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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政党制度
——中共中央党校第23期一年制中青班 赴新加坡考察团
（2008-02-04）
建立一种科学、高质量和适合国情的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保持政治稳定和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实践中认识到，西方“政党轮替、多党纷争”的政党制度不适合新加坡国情，它能带给新加坡的只是“连绵不断的动荡”。因此，新加坡没有照搬照抄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多党制，而实行“一党长期执政、多党并存”的政党制度。在新加坡，除人民行动党外，还有多个政党合法存在，但人民行动党一直是国会中最大的和单独组阁的政党。
一党长期执政的合法合理性
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是由历次大选即国会选举确认的，具有宪制上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见下表)。新加坡法律赋予公民组织政党的自由权利，规定各政党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都有权参加国会选举。上世纪60年代中期，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的格局定型。在此后的连续四届大选中，其得票率保持在70%左右，且囊括了全部议席。
进入80年代后，新加坡法律承认反对党的合法地位，允许反对党进入国会。但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仍保持在60%以上，而且稳固地占有国会中绝大多数议席。90年代至本世纪进行的四次大选，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也仍维持在60%以上，2001年更达到75%。这说明，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不仅有法律保障，也是为历次大选结果所确认的。这种在秩序范围内依法获取的执政地位，深得广大民众和各派政治力量的认同。
多党并存的合法合理性
新加坡法律规定，5人以上可以组成政党。目前登记的政党有21个，除人民行动党外，其他政党主要包括：民主联盟、民主党、工人党、民主进步党等。上世纪70年代以来，每次大选都有6个以上政党参加竞选。
新加坡多党并存的政党制度，给予了非执政党生存的空间，满足了民众要求对执政党的权力有所监督的愿望。国会的非执政党议员使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有了宣泄的渠道，有助于减轻对执政党的怨气，避免了因对政府某一具体政策的不满引发的感情因素转化为不支持执政党的理性因素。非执政党以弱势群体代言人的面目出现，从而督促执政党照顾社会底层民众的利益。执政党也从非执政党的政见和民众对非执政党的支持中了解民情，调整政策，获益匪浅。同时，非执党扮演着执政党监督者的角色，特别是公共政策的监督。非执党的存在使人民行动党更加谨慎地执政，更注意自我约束，更注重全面照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这又反过来巩固了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
政党制度的稳定性
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政党制度中独占优势，并通过大选予以确认。李光耀认为，这种是最适合新加坡国情的政党制度。因为当一个政体由一个主流政党长期掌握时，没有其他党逼其交出政权的压力，这样的政治体系就是稳定的；而当一个政体是开放的，其他政党可以参与选举，它就是民主的。新加坡的政体就是既开放又稳定的民主政体。
1968年以来的近40年中，新加坡国会中的人民行动党议员至少保持高达95%以上的比例，这在议会民主制国家中是罕见的。这一时期恰是“新加坡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经济全面腾飞、从第三世界跃入第一世界。人民行动党在执政方式上的不断改革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年轻选民的支持，持续获得了广泛的民意基础。从目前来看，人民行动党的维持机制已经制度化并且已经成熟，“一党长期执政、多党并存”的政党制度还看不出有被撼动的迹象。
启示
新加坡也实行类似西方民主选举条件下多党竞争的政治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可以鞭策执政党励精图治，以最好的政绩去不断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委任。但这种制度也有其不足之处，这就是，由于各种因素影响，人民手中的选票有可能导致极端福利主义者甚至投机分子上台，影响政治的稳定。因此，新加坡并不实行“政党轮替”制，而是建立起“一党长期执政、多党并存”制。这种政党制度实际上是在允许其他政党存在的情况下，保持人民行动党的绝对优势地位。而人民行动党为维持一党长期执政，一方面当然离不开利用执政资源来巩固其统治，全面阻止反对党坐大，更不允许其上台执政。另一方面则必须以较好的政绩和廉洁的作风来取得人民的信任，赢得他们的选票，巩固自己的执政之基。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民主政治建设的模式和体制、机制等问题上，必须走出一些理论和认识上的误区。如“民主=选举”、“多党=轮替”等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引领我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从世界范围看，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不能盲目照搬别国的政治模式，而应立足于本国实际，遵循现代市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要求，吸收世界制度资源和政治文明的精华，构建既适合自己又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政治发展模式。
比如我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党长期执政、多党并存”的政党制度，也是符合我国实际和现代化需要的民主政治有效形式。又比如，党政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改革，也不是加入选举成分或进行票决就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唯一方向。新加坡以选举制巩固、强化执政党合法性及其社会基础，以委任制选贤任能、实现精英治国的制度设计，确有可借鉴的地方。
·转载自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管理困难。寻找一条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新加坡的经验可以学习。但是小国新加坡这几十年的稳定，还能够维持多久。谁也不敢说...
ReplyDelete你是來自台灣的新加坡人吧？
ReplyDeletemah chai krup. 我是到台灣念書的新加坡人。你是到新加坡的泰國人？
ReplyDelete我是道地的新加坡人。
ReplyDelete為甚麼網頁地點顯示泰國呢？
ReplyDelete從前在曼谷為了看好友在普吉島的生活相片時註冊的。都好幾年前的事了！
ReplyDelete隔了好久才補上空白。也貼上一些在泰國生活點點滴滴相片和網上游覽過有趣的網摘等等... 歡迎游覽。
蠻喜歡你貼的古詩，這些好像離我很遠了。謝謝。
ReplyDelete也歡迎你給我的觀點提點意見。
中国领导人访新加坡 从“取经”到“叫板”
ReplyDelete(2008-11-30)
● 洪艺菁 实况报道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很多领导人都访问过新加坡，也借鉴了新加坡许多行之有效的具体做法。近年更有不少官员、学者、记者，对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的政治模式深感兴趣。这背后有着一股怎样的政治力量在推动？这些人有不同的背景，带着不同的目的而来，他们是抱着怎样的心态来观察行动党和新加坡？
许多中国年轻人和新加坡年轻人一样，出来工作后都希望能拥有自己的房子。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们也定期把月薪一部分存入一个户头，这户头名称也和新加坡一样，叫做“公积金户头”。它最早是由前总理朱鎔基担任上海市长时在当地推行，后来逐渐推广到全国。
公积金制度是中国最早从新加坡搬去的制度之一。中国对新加坡的学习之旅，官员是主体。除了高层的访问，南洋理工大学自1992年以来，也为中国培训官员，除了开设被称为“市长班”的管理经济硕士学位课程与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课程，也开办一些短期干部培训班，至今已培训了4000多名中国各级官员，让他们分享足以作为“新加坡模式”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不过，中国来新加坡取经之路，还可追溯到更早的时候。而要了解中国为什么想学习新加坡，就得先对中国的政治改革道路有所认识。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徐湘林教授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不根本改变现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对现行政治运行体制的改良和变革”。这个过程可分为试探性改革、审慎性改革和结构性改革三个阶段。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十年动荡，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激进的改革所可能产生的风险。渐进的政治改革不但对整个政治体制的变化影响不明显，也比“震荡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更有回旋余地，改革的社会代价也在渐进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的化解。
第一个“十年”
中共在1978年至1989年进行的是一种探索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有如“摸着石头过河”或“步子小、缓缓而行”。
开放后的中国，开始有意向其他国家学习。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1978年先后访问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他此行也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创党人之一、时任副总理的吴庆瑞博士会晤，后来还邀请吴博士访华，并聘他为国务院经济顾问，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出建议。这可算是中国借鉴新加坡的开端。
邓小平回国后，中共在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年，也是新中关系的重要年份。
在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批评，也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作出重大决策。邓小平也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1980年，时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后来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及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到新加坡进行两个星期考察。期间，他坦诚地问新方联络人吴博韬，为什么中国的土地、水源、能源和劳工便宜得多，却无法像新加坡那样吸引到许多投资？吴博韬当时答说关键在于政治稳定所产生的信心和不断提高生产力。
因此，中国在有效借鉴新加坡的经济建设经验的同时，也逐步开始借鉴精神文明建设及司法、政党建设等社会发展方面的经验。
第二个“十年”
1988年，中国物价改革的失败和经济体制双轨运行所产生的种种腐败，激发了社会的不满。1989年至1998年期间所进行的是审慎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为优先考虑。村民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和监督职能逐步扩大。政府也实施了公务员制度，并加强对腐败党政官员的惩治。
1990年，新加坡和中国正式建交，也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当中国在90年代进入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想到了新加坡。他在1992年南巡时发表谈话，呼吁广东省不仅在经济上要赶上亚洲四小龙，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超越它们。他当时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
在这之后，中国就开始对新加坡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1992年，中共中央派出以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为团长的考察团，到新加坡进行两个星期的考察访问，掀开了中国全面总结和吸收新加坡经验的序幕。考察团回国后出版了《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设》报告。随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和各省市陆续派出多批考察团来新深入了解政党、政府、经济、司法、金融、社会保障、城市规划和建设等方方面面。
1994年启动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发展计划，又把两国拉得更近。这不是一般的经济投资合作，还包含了大规模的管理软件转移、城市规划发展和经贸官员培训。这种紧密合作，也为日后两国在多个领域的紧密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个“十年”
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其经济体系和政治管理体制受到国际政经体系多方压力。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困境。城乡差距和区域经济差别扩大、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和乡村治理困境，都成为威胁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隐患。
因此，中国在1998年至2007年推行的是一种结构性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改革和治理理念。当局提倡让公民有更加便利的政治参与渠道，并强调政治和政府对社会问责和在行政管理上的效率。
2002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曾庆红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青年团主席、环境发展部长林瑞生为团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代表团。
曾庆红当时说：“党际关系是中新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重视学习和借鉴人民行动党的治党治国经验，这已成为我们党际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
去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更是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布局。十七大报告除了谈到任期制、票决制、常任制等课题，也以相当篇幅论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去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曾二十多次提到解放思想。在深圳组的讨论中，他更是提出“深圳要敢于叫板新加坡”。这使得学习和追赶新加坡成了南方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新方向。在那之后，深圳连续召开了多场学习新加坡的研讨会，从学术界到政界都刮起了一股向新加坡学习的旋风。
汪洋过后又在多个场合上提出“广东叫板新加坡”的概念，要广东以新加坡作为榜样，甚至超越新加坡。他之后接受本报专访时，进一步阐明“广东叫板新加坡”的意义。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它的发展都有自己的需求，人类的制度文明不可能简单地搬到一个地方完全套用，都得和当地的实际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新加坡的每一步都走得比较成功，所以在这40年里才能走到今天的时局。”
他说：“广东过去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走过许多弯路，因此广东现在想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与广东的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广东的路子，最后成为像新加坡这样的先进城市，如此而已。此外，广东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有很大的成就，也遇到很大的问题，很多问题可能是新加坡过去遇到过的。”
新中关系绝不是单方向的。新加坡能引起中国学习兴趣，除依赖制度优势和优良的政府治理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形象与口碑，新加坡在同中国打交道时也积极展示自身优点，并通过大规模共同利益联接，赢得中国高层至民间欣赏和信任。
2007年，国务资政吴作栋提出与中国合作发展生态城的概念，立即获得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大力支持。这个合作项目是继苏州工业园区之后，两国的另一巨大合作项目。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新加坡领导人也多次访华，其中内阁资政李光耀至今已访问中国约30次，堪称世界上访华次数最多、也最深入的国家领导人。
1978、1992、2007，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三次思想解放，其中都有新加坡的身影，这是非常独特的景象，也为人们探究新加坡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关系，注入了特殊的视角。
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虽然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渐进式的，但如今回顾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的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主要可分为三大方面：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内部和政府行政过程的改变；以及国家和社会关系与公民权利意识的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景跃进教授认为，中国的政治思维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那种寄望于党内高层的改革派的“新权威主义”走向“行政民主或治理民主”的道路。
当中国的经济改革遇到阻力时，中央也施行了放权让利的措施。不过，这却是一种时而收、时而放的拔河。放权的实践一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收权或集权便成为一个方便、有效的解决方法。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却可看到民主政治在一定范围内的实践，例如有相对的公职竞争、民本导向的福利政策、公告权利的适当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