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晴舫 台湾人·旅人·女人·作家

胡晴舫 台湾人·旅人·女人·作家

黄向京 (2008-03-14)

　　胡晴舫曾引用诺贝尔奖得主印度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所说：“一个人可以同时是意大利人，女人，女性主义者，素食者，小说家，经济保守主义，爵士乐迷和伦敦居民”；作为“现代性的孩子”，胡晴舫也拥有多重身份：一个出身中产阶级的台湾人，一个游走不同城市的旅人，一个嫁给罗马尼亚人的女人，一个在家写作的作家。

台湾人的身份，别人看不见

　　胡晴舫出生于台北，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戏剧硕士。她曾在剧场、广告界打工，后参与多本杂志创刊，如《花花公子》（Playboy）、Esquire国际中文版等，也曾旅居香港、上海、北京、伦敦、巴黎等城市，常去纽约和伦敦。

 

　　聊天中，说起话来干脆利落手势丰富的胡晴舫强调，她看世界的眼光，是从一个台湾人的身份出发。她说：“台湾人明明有护照与国籍，但国际社会没有看到我们，我们是不被看见的。”

　　被人看见，是个体存在的最根本；不被看见的个体、民族、国家，自然存在着身份的焦虑感。她进入很多国家的关卡，印戳不是盖在护照，而是夹杂的一张白纸上。

　　妈妈是公务员，爸爸是生意人，胡晴舫从小在中产阶级家庭长大。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苦苦追着各式经济指数，是个急于工业化以达到现代化的时代。所有人似乎一夜致富，除了买房子，也把孩子和钱财送去美国。

　　作为上过班的作家，办公室内人事的纠葛，一度让热血冷眼的胡晴舫大失所望。而她回头自省，正因台湾成长环境与在美国中西部求学环境的人情味，令她始终相信人性的美好与价值。

　　“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只是纽约和加州的结合，其实中西部才是真正的美国。那里的人对面会打个大招呼，唯恐你看不见。”

　　胡晴舫说，当前台湾社会就像突然泄了气的气球，又像失去灵感的诗人，再也找不到前进动力，毫无斗志。她为《中国时报·观念平台》撰文说，所谓台湾人的主体意识，是指在台湾这块土地生活工作的每个独立个体的人权意志。有了实践这份意志的权力，不该还天真期待政客骑着白马来拯救自己，而该细想如何担起公民责任，恰当使用自由。

　　每个台湾人出生的那一刻都知道自己必须比其他护照的子民更加倍努力，因为没有抱怨的本钱，也没有时间悔恨。可是，她对台湾还是有信心。只要台湾人不放弃，台湾就还有希望。

　　胡晴舫身上所扛负的政治符号与国族纠葛未免不是包袱，但她觉得“现代性会是我们的巨大翅膀，帮助我们飞高，看清楚整个世界的景色，而不只是从我们所站立的地面角度。”

旅人的身份，在移动中信赖

　　在全球化年代，胡晴舫也是一个旅人。历代作家喜欢讴歌田园的美，但胡晴舫毫不回头地说，“城市是我们的家园。牧歌式的田园谁不想要，但不是我的调调。我们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说难听点，我们不知道别的生活方式。”

　　对很多现代人来说旅行已是一种生活方式，富裕的达沃斯（Davos）子民，去东京是去剪个头发，而不是参观什么景点，他的下个城市可能是纽约。

　　全球化也是不可能回头的，她指出，连恐怖分子也不能阻止，恐怕只有石油危机才有办法。很多人抱怨全球化的弊端，而她认为：自古以来，流动是造成经济繁荣的必经之路，抱怨全球化的人因自身不能流动，没能从中获利，因赶不上时代而处于弱势。

　　互联网更是一种流动，是一种脑子的流动，人人坐在办公室内，其实天天都在流动。胡晴舫说，10年前互联网刚诞生时，现代人一天的信息量相等于18世纪巴黎人一年的信息量，现在可能是15年的信息量。现代性的孩子患有资讯与快节奏焦虑。

　　“你以为现在已经变得很快，但将来变得更快。节奏不可能慢下来。现代人将永远惊惶失措，文学的价值则在帮你思考，而思考是你唯一的武器、救援，也是唯一的财富。思考会令人忧郁，但不可怕。恐惧比忧郁更可怕。”

　　还有，信赖，是全球化的基础，你不能欺负陌生人，因为有一天你必然是陌生人。健康的全球化会改善人类的品德，有了信赖，才能去远方做生意，互联网更需要信赖感。

　　生活在亚洲的胡晴舫认为，崛起的亚洲在面对一个特别的年代，亚洲人更需要帮助自己人。她有过跟西方人打交道的经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让她更有亚洲意识。

　　“唯有亚洲人的根基强，才能获得别人的尊敬，否则就将是边缘人。在人权之外，族群的价值就是要给予人自尊，有如土壤、水源，如果没有，植物就不能成长。你从哪里来，这就是你。”

　　“拿什么护照，不过代表你在哪里缴税。但你要对自己生活的地方尊敬，对当下的土地与环境认同、尊重。你可以拿他国的护照，但哪里是你的城市？我现在住在香港，为维护皇后码头，也去签名以表支持。这是一种对城市的关怀。在外旅行回家，都是说‘回香港’，香港是我的城市。”

女人的身份，不断在怀疑

　　有个性感洋名“洛丽塔”（Lolita）的胡晴舫也说，女人在这个年代也不断在移动，50年前，这不可能发生。

　　她曾说“女人是台湾的希望”，因为传统上，女人的特质，如讲究美感、生活品味、容忍、不躁动、观察世界等，这些都是文明的特质。现在一些都市玉男也呈现女性化的特质：不躁动、不强势等。要看一个社会有多进步，女性的地位是指标之一。

　　她在问：为什么法国的女人有作家在书写，而亚洲的女人这么丰富精彩，反而被忽略？尤其在都市文明社会，亚洲家庭都靠女性在支撑。

　　“亚洲女人最令人惊讶的是她们的韧性。亚洲家庭看似男性做主，其实都是女性在摆布，包括怎样养小孩。她们沉得住气，刻苦耐劳，什么都要张罗，从公婆、丈夫、小孩到公司老板，人情像蜘蛛网包住她们。她们一天的作息表会吓死人。她们太超人了，太牢靠了，因此长久被忽略。”

　　她说起日本电影导演成濑已喜男的《晚餐》，丈夫每天下班回家跟太太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饿了！”每天忙着烧饭、洗衣、抹地的太太，眼见侄女来家中暂住，惹得丈夫心思思，有感而发而不告而别。丈夫后来约太太一同晚餐想和好，不小心还是说了一句“我饿了”，再加一句“对不起”。

　　后来，女人也上班了，“职场让女人有个舞台可以展现聪明才智，以前都是隐藏在家庭里头，而哪个家庭不是小型企业，哪个女人不是天生的CEO？女性现在已经在公共空间被看见。只要看见就习惯，没有看见就会怀疑。”

　　但是，“当男人上班的第一天，他所要克服的问题只有如何自我表现……女人上班的第一天，除了解决上述那些问题之外，她仍要面对她自己。”女人有了自己的房间和自己的桌子以后，还有很多自我怀疑，是不是跟阿拉丁神灯精灵要错了愿望?

作家的身份，说出这个时代

　　胡晴舫两年前离职后在家写书，她也在《联合报》副刊写专栏“城市忧郁”，为《皇冠》杂志写“人间喜剧”。

　　她认为，作家写作要确定自己的文体，也要确定题材值得书写。“只要有人说过，而且说得比我好，我就不说了。现在读者要看的东西太多了。”

　　《旅人》（2001）写的是旅人在全球化都市中的移动，可说是作家的核心思想；《她》（2001）素描一个个亚洲女性的肖像；罗马尼亚版画家米尔察·波济胥（Mircea Bochis）绘图的《机械时代》（2001），写工业化时代生活的单一呆板；《办公室》（2005）是“失业”在家后写的职场丛林人性百态，从25岁的秘书到半老徐娘的女强人和得了忧郁病的女清洁工。

　　“世界上没有伟大的办公室文学。”胡晴舫如是说。为她的书作序的文化评论家李欧梵说：“这个资本主义弥漫的世界，却的确需要办公室文学，因为这个“新世纪的工厂”就是办公室……胡晴舫的这本书是我读过的第一本女性作家写出来的办公室文学。”

　　胡晴舫说：“基本上，我对现代性很感兴趣，也就是现代人吃饭、睡觉、旅行、上班等生活形态。有人写餐厅，有人写休假，而有谁不上班？办公室占据80%时间，虽然苦闷无聊，但居然没作家写办公室，实在奇怪。只有当过会计师的卡夫卡写过《变形记》，现代性大师葡萄牙的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写过《惶然录》，他们把现代人生活的荒谬性写得很好。一般人害怕上班，上班族表面光鲜，其实内心对金钱、生命、时间恐惧，我只有深深的同情。”

　　她也认为：“我们生活的环境比百多年前来得复杂，一切看起来如此便利，但看不懂背后的逻辑，比如提款机后的金融系统等。我是这个时代的产物，看我就是看你自己。刚开始写作，老是得罪一批老一辈的作家，觉得我的观念太奇怪，可也有老一辈作家为我辩说：‘你们到底要讲真话的年轻人，还是唯唯诺诺的年轻人？’我只能说出这个时代，我只能代表这个时代。我不只是写自己，也在写你、他，我们这个年代的事情。比如，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只能代表美国上世纪60年代垮掉的一代。”

　　当然，现代性的孩子是没有答案的，也不需要答案。她总是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着世界，准备相信世界上可能有一种以上的真理，或者根本没有。

外一章关于美丽

　　胡晴舫早前接受本地一时尚杂志访问，在杂志安排下，穿了一套Raoul桃红色裙装，在恭锡街25号美食书店咖啡座“25度C”拍照。

　　对于娇柔的桃红色，胡晴舫有点抗拒。私底下，她的穿着不是黑就是白，这几年夹杂着灰。她笑说，妈妈偏爱红色，她从小到大，从里到外都是红色，红彤彤地长大之后，就极力想摆脱这个颜色。在妈妈眼中，这个女儿是“铁齿”的。

　　拍照过程中，她也想起在《花花公子》工作时，眼睁睁地看着娇人的台湾美女因露了两点，被家人及男友唾弃。

　　胡晴舫说：“《花花公子》是个身体的世界，欲望的世界，人性的世界。这个社会给予美女一种幻觉，她们以为能通过美色获得金钱地位；其实，从小在过多目光注视下长大的美女，身体往往过早被男人侵占、剥削，美貌往往变成一种包袱，甚至，诅咒。”

 

转载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网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ace2face/pages1/face2face08031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