆匆地悄然消失。

  我在这里出生和生活了五十几年,小学没了,中学换了地点也改了名,大学的地点还在,名字和景观却几乎面目全非。童年住的、玩的已不复存在。凡几个月,街景和道路也不断地在改观。生活在似熟悉却又陌生的环境里,慢慢滋生出一种寄居心态,不免觉得有点沮丧和失落。宛如住在船上,漂泊的感觉竟越来越强,和建国所应逐渐积累的归属意识那样的不成比例,连自己也开始不安起来。

  我曾傻乎乎地为一座立于1841年的古墓请命,也拜托除草公司照顾在咖啡山坟场的巨型墓陵免得像几年前那样,陷入丛林之中,差点毁了。或许这是一种妄求抓住实物,和这方土地做个联系的心理需求吧?

  留住一两座古墓已是困难重重,一直前景未卜的咖啡山坟场最终为了拓宽道路,和建造私人住宅,快被整个清除了。我也只能预见在那个位置上,看到另一个小碑牌被竖立起来。

  日本人对其文化历史的态度之积极,或许不是世人皆欣赏的,为了保留古桥的持久,固定每几十年依原貌、建材和建筑方式仿造一次,如此持续了几百年。走在桥上,或许会疑惑该桥之“古意”,然而对日本人而言这却是对历史的实在记忆与认同。历史上很多侵略者入侵时首要做的便是捣毁这种认同的标志,可见其展现的号召与凝聚力。

  我们的文史,好似浮萍一般,外表绿意盎然,根则是浮浸在水里,落不着土壤,也就无能将自己和土壤交织在一起了。当我们学会在做某些发展决定时,放慢速度,仔细地深入地思考发展的决定对我们的影响时,代表软力量的情感和心灵的土壤才能得到培育。

  当我环顾周围的外来新移民时,我真的很好奇五十年后,他们和他们的孩子是怎样看待这方土地的?对这方土地将有何眷恋和牵挂的东西吗?还是这方土地最终只不过是个舒适的度假村罢了?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

24 September 2011

南都周刊:阮次山是个什么人


http://www.sgwritings.com/bbs/viewthread.php?tid=59269&extra=page%3D1
南都周刊:阮次山是个什么人

“高级五毛党”、“为政府说话”、“没有脊梁”……诸多骂名背后的阮次山,站在愤青的对立面,主张像对待信仰一样爱国,却因为美籍华人的身份以及对“中国模式”的推崇等原因备受争议。

网上有段子这样调侃阮次山。
“名字像越南人,长得像日本人,口音像台湾人,护照是美国人,看他的节目,才知道其实是党的人。”
  寥寥数语,不无质疑之意,却也勾勒出阮次山的基本人生经历:大陆出生,童年曾在越南,后在台湾成长,留学美国后变身美籍华人。
  阮次山,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时事评论员,曾访问过江泽民、科菲·安南、希拉里、鲍威尔、托尼·布莱尔、卡扎菲、内贾德等多国政要。
  这些经历为他在国内积累了影响力。但也因为一些言论,他被网友冠以“高级五毛党”的称号,被指“为政府说话”,骂得难听的,说他是“没有脊梁的走狗”。
  阮次山的自我定位也是耐人寻味:在业务层面,他视自己为“新闻资讯的提供者”,“不提供答案”;同时,他站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呼吁青年人爱国,拒绝从愤青的角度看问题。
  9月1日下午,当学者秦晖、孙立平、展江等对“中国模式”进行讨论的同时,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北京分部的办公室接受本刊专访。谈及他所推崇的“中国模式”,阮次山赞叹中国高铁的效率与成就,即代表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一例。
  “可是呢,你问执政者,你问官员,什么是‘中国模式’,他也不知道。这叫摸着石头过河。”阮次山说。
  争议
  在中国的电视人当中,阮次山有其独有的特殊地位。在凤凰卫视《风云对话》节目里,他常常与各国政要握手言谈。即便在中国内地,他也扮演着颇让人意外的角色—为宣传体系做人才培训,甚至充当智囊团。
  一个例证是:阮次山经常为广电总局或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各省地市中高层宣传人才培训班讲课。2003年,在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中,包括前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内的74名部委发言人,聆听了阮次山等人的授课。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讲师、博士徐帆曾旁听过类似的培训,“你就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现场是很特别的,凤凰卫视的阮次山,说起来是一个美籍华人,(凤凰卫视)也是一个比较自由派的媒体,但是他却在给宣传体系最内部的这些人士讲课。有时候讲国际形势,讲中国媒体,讲海外媒体,讲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讲海外媒体的中国问题分析……”
  徐帆的这番话在一定程度上传达着某种普遍的疑虑,甚至是质疑。
  “我以前在国新办第一届新闻发言人训练的课程上,跟他们讲,不要怕媒体,必须要让政府跟民众之间有媒体做桥梁。我们过去是闷着头干,到现在还是这样,其实政府做很多好事,你不知道。”阮次山主张政府要建立跟媒体之间的积极互动。
  而正是因为这种看似站在政府立场想问题的思路,阮次山屡屡被网民指为“为政府说话”。与此同时,外界还将矛头对准了他的国籍—拥有美国国籍,却高呼“爱国”口号;爱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阮次山努力将自己的爱国观念通过多种途径传达出去,他在多个高校演讲,被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海南大学等超过十所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他呼吁年轻人们不要做愤青,要看到国家的进步。
  他公然站在愤青对面的立场,也招来骂声一片。在百度贴吧、新浪微博以及香港某些论坛中,网民直接称呼他为“五毛党”,言语很不客气。
  2011年3月,阮次山开通新浪微博,才发第二条,便被转发九千多次,铺天盖地的唾骂声。到7月,阮次山请助手针对微博评论进行了统计分析,“我一个微博放出来,有多少人是骂你的,有多少人意在宣传,很明显能看出一个趋势。”
  根据助手的分析,在阮次山的微博评论中,“40%是邪教分子,10%-20%是愤青,还有30%-40%是靠境外人士出钱在网上翻云覆雨的人。”
  阮次山认为这么多人骂他,原因不仅仅在于他的某些言论得罪了太多愤青,还在于“网民的复杂程度超出你的想象”。他觉得这也能大体反映现在的网友成分,并把分析结果传达给“有关当局”,“我说这是我的判断,你们以后必须要小心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审查,可是你有时候审查来不及,最快也要半分钟,一秒钟、十几秒,它已经出去啦……所以你看我以前发出一条东西,反应一面倒。现在有我的粉丝出来对骂。现在新浪啊,为我这个微博,有五六个人在替我删—所以这是一场战争。”
  近两年凤凰卫视将《风云对话》、《新闻今日谈》两档节目的制作总部搬到北京,也是阮次山的建议,“所谓他‘亲中’的言论,并不是一个空头的言论指向。他为了更好地实现这种言论的传播,也在生产机制上有些调整。”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讲师、博士徐帆这样评论阮次山带随节目搬至北京。
  北京有大量的外国使馆和外国机构驻华办事处。节目组可基于这些外交资源,获得更多、更有效、更直接的政治接触。对此,原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印证说:“阮先生曾在北京举办一次酒会,来了80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外交部长李肇星也过去了。”
  《风云对话》制片人周周也透露,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做一些国际重要政要专访时,有时会有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在门外等候,了解某某到底说了什么。
  “所以说他们(凤凰卫视)还是一个国家立场,而阮次山跟这个台的总体立场相对来说比较匹配。同时他的声音和形象又给人一种外来的这种声音和形象的感觉,所以他这个角色一直在凤凰生存得不错。”据徐帆说,他曾听凤凰卫视前节目主持人杨锦麟说过,“其实中国的很多中高层官员,从地方到中央的,这些评论员的观点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因为此,阮次山一直都很安全。基本上他在中国的评论,很少受到高层的点拨。”
  所谓“高层的点拨”,便是杨锦麟常遭遇的“迎客松”—遇到讨论敏感问题,便插入迎客松画面进行屏蔽。阮次山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困扰,这让他对当局立场的把握看起来比较娴熟。
  阮次山有句口头禅是“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这被许多人批评为一种盲目的“大国情怀”—批评者认为他对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种种灾难、不堪视而不见。
  阮次山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不同于“没有脑筋”的“匹夫”,“你看到问题,你认为它是病入膏肓,我看到问题我认为它是进步。贪污腐化,你不要以为美国没有耶,我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那么久,哪一样没有贪污腐化,只是人家贪污腐化包装得很好,我们的官员刚刚开始贪污腐化不会包装,只能这么说。”
  阮次山《风云对话》栏目访问各国政要,从左到右别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巴基斯坦外长希娜、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罗马尼亚总理博克、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老华侨
  阮次山职业生涯中最得意的事,是2004年专访美国原国务卿鲍威尔时,促成鲍威尔公开宣称美国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表态,称台湾不是独立的,它没有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主权。台湾股市曾因此大幅下跌。
  “对台湾来讲,我算是出卖它。”与台湾的关系,对阮次山来说,是一个隐隐作痛的话题。他也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脱离台湾,入籍美国。
  1951年,身为国民党军官的父亲从家乡海南败走越南,阮次山一家变成无国籍难民,被关在法国人的难民营中。后经富国岛退往台湾,几经辗转终于在高雄定居。
  两年后,阮次山考上高雄中学,这段时间往后的经历,被阮次山形容为“辉煌经历”—在高雄中学,他享受到整个台湾都不多见的开放气氛,图书馆里藏有戴东原的《哲学》、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外面禁止的书。他读过胡适之,读过陈独秀的《最后的自白》,在美国新闻处开放的图书室里,也有令他着迷的海明威、杰克·伦敦等人的原版着作。“对我的价值观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呢,语言视角方面开放了很多。”
  从初一到高三,阮次山投稿赚钱,学校还会给予与稿费同等的奖励。那时候写的都是散文、诗歌、评论,深论也不过是“为什么要遵守交通规则”之类的话题。“我们为什么要爱国?写这个是不可能的。找死嘛!”
  阮父被在台的国民党队伍收编,经分配负责组织工作,对阮次山发表在报章的作品,“没有启发,也从来不会说做得好”。阮父把孙中山、蒋介石“当神一样”,阮次山不认同他国民党那一套,“有时候跟他争,父子之间就红了脸。他说:你懂什么?”
  因为自信满满,大学联考本可报一百多个志愿,阮次山只报了十个而落榜。当时已经19岁半,只好去当兵,目睹了最后一次视察金门的蒋介石,坐在山顶远眺大陆,“四个钟头动都不动”,这让他印象深刻。
  退伍后,阮次山再度报考当年的第一志愿: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老师们都对我很头疼,写新闻没有我多,文字功底没有我好,采访没有我多。”他旁听政治系的课程,从中风的邹文海老师那里习得西洋政治、思想史的“哲学”。
  课余的阮次山“一腔热血”,大国梦在当时就留下了“案底”。
  1970年,台湾爆发“保钓运动”。阮次山的同学临时抽退,因为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大官,知道“党中央的政策”。“到我这儿,怎么可能抽退?我是政大学生代表,主要成员。我们这边支持台湾同胞保护钓鱼岛。”有从美国回来的年轻老师,“充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上拿着麦克风喊:“当初孙中山做革命时也没有理智过……”阮次山等人于是举着旗帜上了街。
  毕业后,阮次山同时在《中央日报》与“中国广播公司”任职,两年后赴美留学,在纽约St.John’s大学东亚研究所做中国研究,读遍了图书馆里的“几千本中文书”。在纽约一家中文报社工作时,他遇到前来面试校对一职的作家刘宾雁报告文学作品《第二种忠诚》的男主角倪育贤,倪在书中说过一句话:我爱我的国家,我的国家爱我吗?
  “我说,里面这句话我要纠正你。国家永远爱你,你要把国家、党和政府分离。国家永远是国家。”
  不久后,母亲过世,阮次山回台签证受挫,利用私人关系找到里根幕僚,才得以回台。1985年,他取得美国国籍。1999年,阮次山回到台湾,任创刊达50年的《CHINANEWS》副社长兼总编辑。不到半年,报名更改成《TAIWANNEWS》,老板更是易帜,背叛“不搞台独”的承诺。
  阮次山因此辞职,转赴香港。不久,在曹景行邀请下,加盟凤凰卫视。
  在刘春看来,正是“老华侨”这一身份赋予了阮次山有别于国内人士看问题的角度。“他那一代人在美国的年轻时候,遭受到种种歧视。像我们在中国,有时候对我们国家过于追求GDP发展带来的问题看得更透,而他们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地位的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变,这些事情看得更多。”
  安全阀
  在中国人民大学北门对面,有一座六层小楼,便是凤凰会馆。凤凰中文台几档口碑不错的节目,如《冷暖人生》、《锵锵三人行》、《凤凰大视野》、《社会能见度》等,制作总部都设在这里。
  阮次山的办公室位于凤凰会馆五楼一角。记者正是在此,采访了刘春眼里“永远文质彬彬,衣着整齐,非常有仪式感”的阮次山。
  阮的桌上堆着一尺多高打印出来的资料。从日历上的圈点看来,9月份里,他要跑乌克兰、西安、四川等多个地方,而《风云对话》接下来预约的两个重头采访,分别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以及泰国总理英拉。
  凤凰内部有几位“长者”,如阮次山、何亮亮,包括已经离开的曹景行、杨锦麟,一度构成了一道“老头子”风景线。有知情人士这样观察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内部,大家习惯把阮次山叫阮先生。杨锦麟就会叫杨老师啊,曹景行就曹老师啊。但对于阮次山,叫他阮先生……他毕竟是在台湾长大的美籍华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阮次山离开《国际日报》,开始为“全世界的中文报”撰写时事评论,比如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香港经济日报》、《亚洲周刊》等,后也被内地的《参考消息》转载。
  “我还没有到凤凰工作时,在内地已经很出名了。《参考消息》很多人看。后来到了凤凰,名字跟人对上了,回来就更受到欢迎。”
  阮次山在凤凰卫视一直负责两档节目:《新闻今日谈》与《风云对话》。在前者中,阮次山作为评论员对当下社会热点新闻发表看法;后者则是一档对国际高端人物的访谈节目。

转载自随笔南洋网 » 时事沙龙

曹軒賓 可惜不是你




听了原作曲者的诠释,再比较原唱者的。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华文流行音乐了。

19 September 2011

Eye e City Exhibition 2010 城市的眼睛2010年展览




Date: Now till 15 Oct 2011
Time: 9am to 6pm (Closed on Mon)
Location: Singapore Discovery Centre, i WERKS Theatre Lobby
510 Upper Jurong Road Singapore 638365
* Admission for exhibition is free

日期:现在至2011年10月15日
时间:上午9时至下午6时(星期一闭馆)
地点:知新馆(Singapore Discovery Centre)i WERKS电影院大厅
510号,裕廊路上段,新加坡邮区638365
*展览入场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