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大生物医学道德研究中心主任：安乐死合法化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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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生物医学道德研究中心主任：安乐死合法化很危险

（2008-10-22）

王珏琪　报道

　　死亡向来是人们避讳的话题，但最近“安乐死”这个课题却在本报的言论版掀起了一阵讨论热潮。令人关注的是，写来发表看法的读者大部分支持安乐死。

　　安乐死在本地是不合法的。本地推行的是预先医疗指示，允许病人在神智清醒时，决定在患不治之症并陷入昏迷状态时，不再接受特别延续生命的疗法。究竟什么是安乐死？专家和学者对安乐死又有什么看法？本报分三期进行深入报道。

　　如果病人是在考虑到自己会连累家人而感到有必要施行安乐死，这将是寻求安乐死的错误原因。

　　这是国际著名伦理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医学道德研究中心主任阿拉斯泰尔·坎贝尔教授（Professor Alastair Campbell，70岁）对安乐死的看法。他也是陈树南医学道德百年纪念教授。

　　目前，认同安乐死，让它合法化的国家包括荷兰、比利时等，瑞士和美国俄勒岗州则允许辅助自杀（assisted suicide）。坎贝尔教授指出，虽然安乐死在一些国家是合法的，但绝大多数国家还不能接受；他们大多数相信引进安乐死或会被滥用，病人面对的问题是可以通过提供控制病痛的治疗，以及很好的临终护理来解决。

　　日前，一些写信给报章的老年人诉说他们害怕成为家人的负担。对于这一类反应，坎贝尔教授认为，这其实是他们向社会提出要获得更好慈怀护理的诉求，多过于要求立法允许医生结束他们的生命。

　　他提出了安乐死可能带来的危险：“人们虽然想要活下去和获得护理，但是因为害怕成为家人的负担而觉得有义务答应安乐死。”

　　另外，他指出荷兰的例子，安乐死在荷兰合法化后，就逐渐走向非自愿性安乐死，有更多人通过非自愿性安乐死去世。

　　根据坎贝尔教授，在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要求安乐死的病人需要有证人在场证实他们的神志清醒，签署一份清楚明了的表格，还要经过一段冷静期，才能进行。只有医生有权为病人施行安乐死，家属和其他人即使在病人的允许下也不能为病人施行安乐死，那是违法的。而且，医生必须同意，否则不能强求。
　　另外，病人如果要求安乐死，家属即使不同意，也不能阻止病人。坎贝尔教授说，这就是另一个危险，因为病人坚持安乐死，家人无法阻止，就可能造成家人很大的苦恼。

　　安乐死合法化后可能会改变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坎贝尔教授指出，很多医生认为他们的责任是拯救生命和舒解痛苦，结束病人的生命不在他们的责任范围内；医生也会担心，这将改变医生的形象，令他们沦为“死亡的专家”。

　　坎贝尔教授指出，很多人害怕的是多余和不必要的无效治疗（futile treatment），因为他们担心费用太高会加重家人的负担，却又不能带来益处。不过，他认为，他们要求的应该是停止治疗，而不是安乐死。主动性的安乐死涉及的是医生通过给病人毒药或药物等，帮助病人结束生命。

　　另外，他说，一般人不怕死，怕的只是垂死的过程。他指出，人们害怕垂死时可能感受的疼痛和痛苦，不过，通过现代慈怀护理，这些都能受到控制和减缓，让病人不会感到疼痛、担忧和害怕。

　　有鉴于此，他认为有两方面是需要改善的，即鼓励更多人签署预先医疗指示，以及改善临终病人的护理。

　　他再度重申：“一个社会如果把安乐死合法化，是很危险的。”他认为，解决的方法应该是提供素质良好、人们都付得起的临终护理服务，那么人们就不会要求提早结束生命。

　　他说：“我们都想好死，安乐死的原来意思就是好死。可是，当安乐死成为‘因为活着很糟糕，请杀死我吧’的时候，我们失败了，社会失败了，这个专业失败了。这是我们的失败，不是他们（病人）的失败。”

医生怎么说

与秉持的原则背道而驰

　　“我相信我无法办到（让病人安乐死）。生命不是由我们决定什么时候结束和终止。我相信如果我们可以照顾得好，病人没有必要谈到安乐死。”
　　照顾临终病人多年的陈笃生医院慈怀护理顾问余辉耀医生（39岁）日前受访告诉记者他对安乐死的看法。

　　他举出了入行时医生宣誓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我们的工作是要救人。To cure，就是要治疗他们的病情，能医好我们尽量医好。To relieve，能减轻他们的痛苦我们尽量减轻。To comfort，我们要提供他们多方面的安慰。”

　　“如果叫我们结束病人的生命，那跟我们向来秉持的原则和价值观背道而驰，我很难接受。”

　　余辉耀医生说：“很多病人在痛苦的时候都会说‘给我们打针’，但那只是他们求救的心声。他们在痛苦的时候会提出这种要求，但如果你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也许他们就不会这样了。”

　　有些病人可能不了解安乐死和我国目前推行的预先医疗指示有什么不同。余医生在解释时说：“预先医疗指示先设下限制，病人要到末期，无法医治，才能要求不再抢救。安乐死是有意识地结束病人的生命，而预先医疗指示是保护病人，在病人后期不能再好起来的时候，保护病人不接受不必要的护理，增加他们的痛苦。”

　　他举例说：“例如病人有癌症，进来医院，医生为他插管帮助他呼吸，但是这样做无法延长他的寿命，只能增加他的痛苦。所以可以把他的管子拿出来。”他说，这是让病人很自然地去世，而且在六七十年前，在没有发明这种仪器的时候，病人到那个阶段可能也已经去世了。

家属怎么说

我就是舍不得他走

　　谢桂桦（45岁）的丈夫今年6月逝世。她的丈夫在2002年患上鼻癌，康复后身体其他部位也出现癌症，一直通过电疗治疗，两年前患上骨癌时，医生告诉他，他只能多活半年。不过，他一年多后才逝世，当时他47岁。

　　谢桂桦有两名14岁和12岁的子女，婚后就留在家里当家庭主妇。谢桂桦受访时说，生前担任生产经理的丈夫即使生病也坚持工作，一直到最后的一年多才在家中养病。
　　她的丈夫过去几年一直进出医院，每次要住院一个月，他临终前，在家中卧病在床，靠喂食管进食。除了丈夫的家人偶尔到医院探望和接送他进出医院，丈夫主要由谢桂桦照顾。她很感谢丈夫的公司帮忙负担所有的医药费，她们家主要还是靠积蓄维持生活。

　　谢桂桦照顾病重的丈夫时，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丈夫生病后脾气变得暴躁，接受多次电疗后影响他的说话能力，谢桂桦不明白他的要求时就会发脾气。不过，谢桂桦并没有生气：“人要感恩。他以前没病的时候对我们这么好。他是因为生病才会发脾气。我们一般人有一点病都会烦躁，何况是他们这些重病病人？”

　　所以，当丈夫发脾气的时候，谢桂桦会暂时离开，喝一杯水或冲凉。“我不可以骂回去，他已经病到这样，日子也不多了。骂回去又怎样？你现在对他好，好过他走了你才后悔。”

　　每当因为照顾丈夫而感到喘不过气的时候，谢桂桦减压的方法是找社工和家人聊天，或出外走走、做运动。

　　即使看到先生与病魔搏斗的痛苦，谢桂桦还是不赞成安乐死。“很多人看到他这样痛苦，都说宁愿他可以安乐死。但是，我是他的妻子，我就是不舍得他走。可能我比较自私。只要他在，我可以看到他，跟他谈话，他走了，什么都没了。”

制止丈夫轻生

　　她的丈夫曾尝试轻生，但被她及时制止。“我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这样对不起我，孩子还小，我尽心尽力照顾你，如果上天要带走你我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要争取每一分钟。不然我下辈子也不会原谅你。”

　　她的丈夫逝世后，家人发现他的手机里有一则他未寄出去的简讯：“为了孩子和妻子，我要一天天的搏斗和活下去。（fighting and living day to day）”

　　谢桂桦目前是零售店的店员，未来的愿望是把孩子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