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June 2009

王赓武教授: 让新加坡成中国及华人研究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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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赓武教授: 让新加坡成中国及华人研究重镇
(2009-06-07)
● 韩咏梅 陈能端

  剑桥大学曾经出版了一部世界上极具影响力的中国历史权威著作《剑桥中国史》,主编是西方研究中国史权威费正清,从公元前221年的上古、秦汉、隋唐、辽、宋、元、明、清,一直到晚清、中国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洋洋洒洒16卷,那是西方汉学研究的代表作。

  这套让英国人引以为豪的学术著作,并没有让汉学在英国蓬勃发展起来。相反地,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展现出的衰弱,让原本对中国文化抱着浪漫情怀的欧洲人感到失望,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像古代史一样激起他们的兴趣。

  这10多年来,趋势改变了,英国开始重视中国近现代史,而且还从中国、美国找来学者,重新做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

  在剑桥大学这个英国学术研究重镇庆祝创校800周年的此刻,将学术地位崇高的名誉博士学位,颁发给研究中国及华人的华人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显示了剑桥大学对中国研究的关注。他将在12日到剑桥大学与另外九人一起接受这名誉博士学位。

  上星期五的早上,我们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武吉知马校园的东亚研究所,与王赓武教授进行了一次专访,请他深谈这项荣誉的意义以及他对本地人文与中国研究的期许。

  问:获得剑桥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这对一个华人历史学家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答:剑桥大学重视中国历史文化已经一百多年了,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有中国研究的教授,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和儒家思想,汉学基础打得很好。在他们的图书馆里,经史子集、四库全书,传统的资料相当完整。

  但是他们的特点是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化,对近代史方面是忽略的。

  中国对西欧的影响,主要从16世纪开始,当时传教士进入中国,在他们笔下的资料都是强调中国古代有多了不起,包括中国的发明、建立的政治管理和政府的制度,还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同一个时候,西欧的情况是恰恰相反的,国家之间战争不断,死亡人数很高,所以大家那两百年间,西欧包括英国,很尊敬中国的传统文化。

  19世纪后一切改变了,中国打败仗,而到中国经商的欧洲人发现,中国官僚腐败,人民穷苦,教育水平不高,于是他们对中国就再也不感兴趣了。

  问:这是不是反映出西方历史研究的功利色彩?

  答:正好相反,欧洲是抱着尊敬的心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因为看到中国的衰弱,所以忽视了中国人的潜力。唯一没有忽略中国的,是美国。

  美国才是非常功利的,他们看到中国这个大国,有庞大的市场,现在可能贫困,但还是要了解它,不要让其他国家把中国吞掉了。他们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注意到中国的潜力,于是发了很多奖学金鼓励中国学者和学生到美国去,这一点他们很有眼光。

  不过美国的中国研究只看现代,可能有些肤浅。不懂得古代,对现在或许会有误解。真正要了解中国,不得不把远古、近古、近代到现代,都好好地研究。

   问:你曾说过,中国要在世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华人知识分子要建立一套自己的知识体系。这次剑桥对华人历史学家的肯定,是不是西方开始承认中国知识力量?

  答:1949年之后,中国很多学者都到欧美去了,我觉得他们没有受到适当的尊重和欣赏,不过这些年来他们教的一批学生,在美国和欧洲得到一定的重视,台湾也一样。这些学者建立了新的学术研究方向,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而中国在1949年到80年代,对传统学问研究很有限,新一代的学者也要一二十年才能看到成就。不过,现在中国几个重点大学里,文科和社会科学的人才不断出现,他们与西方也有相当的交流,学习了西方的理论。

  中国学者有自己的一套马列理论,他们参考了西方现代的理论加以分析和比较,同时回归中国的传统学术,如果这些能融合成一种新的观点,再看下一代能不能全部消化,拿出新的想法,如果能够这样,中国的知识力量就不得了。

  问:中国很多年轻学者在六四后离开中国,从学术角度看,这是不是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

  答:其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原则,就是建立在东西方交流的基础上的,但是他的重点摆在科技方面,对人文科没有那么重视。

  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交流比较困难,基本上西方有它的价值观,而中国有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加上马列主义的价值观,与西方那套有一定的矛盾。

  从中国出去的学生,加上原本就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大家如果能够通力合作,在各方面互相学习,培训下一代,而这些工作已经开始了。大家都是学者,脑子清楚,观点开放,学术上的公开讨论态度越来越开明,这方面我相当乐观。

中国须对国际关系体制深沉思考

  崛起的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但中国还须对现有的国际关系体制做出深沉的思考,以建立一个对中国更有利的框架。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对美国造成的双重打击,未来的国际关系,将考验大国智慧。

  东亚研究所将在6月26日和27日举行王赓武学术研讨会,题目是“中国研究与国际关系”(Bridging Chin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在这次访谈中,我们也请教王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王教授说,“国际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实是很新的概念。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与国际的碰撞,经历了一段崎岖的道路。从开始的不懂国际关系,到怀疑国际关系,到如今中国人对国际关系已经有了自己的把握。

  17世纪以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由各自的皇室主导,一直到建立了民族国家后,才开展了国际关系新篇章,把各国平等关系的概念引进西方近代史。

  反观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就有类似“国际关系”的概念,但这个观念没有系统化。到了秦朝一统后,中国只有“天下”的概念了。邻近的国家如果要与中国建立邦交关系,就得朝贡,接受中国高高在上的地位。

  王赓武教授说:“费正清(John Fairbank)把这样的关系称为Chinese World Order(中国世界秩序),中国并没有和朝贡国有太多的往来,它当时是从国防和贸易出发,建立朝贡制度的。”

  明朝时期,朝贡的规模和体制最完整,但过后的世界局势开始有很大的变化。满清皇朝在19世纪时,凭帝国的姿态跻身西方国家建立的国际关系制度内,但当时它是个弱势、被欺负的大国。二战后的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把世界分化为两派势力,中国也因此无法真正领略国际关系学。

  共产党掌舵后,1971年再次加入联合国。中国领导层当时发现懂得这方面专长的人才不够,于是派学生到国外学习。起初,中国人对国际关系抱怀疑的态度,他们学习国际关系学,是为了对付西方。

  “一直到邓小平主张改革开放,才安排更多人往这方面研究。你可以注意到,从80年代开始,中国对美国的政治越来越了解,另一方面对联合国各个部门的作用,也分析研究得很详细。中国国际关系的学者现在越来越多,而他们分析的方法,都是西方的。”

  摸透了国际关系的理论,并不表示能够驾驭风云万变的世界局势,因为国际关系是不定性的,中国要在这个框架中游刃有余,还得先管理好内部的问题。原则上,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好好地治理内部事务,国际关系就应该是稳定的,但也要记得,国际关系是一种有助于和平的框架,但却无法保障和平。

  对于未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王教授抛出了几个问题:“先懂得理论,中国才能知道自己应扮演什么角色。是接受了然后在里头和其他大国一起斗争?还是一起享受特别地位?或者是理想化地追求各国平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

  他以美国正在为攻打伊拉克的错误决定付出代价为例说,这场战争不仅影响了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形象,其他国家也不认同这个做法。

大国任何决定  都应慎重考虑

  把目光拉回中国,中国现在有了政治和经济实力,每一个举动势必受到关注。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化世界里,大国的任何决定都应该经过慎重考虑才付诸行事。

  王赓武教授总结说:“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天下”的概念中了,若要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国际关系框架,就必须在了解理论之后,通过创造性思考为中国争取机遇。”

要吸引更多年轻知识分子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武吉知马校园,透着清新的绿草和书香气,坐在东亚研究所旁边的小餐厅整理访问资料的时候,旁边两桌人都在讨论做学问的方法。

  1949年,刚刚上马来亚大学的王赓武,就是从这个校园迈进了学术的殿堂,60年后的现在,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王教授希望这里,能吸引更多年轻知识分子一起做研究,结合国大和南大的力量,让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中国以及华人研究的重镇。

  这几年来,新加坡已经成为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科研中心,很多科技人才愿意到新加坡来,而文科与社会科学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国大和南大虽吸引了一些年轻的学者,但是人数还不够。

  虽然如此,王赓武教授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他说:“新加坡以前是有基础的,华校还有南洋大学都办得不错。后来因为政治上的冷战、意识形态的矛盾,使得这方面的发展停顿了。”

  谈到新加坡的中国研究前景时,王教授坚定的语气中充满了激情,他希望政府和学术界共同重视这点。

  “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到,不过基础有了,可以开始了,现在我们要不停地做,而且还要下功夫,把中国大陆、台湾和其他海外那些有真正水平的学者,请到新加坡来。他们在这里,能提拔年轻人,提高知识水平。”

国大南大中文系 这几年出不少人才

  根据王教授的观察,国大和南大中文系这几年出了不少人才,很多学生很认真地想做研究,他们需要适当的帮助和鼓励,让他们到中国大陆或外国的汉学中心去学习,就像对工程和商科学生一样。

  这个愿景绝不是一两个人或者一两所大学所能做到,它需要人们能欣赏这方面的成就,也需要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与鼓励。


1 comment:

  1. 因为工作的关系见了王教授几次,王教授的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相当符合了传统儒者的风范。王教授多年年对于南大前途报告,因为在不适当的时间被拿出来,结果受到不白之冤。我对这事相当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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