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见颜色 不见台湾 激烈竞争导致媒体惟利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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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颜色 不见台湾 激烈竞争导致媒体惟利是图
（2010-11-28）
● 庄慧良

台湾知名政论节目主持人郑弘仪7日为在野的民进党大台中市长候选人苏嘉全站台时，公然以粗鄙的三字经抨击执政的马英九政府，事后虽然哽咽道歉，但他在亲绿的三立电视台主持的《大话新闻》中依然昧于事实，指责马政府独厚大陆学生、不顾弱势者的健保权益等，让相关部会疲于澄清，中央研究院士胡佛更斥之为“民粹”。

　　连日来，郑弘仪无畏外界訾议，依然故我，大放厥辞，但《大话新闻》收视率依然居高不下，位居所有政论节目之首（见表）。

　　很多人问：“这就是台湾的新闻自由吗? ”

　　“传播法规的确无法可管!”台湾媒体观察基金会董事长、中正大学传播学系助理教授管中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直截了当这么说。

　　他表示，对不符事实的言论订定罚责，但后来发现很难规范，不仅执行上难以查证，后遗症更大，所以作罢，目前只能诉诸司法。但他认为，相关法律应该规定媒体人不宜为政治人物助选，郑弘仪在这点上是逾越了媒体人应保持中立的新闻伦理。

一个台湾　两个世界

　　台湾的电视新闻密度几乎冠全球，但随着政治情势蓝绿对立升高，各电视台各拥其主，《TVBS》和《中天》电视台被归类为亲蓝的，《民视》和《三立》电视台被定位为亲绿的，从新闻取向到政论节目的议题设定是“只问蓝绿，不问是非”，长期下来，形成“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事实上，在政治对立的背后，市场的竞争更是台湾新闻生态恶化的重要关键。

　　1988年元旦，台湾开放报禁，各媒体虽如雨后春笋兴起，过去因垄断居于优势的《中国时报》《联合报》囊括了八成左右的平面广告和读者市场，同时《台视》《中视》《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单月领单薪，双月领双薪”，数十个月的年终奖金更是羡煞不少同业。

　　然而，1993年“有线电视法”通过后，媒体开始进入了战国时代。

　　有线电视台在草创之初，因普及率不高，收视又差，难获广告主青睐。1996年，广告商的媒体购买改采CPRP(Cost Per Rating Point的简写，即广告成本除以收视率后的每个收视点成本）。有线电视台为了争取广告，进而推出“保证CPRP”（指广告主先下单，若收视率不足，电视台只按比例收钱，或是将收视率补足才收钱，对广告主非常划算）制度，收视率自此扶摇而上，2003年达到70%，广告占有率也增至74%，对无线电视台和报纸构成严重威胁。

　　为了争夺观众的眼球，有线、无线电视台都以最速成的社会新闻挂帅，耸动、暴力、色情，乃至造假，无所不用其极。

　　在2000年，全球经济不景气，广告大饼缩水，僧多粥少，媒体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隔年，以膻色腥见长的香港《壹传媒》进军台湾，更助长窥人隐私的报道风气，旗下的《壹周刊》《苹果日报》销售量在短短数年之间跃居首位，自诩为“名门正派”的台湾媒体纷起效尤原本鄙视的“魔教”，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的“置入性行销”更甚嚣尘上。

一切唯收视率是问

　　“一切唯收视率是问，新闻准则早已被拋诸脑后”一名电视新闻主管告诉本报，“一上班，收视率就摆在桌上，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没办法，怪力乱神的新闻收视率最好，大家就往这个方向做”。

　　“媒体要的是什么？刺激辛辣，不然没有人看!”东森集团创办人王令麟在2004年事业高峰时，说了这句经典名言。“不要跟我谈专业，show me the money!”充分流露出资本家追求利益的心态。许多传播学者为之气结，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一度拒绝接受该集团提供的新闻奖学金。

　　台湾的媒体环境惟利是图，理应客观报道事实的新闻，也成了商品，故新闻有无卖点，远胜过有无意义，应该被重视的公共议题，多在收视率的考量下自动夭折。

　　媒体从社会公器变成社会公害，且媒体生态每况愈下，不少媒体工作者感慨，他们已从昔日高高在上的“无冕王”，变成人人喊打的老鼠。

　　许多民众抗议无效，自动关机；有孩子的家庭，怕被污染，不再订阅有线电视，包括教新闻的教授，有的也不看电视新闻，“因为看不到重要的新闻及有用的信息，更甭论国际重要事件”，有的甚至羞于表明自己的职业。

低成本高获益　政论节目兴起

　　在利之所趋下，低成本高获益的政论节目大量兴起。一名主持过政论节目，目前以上政论节目为专职的人士向本报表示，政论节目成本低廉，一个来宾只要3000元（台币，下同），一集几万元就可搞定，而且筹备方便，制作人打通电话拜托媒体朋友来上节目即可，不像综艺或戏剧节目，动辄数十万元。

　　早年电视政论节目多是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喉舌，1994年TVBS电视台的《2100全民开讲》强调和观众互动，开启了叩应（call in）的风潮，其他电视台也陆续跟进。2004年总统大选期间，选战厮杀激烈，政论节目盛况空前，高峰期甚至达到二三十个。

　　但这些政论节目多徒具公共领域形式，既无法透过理性批判凝聚社会共识，反而制造冲突，撕裂台湾。

　　各台政论节目起初还维持平衡假象，各找一蓝一绿的专家代表搭配媒体人评论时事，但冲突性是新闻价值之一，有些制作单位会刻意挑起矛盾，让来宾对骂，严重时还曾大打出手。

　　熟悉政论节目生态的人士说，外界固然有些批评，但制造冲突，即台语俗谚“弄狗相咬”，收视率才会高。

　　随着蓝绿势力呈五五波，媒体干脆连“假平衡”的外衣也撕去了，亲蓝、亲绿的电视台直接找相关阵营的人士上电视畅所欲言，成了一言堂，各拥蓝绿基本观众。

　　熟悉媒体操作的政论名嘴懂得如何制造效果，如何引起观众共鸣，逐渐形成固定班底，且他们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言，无所不谈，蔚为奇观。

郑弘仪：我其实没有很绿

　　政论名嘴原本蓝多于绿，但部分媒体人嗅到绿营市场商机大有可为，陆续跳至绿营，最成功的莫过于郑弘仪。

　　学历只有亚东工专的郑弘仪，退伍后在《中时晚报》担任财经记者，后转战财经电视台。他在《三立》电视台主持《大话新闻》后，半国语、半台语的主持风格受到强调本土特色的绿营青睐，前总统陈水扁四次接受他的专访，更奠定了他“绿色一哥”的地位。

　　“我其实没有很绿”，郑弘仪曾在2006年自剖心迹地这么说。认识他的朋友也称，郑没有特定政治立场。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郑的《大话新闻》收视率佳，主持费水涨船高，民进党执政时，还请他代言国营事业产品的广告。据报道，他目前的年收入逾亿元，住的是6000万元的豪宅，开的是奔驰350，可谓名利双收。

置入性行销无孔不入　平面电子媒体分食甜头

传统新闻学将新闻视为监督政府的第四权，但在市场经济，不同的媒体各有其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媒体老板会要求记者和编辑配合其追求利润的做法，而政府与利益集团也会利用经济手段来影响媒体的报道，这些年来台湾新闻的“置入性行销”就是典型之一。

　　新闻的“置入性行销”指的是媒体凭借自己的专业，以新闻包装商品内容，利用民众对新闻的信任，进而达到商品宣传的效果。

　　台湾监察委员吴丰山11日提出调查报告，指责政府花钱买新闻是欺骗人民，“政府滥用置入性行销是在吃安非他命与吸毒，虽然很爽，但长期会伤害国家体制与侵蚀民主根基”。他并明确点出，《旺旺中时》在大陆的公司就招揽大陆官方的广告，再转包给台湾《联合报》等其他媒体。

　　早在1980年左右，部分财经报纸就由所谓的“工商记者”招揽“置入性行销”的业务，有线电视台在草创之初，也多由新手负责这方面的事务，但行事低调。

　　随着有线电视的崛起，网络科技日益发达，市场竞争激烈，其中报纸所受的冲击最大。“早年印报是印钞票，但现在印报是烧钱”，一名报社记者向本报这么形容。

　　在2000年后，全球经济不景气，广告量急遽萎缩，主要报纸一家接一家地关门，报纸开始“卖新闻赚钱”，以专访县市首长为例，一个版面约70万（台币，约3万新元）。

　　报纸、广播、电视和杂志等媒体，一起分食“置入性行销”的甜头，因此报社里有“编（辑）业（务）合作”，电视台有“项目小组”。此外，蓝绿媒体政治立场虽对立，但为了商业利益，他们可以携手同心，亲蓝的《民生报》与亲绿的《民视》电视台共同为彰化花卉博览节行销就是例子。

　　政府和私人企业便以“广告主”姿态，公然影响媒体的报道内容，无论是国民党、民进党执政，皆是如此。

　　新闻机构既然接受“置入性行销”，就必须为广告主涂脂抹粉，无法再秉千秋之笔，言所当言。这不仅违反新闻专业，也不符合新闻自主的原则。

　　受访的一名电视台记者就说：“拿人手短（礼物），当你向新闻对象伸手时，立场尽失，新闻的公信力也荡然无存。”

“谁是谢太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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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君伟 伟所欲为 Do It My Wei » Blog Archive » 每天看报纸：联合早报 16.11.10 “谁是谢太宝”

联合早报
2010年11月16日 星期二
亚细安新闻 第25页
翁山淑枝呼吁“非暴力革命”

这几天，为翁山淑枝重获自由而感到高兴。
有些事情，等太久了。
多年来，自己单方面定下条件：除非翁山淑枝被释放，否则决不踏上缅甸土地。
一位游客幼稚的倔强，只为了无声抵制缅甸军人政府，为翁山淑枝抗议。
算不算是我个人的“制裁”⋯⋯？
这几天，心里一直抹不去这几个名字：
翁山淑枝，曼德拉，谢太宝。

且看：
Aung San Suu Kyi, 15 years military-imposed house arrest;
Nelson Mandela, 27 years in prison, mostly spent on Robben Island;
Chia Thye Poh, 23 years of imprisonment by Singapore’s ISA and 9 years of house arrest in Sentosa, without charge or trial.
Chia Thye Poh spent 22 years, 6 months, 2 weeks, and 4 days in jail, mostly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The 9-and-a-half years after his release were spent under severe restrictions.
What a torture.

谁是谢太宝？没有太多新加坡人认识他，可他却是“the world’s second longest serving prisoner-of-conscience after South Africa’s Nelson Mandela”。如果把23年囚禁加上9年软禁，就32年，比曼德拉还要久了。

有些事情，等太久了。
谁是谢太宝？为什么大多数的新加坡人都不知道？
最近，有人说：这跟中国人不认识刘小波一事，如出一辙。

卫生部考虑增加资助提高疗养院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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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考虑增加资助提高疗养院素质
（2010-11-10）
● 王珏琪 报道

　　卫生部有意通过增加资助来提高疗养院素质，让病人能尽快康复回家，避免疗养院变相成为病人长期居住的老人院。

　　卫生部长许文远指出，疗养院不是老人院，疗养院的责任是协助病人康复，让病人恢复自理能力后回家去。不过，他说，本地不是很多疗养院能做到这点。

西部将兴建

两家政府津贴疗养院

　　许文远昨天在裕廊综合医院的动土仪式上致词时还宣布，西部将兴建两家获得政府津贴的疗养院，预计在2013年之前启用。目前本地有63家疗养院，而截至去年底，疗养院病人有7713人。两家新疗养院是将建在武吉巴督51街的仁慈疗养院，还有裕廊西91街的未命名疗养院。

　　为了应付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政府去年宣布将增设疗养院，这些疗养院多数设在组屋区里，以方便病人的亲戚朋友前去探访。

　　许文远说，疗养院要提高素质，就要投资并培训更多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和语言治疗师等，来协助病人恢复健康，政府也将承担费用的增加。

　　他说，卫生部已经开始为一些疗养院提供更多津贴来改善服务，这笔津贴会根据疗养院服务素质的提高而增加。至于津贴的增幅是多少，卫生部受询时说，他们还在计算，会在日后透露更多细节。

　　另外，许文远也提出制定一个衡量疗养院的标准，如疗养院能在几个月内协助病人恢复多少个日常活动的自理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简称ADLs），并刊登所有疗养院所取得的成绩，让它们互相竞争，进而也提高素质。日常活动自理能力指的是病人是否能自己起床、行动、穿衣、吃饭、冲凉和上厕所等。

　　救世军安乐之家疗养院执行董事刘美兰受访时指出，业者几年前就在卫生部的带领下探讨为疗养院制定衡量标准的可能性，不过关键问题是，要如何为一间疗养院下定义，还有要为它的服务素质设怎样的标准，例如疗养院病人不出院，这间疗养院就算很差吗？

　　她指出，疗养院病人包括临终病人、失智症病人，还有的虽然康复了，但家里没人照料，不能回家，病人的问题不仅是健康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以救世军安乐之家疗养院为例，刘美兰说，他们有395张病床，但几乎常常客满，每个月只有一两人出院。

　　许文远在动土仪式上致词时还要求新的裕廊综合医院，不仅在医院内，也要为出院病人打造“零麻烦”，因为“大部分的病人，特别是老年人，在急性病症已经稳定后，慢性疾病还是存在，需要在社区里，由家庭医生、疗养院或社区医院长期照顾。”

　　许文远的愿景是，整个医疗服务都能做到“零麻烦”，医疗机构能互相协调和综合它们为病人提供的护理。

　　他说，有的病人出院后想要到住家附近的医疗中心做复健或检查，例如髋部关节或膝盖替代手术的病人，政府不可能在每个组屋区建综合医院，不过他们能在每个大型组屋区设复建中心，让病人到那里继续获得照顾，有需要时再找骨科医生检查，医疗人员可通过电子方式来协调整个护理过程。

　　许文远致词时还呼吁医疗机构要改善服务，以求达到“无纸张”。他说，最近卫生部常任秘书杨颖仪带领综合医院的代表到韩国考察，发现韩国医院已经做到“四无”，就是无纸张、无X光软片、无手写笔记和无纸张图表，但是本地医院使用资讯科技多年，大部分医院仍然还未能做到“无纸张”。

　　对此，他认为本地现有医院不应该因为历史包袱而停滞不前，也特别呼吁没有历史包袱的新医院，要作领头羊来改善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